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包铁军狂杀4人事件调查

　　“啪”的一声枪响，子弹打穿了尼桑车轮胎。听到枪响后，司机疯狂地开着尼桑车逃跑。四面围捕的警车将尼桑车围了起来。在追击的途中，一辆警车死死咬住尼桑车，不断地向尼桑车碰撞。在不断的撞击下，尼桑车终于倒在了路基下，驾车男子被警方迅速抓获。

　　这是通辽市科左中旗警方抓捕特大杀人嫌犯包铁军的惊心动魄一幕。

　　3月10日，包铁军手持杀猪刀，将一位64岁的妇女、一对中年夫妻和一位中年人共4人残忍杀害。

　　科左中旗警方称，这是该旗近七八年来罕见的一起特大命案。

　　该案的发生，当地坊间首先感到的是震惊，与包铁军相识的人觉得难以理解，因为被杀的四个人与包并没什么仇恨，乡亲们感到的多是无比惊讶。

　　不仅如此，两个月过去了，血腥的一切依然让当地的人们伤痛着，附近的邻居们感到后怕，甚至以前夜不闭户的人家，案发后晚上早早锁上大门。

　　据了解，包铁军曾因盗窃罪服刑7年，后因偷水泵，被劳教一年半。一个39岁的农民，一个两次受到法律制裁的人，一个人生的失意者，缘何将屠刀举向无辜的人们，这背后的故事值得反思。本报记者通过深入采访，梳理了一个杀人者的悲情人生。

     连杀4人

　　3月10日，包铁军的心中充满了仇恨。这是因为张恩友不断地向他讨要债款。包铁军觉得张恩友非常可恨，一个杀人计划在他的脑海中形成。

　　几天前，包铁军所在的村子来了一位叫郭淑琴的老人。郭是外村人，她的女婿、女儿外出打工，老人来给他们看门。包铁军突然想到，郭一个人在家，很少与外人走动，她家是最佳的杀人场所，于是决定在郭家杀死张恩友。

　   第二天，张恩友又来找包铁军要钱。包说正好弄上了钱，不过得去郭淑琴家给钱。之后，张恩友跟着包铁军开车去了郭淑琴家。

　　郭淑琴所住的家是三间土房，没有大门。包铁军和张恩友下了车。这时，包抽出事先准备好的杀猪刀，朝张恩友刺去，张当场死亡。

　　郭淑琴目睹了院子里的杀人场面。包铁军怕郭淑琴走露风声，就把吓得打哆嗦的郭弄到屋里，活活地掐死。

　　当看到屋子里的两具尸体时，包铁军决定疯狂地杀下去，杀掉所有曾经与他过不去的人。之后，包迅速把窗帘拉上，把铁门关上，对现场进行了简单处理，然后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驾驶着张恩友的车，驶向六家子嘎查西北的林带里。他握着杀人时用的刀，在车上休息了一会儿。

　　中午，包铁军徒步回了家，在家里吃了午饭。饭后，包开着车把妻子送到了宝龙山镇，并和妻子一起看望了孩子。包对妻子说有点帐去要，让妻子先回家。此时，包铁军已计划好去杀下一个目标——在一年前有经济纠纷的王大发。

　　天黑后，包铁军从宝龙山雇汽车到了六家子嘎查西北的林带，开着张恩友的车去找王大发。

　　到了王家已经是晚上9点，王大发一个人在家。包佯装让王开车送自己回家，王答应了包的请求。

　　双方谈妥后，王大发开着车去接自己的妻子张凤荣。王、包、张三人坐车重新回到了王大发的家中。回家后，包铁军再次提出要王大发送其回家，王说可以。然而，就在王大发弯腰拿钥匙之际，包铁军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杀猪刀，向王大发刺去。王倒下后，包铁军把王妻拉到另一屋内，用布带将其勒死。

