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庆洪案红与黑

黎庆洪案红与黑

2012年09月19日12:55 来源：新商务周刊  作者：陶荫然 郭文俊

一个地区局部的法治环境落后和司法不公，已经无法阻挡中国体制内“健康力量”总体上的发展进步。更多的普通公民开始习惯于用“法律”同公权力叫板。

NBW记者 陶荫然 汪峥 郭文俊 姜子健

历时4年的黎庆洪案即将进入尾声。 2012年8月31日，贵阳市中级法院二审合议庭通知辩方律师，表示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据预计，终审结果最快9月底前见分晓。

这一广受关注的打黑案件，经历了贵阳市中级法院一审、贵州省高级法院发回重审，到贵阳中级法院指定小河区法院重审，贵阳中院终审。漫长司法拉锯过程中，对案件事实和法律的认知，控辩双方分歧极大。法庭上下，双方在程序和实体上激烈交锋，再加上黎庆洪的特殊身份，涉案人员纷繁复杂，致使审判旷日持久。

贵州黎庆洪涉黑案从启动、反复、扩大化到“小河审结”，恰好经历了这个国家打黑态势的起落。

决定案件走向的小河法院一审，在今年7月23日收尾。57名被告人，其中一号被告黎庆洪多达7项罪名的起诉，57000余字的起诉书，200多卷的案卷材料，上百名律师的参与，显得33天的开庭审理仍显仓促。为节省庭审时间，实体证据上，公诉人放弃了三分之二证据的举证。

这一刑诉史上并不多见的标志性战役让少数一部分人获得了自由。91000余字一审判决书中，原被控“组织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54名被告人有5名被法院全面认为不构成犯罪，十几名被告人摘掉了涉黑犯罪的帽子，包括被控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二号被告黎崇刚。但目前仍有14名被告人在押，近40人涉黑罪名成立。其中周泽与杨金柱律师共同为之做全面无罪辩护的1号人物黎庆洪以4项罪名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

超过100名律师的司法资源介入，24位优秀律师的法律援助活动，微博舆论资源的投入，令黎庆洪案二审走向仍具高关注度。该案8月6日上诉期满后，第二日即在贵阳中院立案，高效进入二审程序。

在重庆打黑模式式微的大背景下，如何在下一步的打黑行动中实现法治化——既打击真正的黑社会组织，又保护公民的正当权利和自由，已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贵州黎庆洪案中显现的“体制内的健康力量”，尽管极其微弱，无疑也给公众带来了对中国司法的信心。

如何理性看待黎庆洪案的“黑与白”？“体制内健康力量的胜利”预示了什么？近日，《新商务周刊》记者专访了浙江京衡律师(集团)事务所律师陈有西、著名律师张思之、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律师斯伟江和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

                                      律师的声音

《新商务周刊》：历时4年的黎庆洪案，给了公众一个辨识此案的机会。小河法院宣判后，多有律师提及该案中刑事诉讼、辩护程序中的漏洞和瑕疵，我们应如何看待？该案中律师的表现尤其引人注目，其对小河庭审产生怎样的影响？

陈有西：小河法院一审的案子（以下简称“小河案”）呈现出的主要问题，是程序问题。尽管检察院和法院都进行了抗争，检察院进行了退查，法院进行了发回重审，但在这种程序的影响下，司法的审查和把关的环节都出现了异常。其他的后续问题，都是由于这一基本的大问题派生的。小河案体现了中国的审判权受外力干扰、司法制度不独立的后果。

张思之：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执法过程中，律师和公检法的责任和任务是不一样的。在这两种任务之间，律师和公检法会发生矛盾，这个不一致是在法律轨道上的不一致，是两种责任、两种任务的不同，而不是两种势力的对抗。

另外，律师的作用就在于要同公检法有不同的声音，如果说在一个案子里，律师的声音和公检法一样，那律师的存在就没有意义。从这个角度来讲，可以讲是两种声音的不同，不要把它看成两种势力的对抗。

贺卫方：说到小河案，我会想到重庆。当年那里有人一手遮天，造成很多问题，放到今天，其造成的后续问题处理起来依旧非常困难。小河案还只是一起个案，但它在特殊的时期却成为了舆论关注焦点。主要问题，还是在于我们缺乏一个合理的机制，使法院能够不受干扰地真正独立行使它的职能。

