受托人违背委托人要求，将探矿权许可证登记于自己名下，委托人可

受托人违背委托人要求，将探矿权许可证登记于自己名下，委托人可提起行政诉讼变更许可，或提起民事诉讼追究违约或赔偿责任

概要：

1、受托人违背委托人的要求，将探矿权许可证登记于受托人自己名下，委托人可提起行政诉讼要求变更或撤销许可

2、委托人也可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受托人承担违约或赔偿责任

3、当事人不能通过民事诉讼对行政机关通过赋权行政行为设立的物权的归属进行变更

4、矿业权兼具民事物权属性和行政许可特性。矿业权的权利行使和救济关涉行政权和司法权的职责分工。

（一）基本案情

　　孙素贤等三人于2004年投资承包奈曼旗青龙山镇向阳所村林地，承包期15年，用于开发铁矿。孙素贤等三人委托玄正军办理勘查许可证，并将委托勘查合同书、林地承包合同书、存款证明、探矿权申请登记书等相关资料及办证资金114万元交付玄正军。2005年12月28日，经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厅批准，通辽市国土资源局对奈曼旗青龙山向阳所一带铁矿普查探矿权实行挂牌出让，并予以公告。玄正军将办证资料上孙素贤的名字篡改成自己的名字，并私刻“辽宁省第四地质大队”的公章伪造勘查合同，用孙素贤等三人交给他的办证资金，以奈曼旗北方建筑公司（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玄正军）名义竞标，将勘查许可证办至玄正军自己名下；2006年2月13日，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向玄正军颁发了《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孙素贤等三人提起诉讼，请求：确认案涉《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归孙素贤等三人所有。

　　（二）裁判结果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玄正军利用孙素贤等三人提供的资金及办证所需资料，篡改名头、制作虚假申报材料，以欺骗手段取得勘查许可证，侵犯了孙素贤等三人的探矿申请权，遂判决案涉《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上设立的探矿权为孙素贤等三人所有。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孙素贤等三人主张玄正军采取伪造资料等方式取得案涉勘查许可权，其应向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反映情况，由主管部门查清事实后采取措施，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玄正军取得的勘查许可证。孙素贤等三人提起的诉讼，不属于民事诉讼范围。二审法院裁定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孙素贤等三人的起诉。最高人民法院经再审审查认为，探矿权的取得须经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的许可，此种行政许可具有赋权性质，属行政机关管理职能。在探矿权须经行政许可方能设立、变更或者撤销的情况下，孙素贤等三人请求确认《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归其所有，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民事诉讼受案范围，二审法院裁定驳回起诉，并无不当。

　　（三）典型意义

　　矿业权兼具民事物权属性和行政许可特性。矿业权的权利行使和救济关涉行政权和司法权的职责分工。探矿权的取得须经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许可，《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的登记、变更等属于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的行政管理职能。委托人委托他人办理勘查许可证，受托人未忠实履行受托义务，采取欺诈的手段，将勘查许可证办理在自己名下，委托人直接提起民事诉讼，请求确认勘查许可证归其所有，是权利救济渠道的不当选择，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起诉是对行政机关行政管理职能的尊重，准确把握了司法权介入的法定边界。本案情形下，委托人可以利害关系人身份向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提出撤销申请，并请求对探矿权的归属依法作出处理；也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对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还可以依据合同向受托人主张违约责任或者民事损害赔偿，实现权利被侵害后的法律救济。

　　【点评专家】李显冬，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点评意见】

　　矿业权为我国物权法明定之民事权利，但其设立离不开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的许可。从行政法律关系分析，案涉授予探矿权的行政许可行为尽管有瑕疵，但依据矿业权登记的公信力和具体行政行为的公定力原理，行政机关的赋权行为既已做出，在该行政许可行为经由行政机关自行审查纠正或者经由行政诉讼司法审查纠正之前，人民法院不宜在民事诉讼中直接认为勘查许可证无效。换言之，有权作出矿产资源勘查开发行政许可的主体为国土资源主管部门，人民法院不能直接以民事审判之司法权干涉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行使行政职能。从民事法律关系分析，委托人委托他人办理矿业权的申请事宜，受托人未忠实履行受托义务，存在欺诈行为，委托人可依委托合同的约定追究受托人的违约责任。

　　本案涉及行政许可和民事委托申请双重法律关系，当事人可以选择不同的权利救济方式。但值得注意的是，民事诉讼仅可解决矿业权设定基础的民事法律纠纷，不能解决矿业权设定过程中行政行为的法律效力问题。已经取得的勘查许可证非经依法撤销或者行政审判，人民法院不能以民事判决直接变动行政许可赋权行为。故本案当事人直接提起民事诉讼，请求确认案涉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归属，要求更改矿业权主体，系权利救济渠道的选择不当。人民法院驳回起诉，让当事人选择最适宜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既是对行政机关监督管理职能的尊重，也准确把握了司法权介入的法定边界，为司法实务中如何处理矿业权设立环节的物权归属问题，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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