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作剧发短信“你老婆在偷人”成被告

　　受到恶意短信

　　原告王某系海安县角斜镇人，在连云港海船上打工。2008年8月16日晚上7点多钟，正在海上作业的王某接到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手机短信。王某至今还保存这条给他带来不尽烦恼的短信，这条短信的内容只有12个字：“次龟，你快回来，你老婆在偷人”。王某仔细回忆后，怎么也想不起来这个手机号码是谁的。

　　这条只有12字的短信让王某愣住了，他再也无心工作，恨不得有一对翅膀立马从海上飞到海安角斜镇的家中。王某事后表白：接到短信，我心里很难受，信息给领导看了，领导也支持我回来，他也知道我不回来不会安心工作。

　　当时，船在海上，尽管王某又气又急，但船不可能为他一个人靠岸。王某说，如果当时在岸上，哪怕在夜里，他也要赶回海安。

　　妻子深感羞辱

　　王某和妻子结婚将近十年，夫妻感情很好，他相信妻子不会做出这种对不起他的事情。但心理压力很大的王某还是打了一个电话给妻子，说明短信内容，叫老婆查一下发短信的手机号码，看看是朋友开玩笑，还是有人有意识看他们的笑话。

　　王妻在家忙着接单做一些手工活，接到丈夫打来的电话，她感到非常奇怪，也感到非常羞辱。王妻接受采访时表示：接到电话，我心里很难过，我在家里做加工出口的活，起早带晚，每天做得累死了，我就是偷人，也要打扮也要有时间，但我没这个时间。王妻在电话中坚决地表示她绝对没有做对不起丈夫的事儿，她再三表示：“你要相信我，我绝对没有做。”

　　当听说丈夫还要不辞辛苦地赶回来时，她一个劲地劝他不要回来。她对他说：“我们为小孩挣点钱不容易，你回来损失多大呀！”但王某坚决地表示，不论是不是开玩笑，一定要回来将事件搞个水落石出。

　　查明发信手机

　　三天后，海轮靠了岸，心急如焚的王某立刻乘公共汽车回到家中。这个时候，王妻已通过移动公司查到了发那条短信的手机机主——一位住在他们家附近的姓缪的年轻人。

　　王某当即火冒三丈，当天夜里就拨响缪某电话，要求缪某说清楚。缪某则问王某是不是打错电话，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随后挂断电话。第二天，王妻也打电话给缪某，要找他“算账”。缪某尽管有些莫名其妙，但感到事件没那么简单，变得认真起来。

　　缪某初步弄清事件原委后，明确表示：这事算我倒大霉，但不可能是我发的，我们之间并不认识，无仇无怨，也不知道你们的手机号码，无法发信息给你们家任何一个人。当得知发短信显示的时间是8月16号晚上7点39分钟时，缪某告之，其时手机不在他身边，而放在他家隔壁的尤某摩托车修理店里充电，当手机充电时他在店外玩，后来发生什么事他不知晓。

　　一怒状告机主

　　如果按缪某的说法，这个事件就显得有些蹊跷了，既然发短信的那个时间，手机不在机主手上，那么短信到底是谁发的呢？又是谁向发恶意短信的人透露了王某的手机号码呢？这一切似乎成了一个谜。

　　王某夫妻越想越气，这突如其来的事，真是伤财劳神，从外地赶回来不仅产生了交通费用，夫妻二人的精神损失算算也不小，这一切谁来承担呢？王某夫妻想来想去，还是应该找机主缪某。王某事后解释：我只有找机主，其他人我不好找，这是你的财产，你应该保管好，就像你的身份证丢了引起的事情，就应该你负责一样。

　　9月初，王某一纸诉状将机主缪某告上法庭，要求缪某赔偿精神损失以及来回交通费用10000余元。起诉时，王某向法官再三强调：我起诉到法院不是为了钱，法院给我一个说法，当事人有个道歉的意思，我就不去追究这个事情。

