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不惊人死不休

——《不要用西方的词来讲中国的理》赏析

张会新

    我相信，“语不惊人死不休”是古今中外许多作家写作的崇高追求。当我们吟咏杜甫、李清照们诗词，阅读莫泊桑、马尔克斯等大师们的小说时，我们在惊叹那些惊人的语句之余，又感到极大的审美享受。另有一类“作家”从另一个角度达到了“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程度，譬如文革时候的一写大字报和批判稿，再譬如1990年代出现的“可以说不系列丛书”；但说实话是这样“石破天惊”的文章好久不大出现了，所以就显得比较“珍贵”了。2008年4月22日《环球时报》的“国际论坛”版面中刊登的《不要用西方的词讲中国的理》就是一篇“惊人”的文章，作者是一位叫相蓝欣的教授。是奇文就应大家共赏析，但你真要去读原文的话还是要有点心理上的准备。尼采说过：想读我的文章吗？那你要有一幅好胃和好牙口——读相教授的文章也要有这个基本功才行。

    接下来的工作其实挺难。打个比方，当你听一位八十来岁刚患了老年痴呆的老妈妈絮絮地做了半天政治思想工作以后，要为之作一个简明的“谈话纪要”；或者面对一团完全乱了的毛线，要理成一个漂亮的线团，是不是很难？文章乱糟糟的不讲什么逻辑，想给它整理一个中心思想并不容易。但我还是勉力为之，总结出以下几条重要论点：

    一、“传统的政治思想没有过时”，孔子的为政思路比西方的政治科学高明了许多，所以改革的大方向是“中体西用”；二“民主化”不适用于中国；三、不能用来自西方的概念来阐述中国的事情，特别是政治问题。

    我相信，就是讲“君主立宪”的康有为看了这文章，也会觉得这些人太过迂腐。学过高中历史的人都知道以下基本事实：鸦片战争的大炮打破了我们天朝第一的美梦，一连串的条约让百年后的我们读来都感觉羞耻万分。于是，“有识之士”认识到，蛮夷也不是完全一无是处，在所谓“奇技淫巧”方面他们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但天朝的政治法律制度文化意识还是世上最完美的，不能动。于是便开始了一场虎头蛇尾的“洋务运动”。这一运动的目的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其基本原则就是“中体西用”。历经几十年的营造，大清建立起了两支规模不小的海军，刚打完了太平天国的淮军将领上了船，拖着大辫子举着大烟枪当上了海军的指挥官——这应该说是符合“中体西用”的原则了吧？但两场仗打下来后，两支海军分别被法国和日本海军给灭掉了。到那时候，真正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中国的政治方面的“体”也是靠不住的，有必要加以全面地检讨和改革。于是“改良派”和“革命派”相继出现了，辛亥革命之后，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随后的新文化运动，先驱们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向“专制”和“愚昧”开战。新文化运动在相当大程度上将我们从思想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其意义无论如何评估可能也不为过。事实上，对于新文化运动多年以来基本是正面的，但也有相反的声音，如这篇文章就是一例。但无论其扮成怎样的一幅道貌岸然的面孔，操着怎样义正词严的强调，在当今之世，如此的鼓噪只能如同秋后的蝉音一般不合时宜。他们越是严肃，我们就越是觉得可笑。

    在洋务派看来，所谓的体就是政治法律制度和文化观念，这些东西是要留住老祖宗留下的一切，不能动的；用，就是工程技术方面的东西，可以向洋人学习。那么，相教授认为万万不可擅动的“体”是什么呢？就政治体制而言，是要复兴清朝的三院六部式的体吗？还是追溯地更久远一点，恢复到周朝的分封制吗？相教授在文章里很明白地讲过：孔子的政治思想比西方高明许多，而孔子最大的政治愿望是克己复礼，他一辈子孜孜以求的就是能做一个当代（西周的中期）的吕望或周公，“坏掉”了的政治制度经他之手重新建立起来。但他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正如吕布韦说的，是“刻舟求剑”般地愚不可及。难道相教授发誓决不能丢的是这个吗？那我们不得不替他捏一把汗了，孔子这样圣人都做不到的事他能行吗？如果不是清的明的一直到西周的政治制度，那么他所谓的“体”是什么？是模仿苏联建立的政治体制吗？这好象也不对，也有问题。其一，就算是在模仿的过程中有一些我们自己的创造，但毕竟是模仿——毛主席说过，苏联是大王八，我们是在后面跟着学的小王八——由此看来创造性不大，因此严格说来那不能算是我们的体；其二，这过来的三十年，我们一直在改和试图要改的不正是这个“体”吗？

    在法律方面，我们要保留的“体”是什么？我是学这个专业的所以相对有一点发言权。我们现在的法律，从民法到商法，从行政法到刑法，基本上都是从大陆法系里移植过来的。台湾的著名学者李敖曾学过法律，对法律也不是外行；此人喜欢用数字做定量分析。据他统计，内容庞杂的现代民法中脱胎于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只有一个“典权”！这真是令人失望的一个统计。如果一定要保留好我们法律的“体”不受污染，不知道相先生推荐我们使用哪个朝代的法律？是《永徽律》，《宋刑统》还是《大清律例》？抑或是《六法全书》？