现在公检法之上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把整个体系有效动员起来。实际他们也想控制律师，比如说通过司法行政机关对律师的行为进行抑制甚至打压。幸而出现了一大批非常勇于担当、有非常好的道德勇气的律师们，他们为了正义，为了推动这个法制，根本不顾及自己的个人利益所受到的损失，令人敬佩。

我们在不同的国家律师演变过程中可以看到，律师为自己的客户独立进行辩护的权利是否得到尊重，往往是一个社会所是否能够实现真正平稳过渡，有效公正地解决社会转型期利益纠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保证。正是这样一种能够跟政府保持距离的独立律师，能够让人感觉到这个国家的法律还有希望，可以指望得到一个公正的法庭审判。

管辖权争议

《新商务周刊》：小河案再审的二审管辖权仍然被指定为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些律师也正准备移交管辖权。对此，管辖权应该怎样处理？在整个司法程序中，如何最大限度地保障案件管辖的正义性？

陈有西：我认为小河案管辖的程序问题是一目了然的。

1.发回重审的审理法院，是原审贵阳中院，中院无权往小河交这个案子而由自己终审——这等于逃避了高院的二审监督；

2.这不是一个新案，说是新案是不符合基本事实的，因为无权改变原高院的发回审判的主体；

3.如果是新案，原200本案卷的审理证据，要全部重新侦查，而本案全部是用原证据在举证判决，因此是老案；

4.本案起诉书有57个被告，是大案；有人命，有重伤，是要案；明显要判无期以上，应中院一审，法院无权在审判前就说会轻判某某人无期以下；

5.贵州打黑第一大案，是省内有影响的大案，法律规定中院一审；

6.本案没有一起犯罪事实同小河有关，指定到小河法院审理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因此，小河的审判基础和合议庭的成立都存在问题，这是律师抗争的主要原因。律师抗争中的方式可能有不当，但基础是正确的、正义的。

斯伟江：这个管辖确实是没有依据的。当地法院还是按照1979年制定的刑诉法来管辖，当时的刑诉法可以直接把自己管辖的案子拿给下面去管辖，但在1996年修改刑诉法的时候，把这一点给修改掉了，地方司法系统还是按照老样子干，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另一个旁听席

《新商务周刊》：有人提出小河法院的审理，中央司法机关派出督导组和高层司法人员“坐镇”，当前司法当局从上到下，是如何看待中国律师制度的？

张思之：最高法院对于下级法院的审判活动，没有必要没有理由派督导组，因为审判是独立的，现在督导什么呢？你不用督导法院，一个电话就解决了，这个督导组一定是看律师在诉讼里面怎么活动，而法官又是怎么对律师的活动进行交锋、进行交流的。它是冲着律师来的，显然，派督导组的人，把律师看成了“异己分子”，完全没有必要。他认为你是站在政府的对立面的，律师从责任出发给当事人做辩护，他就觉得你跟他们是对立的。

斯伟江：督导组的存在，客观上来说是好事情，如果没有督导组“坐镇”的话，律师杨金柱就危险了。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有时法庭上的法官会突然“转换频道”：一开始讲话时是完全口语化的，但有时发现他突然会“念”出一段话，完全是书面语……他们的电脑是连线的吗？

陈有西：据我的了解，这些来自中央公检法司的观察人员，在一个多月的审判中，通过旁听，保护了律师的辩护权，促进了小河法院第二阶段审判的理性，对全案的回归理性、实事求是、降温判决是起了作用的。

“黑社会”副作用

《新商务周刊》：在中国司法界，“打黑”罪名该不该废除？有多少“打黑”借此之名沦为“黑打”？

贺卫方：我觉得真的要特别警惕这种“黑社会”罪名的频繁出现，稍有看得不顺眼就把它当成“黑社会”。现在有些地方出现这种趋势，而且打黑经常会跟企业家捆绑在一起。打黑无限扩大的结果，往往使得民众对整个社会出现的个别犯罪状态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它把所有人的关注点都吸引到“黑社会”问题上，无形中就转移了大家应该更加关注的东西，比方说官员腐败，比如我们的司法制度、政府制度。

斯伟江：在国外，黑帮杀人就判杀人罪，抢劫就判抢劫罪，该什么罪就承担什么。但是，如果你再去创造一个“黑社会”，其实主要目的还是防范涉贪，“黑社会”是形式上的打击涉贪的一种方式。其实你个人犯了罪，杀人、抢劫，该怎么判就怎么判，但是要搞一个综合的罪名，我个人觉得是没有必要的。