　　案外人赔钱款

　　当得知王某夫妇将机主缪某告上法庭后，摩托车修理店店主尤某主动地提出赔偿1000元，尤某母亲又拿了1000元给王某。

　　尤某为何主动拿钱呢？采访中，记者问：“有没有看到谁发的？”尤某说：“这可能是个误会，我也不知道他的号码，现在怎么说呢，找不到人就是我发的。”尤某还陈述：“他说手机在我家里，事情发生在我家里，我站出来打个招呼。”

　　得到赔偿后，王某夫妇向法庭提出撤诉。开庭前，法庭裁定准许撤诉。

　　然而，没过多久，尤某得知母亲另外给了一笔钱，上门争吵把钱要了回去。

　　据悉，气愤不已的王某夫妇已再次提起诉讼。这起手机短信引起的纠纷再起波澜……

　　点评：日常生活中，搞点恶作剧或开开玩笑本属正常，但如不注意对象、方式、场合等，恶作剧或玩笑不当甚至过火，就可能给自己和他人带来精神和身体上的伤害，一定情形下还可能因为侵害他人名誉过深导致官司缠身。

　　名誉是指社会上的人们对公民或者法人的品德、情操、才干、声望、信誉和形象等各方面的综合评价。名誉权是以名誉作为客体的，由于名誉作为一种社会评价表现在外部，极易受到伤害，因此需要确认主体的名誉权，从而对名誉予以保护。我国《民法通则》第101条规定：“公民和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由此可见，所谓名誉权是指公民和法人对其名誉所享有的不受他人侵害的权利，它是人格权所包含的内容最为广泛的一项权利。名誉权具有如下特征：1、法定性，是法律赋予公民和法人所享有的一项权利；2、客体是名誉；3、专属性，是主体所固有的、与其人身不可分离的权利，它既不能转让，也不能受他人的剥夺，也不能由主体随意抛弃。4、名誉权为特定的公民和法人所享有的权利。

　　我们应当认识到，名誉权尽管受到世界各国法律的普遍保护，但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一定的容忍和宽容，如果社会过度保护名誉权，也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因此，构成名誉权责任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否则受害人不能就名誉权受侵害主张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7条规定，是否构成侵害名誉权的责任，应当根据受害人确有名誉被损害的事实、行为人行为违法、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来认定。上述构成要件从学理上概括为：行为人实施了侮辱、诽谤等行为并指向特定人，行为人的行为为第三人所知悉，行为人主观上具有过错。侮辱行为主要包括暴力行为侮辱、语言侮辱、文字侮辱等。语言侮辱，即用语言对他人进行嘲笑、辱骂，使他人蒙受耻辱、名声败坏。行为人作了一定的姿态表演有辱他人人格的，也属于语言侮辱。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规定：“自然人因下列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一）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二）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三）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该解释第8条则规定：“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但未造成严重后果，受害人请求赔偿损害的，一般不予支持，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形判令侵权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因侵权人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民法院除判令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外，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解释第10条同时规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

　　在当今中国，有夫之妇与他人有不正当两性关系，其夫被戴“绿帽子”，夫妇二人都会被社会贬低评价，从而影响名誉。本案中，原告王某受到恶意短信后，由于心情郁闷将短信拿给领导看，符合人之常情，导致短信公开化的后果应由发信人承担。因此，本案发信人主观过错明显，其通过手机短信实施了侮辱、诽谤王某夫妇的行为，并以王某夫妇为特定指向对象，且其所发短信内容为第三人所知悉，故发信人的行为构成对王某夫妇名誉权的侵害。

　　从上述分析不难看出，手机短信侵害名誉权与传统语言散布、网络散布侵害名誉权在“公开”方式上有很大不同。后两者相对比较容易判断，前者相对困难。比如本案的短信内容，发信人“借助”受害人的行为才得以散布，表象上信息公开化的过错完全在于受害人。如果缺乏深层次理解，容易将审判形式化，让法庭成为巧言善辩者弄潮场，实质正义难以伸张，不符合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三个至上”基本要求。在中国语境下，考虑当事人其时的特殊心情，应推定受害人公开信息的过错责任由发信人承担。

　　综上所述，本案发信人对受害人构成侵害名誉权不容置疑，至于谁是发信人则应由接下来的审判确定。但本案发送恶意短信引发官司的教训，确实值得每一位读者引以为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