      那个时候我完全疯了

　　包铁军为何如此残忍地连杀4人？

　　“本来买车我就吃了亏，可张恩友却不依不饶，三番五次向我要钱。”包对本报记者说，这是他杀人前的最初动机。

　　早在2007年，张恩友把一辆奥迪90型汽车以4万元的价格卖给了包铁军。包买到车后认为自己上当了，他觉得这个车最多值一万块钱。不得已，包给了张2.5万元，余下的写了一张1.5万元的欠条。张为此不断找包索要剩余的车钱。

　　2009年3月1日，张恩友再次来包家要钱。此时，包铁军越想越气，本来买的车就吃了亏，还要偿还剩下的钱，于是产生了杀死张恩友的念头。 

　　包铁军在看守所里接受本报记者采访说：“郭淑琴是个无辜者，当时是为了杀人灭口，那个时候我完全疯了，满脑子想的都是杀人。”而杀王大发，则是因为二人有过一点经济纠纷，包一直对王有怨恨。

　　杀人后，包铁军开着张恩友的车来到高林屯种畜场北面的坨子坑，在车内躲藏。 

　　张恩友失踪后，家人四处寻找，张的侄子在六家子嘎查乌九营子村找到了张恩友的尸体，尔后迅速向警方报案，包铁军很快被警方锁定为犯罪嫌疑人。

　　一位参办此案的民警对本报记者说，整个抓捕过程就像香港警匪片一般惊心动魄。

　　3月11日，警方经过侦查发现在沙坨内有一台尼桑天籁轿车，该车正是张恩友的轿车，此时包铁军正在车内。5名侦查员乘坐一台农用车靠近包铁军的车辆。为了防止包外逃，民警先用枪将轿车的轮胎打爆，同时在包的四周安排车辆进行堵截。

　　在抓捕过程中，民警见包铁军昏迷，准备为其包扎。这时，包突然持刀向民警刺来，民警成功躲开后，包又向自己的勃子割去，后被制服。

     与包铁军面对面

　  4月25日，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看守所。伴随着沉重的脚镣声，一位留着浓密八字胡的中年人出现在本报记者的视线中。

　　包铁军一脸茫然，显得无精打采。

　　当接过本报记者递来的香烟时，他迫不急待地点上，忙乱地抽了起来，烟雾弥漫在他的周围。

　　一个小学文化程度的农民，为什么踏上犯罪道路，两次法律制裁为什么没有起到“惩治犯罪、治病救人”的作用？ 

　　本报记者通过对他的妻子和村民的采访，了解到了他灰色的人生轨迹。

　　坐在本报记者的对面，包说，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反思自己，他说是性格毁了他的一生。“在头脑中形成的念头很难改变”。

　　这是他第三次失去自由。包说，监狱生活他已经习惯了，现在已经麻木了，感受不到人生的美好和乐趣。

　　其实，包铁军有过一段“幸福”的经历。在他的记忆中，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国家刚刚实行改革开放，当时包特别喜欢港台影片里打打杀杀的镜头，喜欢吃喝玩乐，喜欢灯红酒绿的都市生活，与同龄人常常称兄道弟，一醉方休，这些不良的思潮影响了他的人生观。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包铁军的父亲一度哽咽。他回忆说，包年轻时喜欢喝酒、打架，但不爱干活，想法很偏激。

　　22岁那年，为了弄钱买酒，包铁军与同村的人去附近偷牛，被警方抓获，由于正赶上“严打”，包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

　　从1993年-2000年，包铁军度过了7年的监狱生活，因表现良好减刑了3年。后因偷水泵被劳动教养一年半。

　　出狱后，包铁军回村承包了一百多亩土地。由于辛勤劳动，家里盖起了砖房，买了汽车。之后，他结了婚，生下了一个女儿。

　　包铁军回忆说，与妻子生活的几年里，关系比较好，妻子不在乎他是从监狱里出来的。

　　妻子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包很能吃苦，但是他的性格和别人不一样，有时显得很反常、很古怪，有几次他还要打自己的叔叔。

　　因为了解包铁军的性格，双方没有发生正面冲突。但是包的性格，让妻子一直担心不已。而在村里，大多村民都不敢招惹包铁军，对他存在歧视心理。因为个性的弱点，包并没有真正的朋友。