陈有西：打击黑社会犯罪是必要的。在重庆审判中我们也一直这样说。我们抨击的是把正常的企业家当作“黑社会”乱打，即“黑打”和“打黑扩大化”。

现在部分地方打黑中已经暴露了严重的问题，把一个几十年的企业中工人的打架、企业间的内部纠纷、违规经营、保安打人、涉税犯罪、公司虚假注册，几十年加到一起，人为地层层叠加，然后包装成“黑社会”，最终把企业主判了，把全部财产没收入国库。

所以，法学界现在有一种呼声，取消“黑社会”罪的罪名，涉及到什么罪就定什么罪，不要再搞个包装罪名，因为现在这个罪名副作用非常大。

刑辩未死

《新商务周刊》：为什么程序辩护在中国几无可辩？就是从程序违法来辩护的，最终都失败？此案后，律师发出刑诉辩护已死，刑诉辩护还有出路吗？

张思之：程序方面的辩护很重要，因为程序不公正，很难保证实体的公正。现在不能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说是程序上的辩护都失败了。我们只能讲在这个案件里，法院没有采纳律师的正确意见。

此案之后，刑辩已死，这个说法我认为是不准确的。刑事辩护不单继续存在着，而且一定会有所发展，以后会变得更好。就一般来讲，我们的律师也在进步，我们的年轻人也在成长，不能因为这个案子里面的辩护失败了，今后都是失败的。

陈有西：所谓程序辩护，主要是指管辖争议、刑讯的非法证据排除、审者不判判者不审、律师权利被侵犯、超过审判时限、不断退查和超期关人。

在中国，这主要是部分法院不严格执法，自己违法，同意姑息甚至帮助公安和检察机关共同违法造成的。部分法院不守法，这是中国司法最大的问题，但是我认为解决这种现象任重道远。这是中国律师一直感到悲哀和悲愤的原因。

法律观念上的原因，是长期的重实体轻程序，程序违法没有后果，没有人去追究公检法办案人员的责任。刑事诉讼法也给了很多的让公检法违法裁量的空间。很遗憾的是，我们这次刑诉法修改，仍然没有堵住这种漏洞。

因此，说刑辩已死未免过头，说“长期困境”还是确实的。

“体制内的健康力量”

《新商务周刊》：小河案宣判后，出现了两种结果，一种是盛赞“体制内健康力量的胜利”，另一种截然相反，你怎么看？

张思之：“体制内健康力量的胜利”这个提法，我认为是不准确的，司法界的“倒退”也谈不到，小河法院无非是办了一个案子，你不能从一个案子来推断整个行业的“倒退”，那是不合适的。但也不能说是律师的胜利，只能讲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尽管很小，但还是起了作用。

陈有西：说体制内没有健康力量，这是个别律师一时的悲愤之语。没有一个人会真正认为洪洞县里无好人。

中国法治恢复30年，大量的优秀法律人在国家机构里面，即所谓体制内。公安、检察、法院、司法、监狱、法制局、人大法律委，这些机构里面，集中了中国目前最优秀的法律人。并不是中国的23万律师才是希望。

说实话，律师的总体素质是远不如体制内的法律人的。体制内的大多数是有良知，有法律信仰的。他们在一些个案中不能坚持原则，办出冤假错案，甚至故意帮助作恶，明知错案也帮助完成程序，但这毕竟是个案现象、少数现象，是我们的某些体制造成的。

所谓“一厘米权”，也是指可开枪，放一码。但是当要你执行时，你的枪口是绕不开的。你要适应，在有限的权力范围内做点有良知的事。否则，就只有出局，那会进一步劣币驱逐良币。因此，现在特别需要一种对体制内健康力量的理解。

    斯伟江：小河案，实际上是中国目前司法现状相对落后的一个缩影，它全方位地暴露了我们这个苏联式执法的弊端。但我相信，无论要等多久，迟早是有人要承担责任的。

贺卫方：我总觉得无论胜败，大家这么努力下去，就会有一个渐变的过程，胜利会越来越多，败仗会逐渐地慢慢减少。最终有一天可能会走向法制。要努力，要积极主动去推动，绝对不应该因为一个战役的失败，就觉得未来的司法没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