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国庆，宜行特赦

民众对赦宥的反感，折射出社会尚不善于宽容异己。而偶施赦宥，可以崇宽大，长和睦，召和气
特赦，是宪法第67条规定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之一，但自1975年至今，这项权力一直没有行使。著名学者高铭暄先生首倡国庆60年再行特赦，2月26日《南方周末》遂跟进争论，略现某种恐赦心态。
考诸古籍，不乏贬赦之论：夫赦者，亏国典，纵有罪，恶人抵法而免罪，良人受抑而不伸，实为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审视可知，如此疾首蹙额，并非针对赦，而是针对数赦。以汉代为例，自高帝二年至献帝建安元年，401年间凡174赦。大抵盛时赦少，乱时赦多。文帝在位23年只4赦，灵帝在位22年共20赦，几近无岁不赦。
滥赦肆行，确使恶人昌而善人伤。由于对赦有了稳妥期待，民轻为奸非，吏易作奸匿。缉拿之后，迁延不决，终以无事；今日遇赦，明日犯法。数赦之弊，衍生了对赦本身的不良印象，以致妨碍了宪法权力的适时行使。赦，决非不经之谈，自有一套高远而深厚的理念支撑，其中多半还可借鉴。
华族自古信仰天人合一，物不可终否。《易》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过宥罪。”君子观雷雨解之象，体其发育则施恩仁，体其解散则行宽释。天有四时，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相生相育。若刑狱殷繁，则岁数不登，元元困乏，至陷刑辟，遂成冤结。故赦者，解天下之至结也。至结得解，国泰民安。
为人父母，子女有缧绁之祸，牢狱之灾，无不望其早脱凶厄。为民父母，或者以民为父母，情理相通。子女父母稍有病痛，慈母孝子尚且寝食难安，何况至亲横遭刑辟，久陷囹圄，岂不凄入肝脾，以至奔走喊冤！而在押犯则普遍服罪不服判，以为量刑过重，啧有烦言。而赦过宥罪，可弭谤止怨，上安下顺。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若上失其道而绳下以深刑，则百姓无所措手足。行仁政者，宜反躬自咎，不委过于人。修政恤民，荡涤宿恶，与人更始。更始者，令其洗心自新，各务正业，再造今生。不惟如此，凡赦一人，即救全家。计生时代，有犯死罪而尚无后代者，若得赦免，则一门香火得以延续，不仅彰显兴灭继绝之古风，而且体现人道主义之情怀。
自古及今，狱讼一起，难免刑理失中，刑法太峻，难免狱羁冤人，故久不赦者，谓之急法。厉行法治虽为大势所趋，但若切于刑而怯于赦，久之则民多戾气，不尚宽让。路面行车你挤我追，以及打小偷殴摊贩等，皆属此类。民众对赦宥的反感，折射出社会尚不善于宽容异己。而适时调剂，偶施赦宥，则可以崇宽大，长和睦，召和气。和谐社会，和气致祥。故赦者，虽非经国常制，亦可补偏救弊，不宜废绝。
无论审判如何公正，都只能筛选罪犯，而无法消化罪犯。适逢犯罪高发，监狱进口大，出口小，日积月累，渐趋饱和。官方数据，现有一百五十余万在押犯，还不包括劳教人员和看守所的未决犯。这些人关押日久，或者相互传习，蓄积更多的反社会力量，或者最终丧失回归社会的能力。在押犯一般不足自给，加之监狱设施及几十万狱警的衣食住行，国家投入不菲，社会负担日重。国庆特赦若能实行，用更少的钱，即可在狱外做更好的安排。
特赦之后，治安不会恶化。特赦对象须经甄别，比如，累犯不赦，因其极具再犯危险；而战犯可赦，因其已被解除武装。即使赦免所有罪犯，也不可能秩序大乱，因为社会的死敌始终只是极少数。想当年，罪犯流放澳洲，甚至还在途中，就已有罪犯大喊“这样不行，我们需要法律”了。踏上新大陆，罪犯们竟然按照他们破坏过的社会模式来组建新社会，其成员重新分化为官吏、商人、教授、警察、教士、流浪汉，当然也少不了妓女和罪犯。有趣的是，新社会定型后，罪犯所占的人口比例，与被流放者在其母国所占的人口比例差不多。
上古之赦，主要针对过失犯，因其出于过误和不幸，非其本心故意为害，以其情可矜，临时随事而为之斟酌。孔子亦主张，赦小过则刑不滥，而人心悦矣。后人诠释说，不赦小过则下无全人。大部分故意犯也可作如是观。若关押不足以防止他人犯罪，而释放也不会导致本人再犯，则继续关押便沦为纯粹的报复，须以赦免来革除冤冤相报。
犯罪，或环境所迫，比如因贫困而盗窃、而贩毒；或事出偶然，比如义愤杀人；或归咎于制度：制度坏，好人也不免干坏事，制度好，坏人也不得不干好事。不过，我们无法逐一列举当赦的情形，不如转换思路，划出不宜特赦的范围，不在此限者，一切除之。既不生腐败，也便于操作。
首先，未决犯不赦，否则是非不明，正义失守，进退失据。其次，除累犯不赦外，连续杀人、残忍杀人或者一次杀害多人者不赦，多次强奸或者暴力强奸并造成被害人身心创伤者不赦。理由在于，这类犯罪人遇赦后极易再犯，而被害方则四处伸冤，甚至私刑报复。
无需担心因特赦而空出的监狱和闲置的管教，不久之后，就会有人回来填充监狱。如确有闲置设施和人员，可以转为社会救济机构。监所满，管教多，毕竟不是一种光荣，而是一种悲哀。有朝一日，监狱废弃，狱警失业，那才是国家和社会求之不得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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