　　其父和妻子均向本报记者证实，包铁军的母亲有精神病。头，但一直没有去。包铁军对本报记者说，这是他很大的一个遗憾。

　　包也听说过“心理医生”，自己的脑海也闪过心理治疗这样的念

　　在看守所，本报记者询问包铁军：“如果警察没有抓住你，你还有什么计划？”包说：“我要一口气杀下去。”

　　据了解，包铁军杀人案已移交科左中旗检察院进入公诉阶段，包已做了精神病司法鉴定。截至记者发稿前，司法鉴定还没有结果。

　　内蒙古义源律师事务所律师李书华接受本报采访时分析，从包铁军本人的表述来看，其杀人目的非常明确，有预谋、有准备，实施杀人的计划早已酝酿，并分步骤进行。从其行为和判断力来看，不应属于精神病发作不负刑事责任的情形。

　　中国法学学会会员、中国警察学会会员张平对本报记者表示，包铁军属于比较典型的反社会的人格特征。该特征有一个犯罪表现，即犯罪对象是一个不特定的群体。马加爵、杨佳、邱兴华、熊振林均属于此类型。 

　　张平说，这几个人都是属于在长期矛盾积累下的一种人格变态，导致犯罪人格的形成。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得很好，但整个社会的管理还是存在这样那样的矛盾。旧的秩序被打破，新的秩序没有建立起来，在长时间内，这样的人不会绝迹。

      他们为什么会异化为“杀人机器”

　   ——专访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副教授、应用心理学专业犯罪心理及测试研究方向研究生导师付有志

　　■“杀一个人是死，杀多人也是一死”的思维一直有着广阔的土壤，成为重大恶性杀人案件层出不穷的根源 

      熊振林

　　■不能简单得出“精神病人犯罪一概不负刑事责任”这样的否定结论。在司法实践中，尤其应当力戒这种“有病无罪论”的错误偏向 

     邱兴华

　　■整个社会的精神状态、价值取向、行为表现，都会规范或者扭曲个人的心理和性格 

      马加爵

　　■不仅要关心如何让农民致富，更要以最大的努力还原农民生命本身的复杂性，为社会积累生命之善，这样会比惩罚一个十恶不赦的“杀人狂”更具现实意义 

    杨佳

      犯罪是社会和个人互动的结果

　　北方周末报：内蒙古通辽市科左中旗发生的这起特大杀人命案和轰动全国的湖北随州杀人案有一定相似之处，杀人者穷凶极恶的原因何在？

　　付有志：按照犯罪学理论，犯罪很少纯属个人原因，而是社会和个人互动的结果。除激情犯罪杀人外，这种杀人众多的案件通常都经过长期密谋，且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　

　　包铁军杀人案和媒体热炒的邱兴华杀人案、湖北随州杀人案都很类似。邱兴华杀人的动机里，直接因素是他怀疑一受害者与其妻有染；随州杀人案中，嫌疑人失败的婚姻及其与受害人马某的感情纠葛似乎存在关联。在这些杀人动机里，是什么因素占主导地位，最终让他们走上不归路？杀人的直接诱因不能涵盖其残酷行为的所有原因，更不能简单地归咎于犯罪者的个人原因。

　　和邱兴华一样，包铁军挥刀砍向一位无辜的老者，还杀死了与他有一点经济纠纷的人，这种行为透露出杀人者对他人生命的漠视。任何针对生命的犯罪都是漠视生命本身的必然结果。“杀一个人是死，杀多人也是一死”的思维一直有着广阔的土壤，成为重大恶性杀人案件层出不穷的根源。

