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庄律师维权行贿受贿贪污受贿

王荣利：《中国反腐败报告》

腐败犯罪的表现统计与分析

人类的行为都是在一定的思想意识主导下发生的，所以一切腐败现象都有着其特定的思想基础和主观动机。找寻腐败犯罪的思想基础和主观动机，则必须从腐败犯罪的表现方式上来寻根溯源。

认真剖析腐败犯罪的主观动机和表现方式，是源头反腐的关键。只有摸清腐败犯罪的主要表现方式，才能找到腐败犯罪的思想动机，也才可能制定出针对性的措施，预防腐败犯罪的发生，遏制腐败的蔓延和发展。

根据笔者对上述400多例腐败犯罪的研究和分析，笔者归纳出腐败犯罪的表现方式主要有以下八种：

1．物欲横流，追逐钱物

在笔者收集整理的530多例腐败案例中，其中涉及到贪污、受贿犯罪的超过440例，占全部案例的83%以上。这说明追逐钱物，是腐败犯罪的最主要表现。

从人员构成上来看，以前涉及数百上千万财产的贪污、受贿大案要案，多为金融从业人员。如原中国工商银行海口市分行东风办事处会计薛根和等人贪污案，共计贪污公款3344万元，当时为“建国以来最大贪污案”；原中国银行南海支行丹灶办事处信贷员谢炳峰、储蓄员麦容辉贪污公款5250万元，并逃亡泰国；原中国建设银行常州分行计划财务处经理葛亚欣，贪污公款计1859.9万元、3.06万美元并受贿238万余元；原中国农业银行宜宾市分行翠屏区支行营业部联行会计邹伟，先后作案77次，贪污金额计2890万元，被称为“四川金融第一贪”；原中国建设银行西安市分行北大街支行行长周利民、刘怡冰，非法账外吸收存款4亿多元并造成1.3396亿元的经济损失；原深圳市沙井信用社主任邓宝驹，挪用信用社资金2.3亿余元参与豪赌并包养情妇等；目前数额最大者当为原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许超凡、余振东、许国俊等人贪污、挪用超过4.8亿美元的案件。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发生经济犯罪涉及的金额逐步增大，上千万元以上的案例屡见不鲜。如原云南玉溪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裁褚时健等人合伙贪污案，涉案金额超过355万美元，折合人民币2870万元；原重庆市农业生产资料总公司总经理胡启能，贪污1191万元；原港澳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海南国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耀祺，贪污、挪用、私分国有资产涉及金额合计折合人民币达7000多万元；原深圳能源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总经理劳德容，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涉案金额合计达5200余万元；原安徽金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尹西才，贪污、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涉案金额合计达3000多万元……

近年来党政领导干部涉及巨额经济犯罪的人员呈现出愈来愈多的迹象。早期的李乘龙、戚火贵被查出非法财产超过千万余元，曾经振动全国，二人分别被判处死刑。后来又有成克杰涉案金额4000多万元、马向东涉案金额超过2000万元、李真涉案超过金额3000万元、卢万里涉案金额超过8000万元、李有灿涉案金额4744万元，他们也都被判处死刑失掉了性命。而原云南省省长李嘉廷涉案金额超过1900万元、原安徽省阜阳市市长肖作新涉案超过2000万元、原云南省交通厅副庭长胡星涉案超过4000万元、深圳市民政局局长黄亦辉涉案超过3500万元，却都侥幸免予一死，分别被判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最近又有原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纪委书记曾锦春、副市长雷渊利等人，涉案均超过数千万元。对于党政领导干部涉案金额越来越大的情况，我们必须予以重视。如果说金融从业人员特大经济犯罪严重损害金融机构的信誉的话，那么这种党政领导特大经济犯罪的发生，对于党和政府声誉的破坏力则格外严重和巨大，必须坚决予以遏制和打击。

从追求钱财的方式上来看，许多贪官都喜欢赤裸裸的金钱。如李有灿，每次受贿都是现今交易，最少的一次也有300万元，最多的一次达1640万元。为了方便携带现金，他甚至还专门索要了一辆汽车运送受贿的现金，而且还特意花了50万元在北京某花园小区购买了一套不太起眼的房子存放现金。又如田玉飞，除了卖官受贿之外，还在出售国有企业资产的过程中以受贿1500万元作为交易条件。在大多数的卖官受贿的犯罪中，腐败犯罪分子也都以直接收受金钱为主。因为买官的大多数也都是领导干部，不容易提供其他非金钱类的财产。