    所以我要说这位相教授可真是少有的老朽了！

    相教授的第二个高见：“民主化”不适用于中国。

    可以看出，相教授先生对民主有着极大的仇恨，但我们不明白原因是什么。因为他没有展开说。但他说过这样一件事很有意思：他曾在美国做过教授。期间，他多次向美国相当有名的政客和学者发问同一个问题：“中国为什么一定要走西式民主化的道路？”结果是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他这高深的问题，他们“似乎集体失语”。坦白地说，读了这段话，我禁不住笑了；我相信很多读者会有与我相同的感受。对此我有以下几点想法：

    第一点，“民主”前的“西式”这个修饰词其实完全多余。为什么？因为民主这个东西如同爱滋病一样不是出自国产，它就是来自西方。当它被译介进来的时候学者们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汉语词汇来对应它，可能又觉得它无比重要，所以匆匆地给了它一个音译的名字叫“德漠克洛西”，真难听。要感谢日本借给我们一个基本符合了“信达雅”的译词。众所周知，皇权下的全体人口都是皇帝的“臣民”，因此也就谈不上民主这回事。中国没有原生态的民主，东方其他国家或民族有吗？简单地翻翻世界史就知道，没有，根本就没有“萌芽”过呢。

    第二点，“民主”这个东西好不好？这个问题就有点复杂。我们已目睹了太多“丑恶虚伪的民主”、“颟顸低效的民主”、“议场时吵吵骂骂耍猴的民主”、甚至“导致流血的民主”——一句话，民主似乎不是个什么好东西。但我还认为民主它是个好东西——至少还不能算是个坏东西。其实，当民主脱离于抽象的观念作为一种制度被确立的时候，立法者们就知道它可能存在的种种弊端，认为它不是一个完美的东西； 但与“专制”而言，它是一个“不坏”的东西。

    第三点，走民主化法治化的道路我党早就确定了的方针，难道这位相教授认为这么多年我们党的基本方针是错的吗？再说，作为一种政治制度，民主与专制之间没有多少中间地带的；既然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景不可能是民主化”，那将会是什么呢？是君主立宪，还是帝制？

    真实也好，虚假也罢，美国人其实早已适应了民主，在他们看来，民主好象是阳光和空气，而专制就是阴霾和毒雾；想象一下，如果一个人很认真地问我们：我们为什么要阳光和空气，不要阴霾和毒雾，我们会不会笑呢？这是相先生自然流露的幽默，这点也是整个一篇逻辑混乱狗屁不通的文章中最亮的看点。

    民主也许不是个赏心悦目可以把玩的好玩意，但我们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让相教授如此义愤至填膺，怒而不可遏。从逻辑上讲，不愿意做民主制度下的“公民”，那应该是想做帝制下的“臣民”了，这里面可能就有一个心理学上的原因了。其实是有一个英文词来界定这种情况的，但鉴于相教授不提倡“用西方的词来讲中国的理”，就不用了吧。这个词翻译过来就是——受虐狂！

    相教授的第三个“高见”：要用中国的词来说中国的理。

    他认为：我们平常司空见惯的词语，如“政治”、“民主”、“民主化”、“平等”等等，都是内涵空洞的；而与这些概念相对应的我们祖先传下来的词语倒是言简意赅含义在丰富的。还有的词语非但含义不清，且则很可能是西方人故意捣鬼，如“美利坚合众国”这个名字事实上就隐藏了一个惊天的大阴谋：他们是故意弄得意义含混为以后的扩张和侵掠制造了借口！相教授真是大学者！天不生教授生，我辈永处长夜中啊！相教授的学问真是令人惊绝。

    作者随手地举几个例子，就令人那么地“触目惊心”。比如说“平等”这个就有问题：世界上有平等这回事吗？或许有或许没有，要看情况，对接受了《创世纪》的人来说是有的，对其他的人就没有；“民主化”是什么？就是西化！而且只有接受了基督教的末世论，才行得通。说实话，看了这一段高论之后我真有点伤心：我是毫无宗教信仰的人，但我对平等和民主却是无比推崇，我认为他们具有很高的“普世价值”（这点也是相教授尤其反对的），而且认为：如无平等，必有奴役。我更喜欢做一个贫穷的自由人，而不愿做富余的“奴才”。如果这住相教授的观点成立的话，我就只能当“无信仰的奴隶了”，非但此生没有机会做人格独立的人，下辈子都甭指望。同样，“政治”这个概念也是如此，用了日语中现成的词，既“脱离时间的空间和基督教神学背景”（注：是原文如此狗屁不通），又丢失了中国传统的“政”和“治”的要义，成了空洞而无用的壳！即使为了传承孔子荀子们伟大而丰富的“为政思想”，我们决心摒弃“政治”这上名词不用，不知道相教授准备推荐一个什么样的名词来代替呢？

    我原以为，经历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平等”、“公正”、“自由”以及民主等观念应当已是深植人心了，但读了相教授的这篇大作才知道我错了，真是受益匪浅。但同时，我又感到有些不安：作者的身份是复旦大学特聘的教授，当然负有传道授业的崇高使命，如此荒诞不经的观点传授给学生，那不是犯罪吗？

（作者简介：张会新，男，上海海脉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平生最痛恨的是道貌岸然的学术骗子。联系方式：Email:zhanghuixin2002@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