 精神病司法鉴定的法学解读

　　北方周末报：记者在采访中接触了参与此案的民警、包铁军的亲人及村民，他们都说他的精神状况有点反常，请您从精神病司法鉴定的角度来谈一下这个问题。

　　付有志：应当说，从包铁军犯罪的特点和表现出的症状分析，确有一些异常的表现。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即使被告人被鉴定有精神病，也并不必定代表行为人就完全不用负刑事责任。我国刑法规定，认定精神障碍者有刑事责任能力，须同时具备两个标准：第一是医学标准，简言之，即实施危害行为者必须是精神病人；第二是法学标准。从法学、心理学的角度看，患有精神病的行为人的危害行为，不但是由精神病理机制直接引起的，而且由于精神病理的作用，使其行为时丧失了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触犯刑法之行为的能力。即使是精神病人，如果其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其实施犯罪的，同样应当负刑事责任，只不过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对于间歇性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负刑事责任则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应当正确认识精神病与刑事责任的关系，不能简单得出“精神病人犯罪一概不负刑事责任”这样的否定结论。在司法实践中，尤其应当力戒这种“有病无罪论”的错误偏向。 

      他们为什么会异化为“杀人机器”

　　北方周末报：包铁军是内蒙古东部地区的农民，曾经有过7年的铁窗生涯，他的悲剧留给我们什么样的反思？

　　付有志：包铁军犯罪杀人是对整个社会的犯罪，但其挥刀的因素里不仅仅是其个人，也是社会性因素，这些因素包括社会文化心理及治理结构。因此，有必要深刻反思特大杀人案这样的悲剧，避免生命受到伤害。

　　假如包铁军得到应有惩罚，让公愤得以舒缓，是具体正义的实现。但是我却怀疑仅此能让社会有多大改变，能否避免一个又一个“杀人机器”的出现。马加爵、邱兴华、熊振林，如果他们仅仅是他们自己，处死他们就像是清除了肌体内的一种病菌。

　　但并非如此简单。他们曾经是我们社会中的一员，如同你我一样。如果我们仍然相信社会中人与人的不可隔裂性，相信社会中的每个他者同时就是我们自己，马加爵、邱兴华、熊振林等人的罪恶就是社会的悲剧和失败，是每一个社会成员身上被撕开的伤口。

　　我们应该思考，为什么他们会异化为“杀人机器”，社会该怎样防止和弥合这样的创伤，该怎样挽救类似的人，而不是简单地进行切割手术。他们的堕落和死亡，一样应当让我们痛惜、悲哀甚至自责。

　　将他们限于亲情和熟人关系之中，从个人成长经历探寻个人心理和个性的变迁，这些当然是导致他们异化的很大原因，但人是社会性成员，影响一个人的不只是家庭、亲友、师生这样的小圈子，整个社会的精神状态、价值取向、行为表现，都会规范或者扭曲个人的心理和性格。

　　每一个生命的轨迹，都构成我们共同的命运

　　北方周末报：从当前法制社会的角度出发，农村目前存在和需要解决的问题有哪些？

　　付有志：我觉得，追问极度血腥、极度暴虐的个人之恶，可以警示当前正在开展的新农村建设。 

　　自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们的政策指向大多都是帮助农民如何脱贫致富，可对农民的思想教育有所松懈。试想一下，如果乡民包铁军在小时候能得到严格的父母管教，在学校老师能将其小聪明正确引导和教育，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如果村里党组织和领导能关心这个在生活中左冲右突不得要领的中年男人，帮助他科学务农，教育他要靠勤劳脱贫致富；如果村邻关系和谐，邻居和家人对他多关心、帮助少歧视等，那还会出现杀人的凶徒吗？ 

　　因此，我认为在新农村建设中，不仅要关心如何让农民致富，更要以最大的努力还原农民生命本身的复杂性，为社会积累生命之善，这样会比惩罚一个十恶不赦的“杀人狂”更具现实意义。

　　嫌犯包铁军的落网，在管治程序上为一起特大恶性事件划下了转折性的一笔。面对人性之恶所生发的血腥暴力，生命吊诡所编织的悲情错愕，人们或许陷于无助无常的生命感受，失去深层追问的能力。然而，我们不应就此放弃。每一个生命的轨迹，都构成我们共同的命运。我们因此坚信，所有无法追问之问所汇集的，正是我们苦心营建的社会价值所在。 （ 闫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