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赵作海案看刑讯逼供“零成本”

    显然，刑讯逼供在公众眼中早已是普遍流行的显规则，甚至于“进了公安局没有不被打的”，哪怕你是什么都没做过的守法公民，进了那地方你就毫无人格尊严与公民权利可言，交钱认罚并挨打认罪成为唯一的选择。用赵作海案当年办案刑警的话说，“叫你死，你就该死”，一枪把你崩了，还说你是逃跑。无数事实证明，他绝对没有说大话，那些不断发生的莫名其妙荒谬至极的“××死”就是最好的例证。

    在打死人不偿命的刑讯逼供机制下，赵作海选择承认杀人，无疑是一次最为明智的选择，尽管等到被害人“复活”的概论小之又小，但总比那些随便给个理由就稀里糊涂“被死掉”的人强太多了。从佘祥林到赵作海，从聂树斌到无数莫名其妙“被死掉”的公民，刑讯逼供为何始终如此肆无忌惮张狂透顶，却从来得不到任何有效的遏制？——如果这样的追问得不到回答，那么所谓“纠正错案”实在不过信口雌黄。

    在赵作海与记者的对话里，有一句让我印象最为深刻。记者问：“有没有想过追究相关负责人的责任？”赵作海答：“那是公家的事情。国家说他不行，他就不行，我说不行，也没用。”一个公民被进行了非人折磨，然后投入监牢十数载，闹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如今侥幸得以沉冤昭雪，却不能向当年那些豺狼虎豹们追索权利，这是何等的权利贫困与权利悲哀！然而赵作海说的完全是客观事实，他根本没有追责的权利，社会公众自然更没有，这一切都只是“公家”自己的事！

    当地的政法官员这几天非常勤快频繁的向赵作海道歉，并不时施以数额不等的小恩小惠，“绝不回避错案，现在就是要依法纠正这个错案”的高调更是喊得震天价响。可是我非常想问一句，你们准备拿什么去纠正错案呢？道歉外加一点由纳税人负担的赔偿？为什么当年的办案者明明大多仍在系统内，且多数已获升迁，出来唱高调的却总是部门集体？

    大多数情况下，迫于公权报复的暴力淫威，刑讯逼供一般不会有任何麻烦；即使碰到打死了人的麻烦，也仅需给出一个愚蠢而荒谬的解释搪塞即可；再倒霉些，碰到死人复活这种事，最后亦不过是，赔偿由纳税人来出，道歉由部门集体来做——总而言之，荣誉利益皆是个人的，责任过失却是集体的，刑讯逼供对个人而言完全“零成本”，焉能不去“爽并快乐着”地在公民身上“合法”寻求变态暴力之快？

    遏制刑讯逼供泛滥，机制完善方面要做的有很多，比如保护律师或亲属不在场时的公民沉默权，比如加强对恶警的处罚力度和各方监督等等；但眼下顶重要的一件事应该是，将恶警从部门集体的隐身保护中拉出来，公开当年那些办案人员名单，特别是实施刑讯逼供的恶警名单，让其为自己的违法行为依法承担法定责任。倘若出了赵作海这样大的案子，恶警都能从容隐身，结果将无异于对刑讯逼供的变相鼓励。（舒圣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