除了收受金钱之外，还有以收受股票、股金、股权及其他有价证券等方式收受贿赂的，也有以收受房屋、汽车、高档电器、高尔夫权证等高价物质、物资的方式受贿的，也有以收受手表、金银礼品、首饰、珠宝、字画、古玩、文物、烟酒、礼品等等方式收受贿赂的，还有就是节假日、生日、红白喜事日大肆收受红包。收受股票、股权、房屋、汽车等的，往往次数并不很多，但只要发生一次，就涉案少则数十数百万元，多则会上千万元。收受烟酒、礼品的，看似每次金额不大，但往往次数很多，积少成多，也会达到很大的数额。

上述事实说明，在目前社会，一些领导干部追求金钱、追求物欲的思想还非常严重。被媒体誉为“三光书记”的原福建省周宁县县委书记林龙飞，抱着“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的思想意识，这样的人一旦拥有了权力的地位，不腐败都难。

2．追逐权力，不择手段

530例案件中，涉及行贿的案例有16件，其中明确属于买官的就有原黑龙江生绥棱县县委书记李纲、原黑龙江鸡西市委书记丁乃金、原江苏省交通厅厅长章俊元、原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唐吉凯、广西陆川县副县长吴耿岳、中国工商银行云南省分行行长李忠平、原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副行长于大路等7人。他们分别为了得到提拔或者职务、职级的提升，向有关领导行贿，案发后被以行贿罪追究了刑事责任。

由于行贿罪不属于大案要案，也非重罪，所以媒体报道不是很多，笔者收集的案例中也数量也有限，但这并不说明通过行贿手段追逐权力的现象并不普遍。案例中许多党政领导干部，大肆收受贿赂金额巨大，其主要来源就是大肆卖官，许多腐败犯罪分子甚至被称为“卖官书记”。如原黑龙江省政协主席韩桂芝、原黑龙江省绥化市市委书记马德、原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区委书记杨毓培、原山西省翼城县县委书记武保安、原广西柳州市市委副书记廖春林、原广西东兴市市委书记刘德欣等人，都是卖官受贿的典型。其中每一位卖官者，涉及的买官者都少则数人十多人，多则数十上百人。买官卖官的腐败犯罪行为危害极大，影响极为恶劣，必须引起极大重视，并严加防范。近期媒体披露，原安徽省界首市和颍上县法院院长何涛、李松涛，存在向原安徽省阜阳市法院院长尚军等人买官行贿的行为，却未得到查处仍然担任法院院长的情况，引起社会极大关注。这充分说明了社会各界对于行贿买官行为的愤怒和不满。

由于行贿买官现象日益严重，也给众多骗子提供了机会。如原江苏省建设厅厅长徐其耀、原江苏省徐州市市长陈耀南、原深圳市城建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李育国、原湖南省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副总经理李会刚、原四川省犍为县县委书记田玉飞等人，都纷纷陷入了骗子们巧设的“买官陷阱”。更甚者如陈耀南、李育国等人，还因为买官而构成了索贿受贿的严重犯罪。

买官者能够动用金钱买官，他们把买官失去的钱财会作为“投资”，一旦买到官位之后必然要收取“投资回报”，所以很难避免走上贪污、受贿等犯罪道路。所以必须杜绝买官卖官的行为，严厉惩处买官卖官腐败现象。

有的人没有权力为了是追逐权力，或者为了追逐更大权力，他们不择手段买官触犯刑法，结果失去了所有权力，乃至自由。而有的人却是拥有了权力怕失去权力，为了保官而触犯刑法，最终也失去了所有权力，甚至是自由和生命。如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听说自己被举报，居然试图“摆平中纪委”，相信骗子的谎言，最终被骗得个血本无归！又如原河南省平顶山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李长河，徇私舞弊打击报复，受害人向有关部门举报和反映，结果为了保住官位不择手段雇凶伤害举报人，最终被依法严惩。还有如原安徽省芜湖市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周其东、原安徽省萧县交通局局长李志强、原云南省长宁县县委书记杨国瞿、原广西昭平县粮食局局长关灿荣等人，都因为生活作风问题，被情妇逼婚不成，又怕遭情妇举报受到查处而丢官，于是铤而走险，杀人灭口，触犯刑法。他们在非法剥夺了他人的生命之后，也走到了自己生命的尽头。

近年来骗党骗官者屡屡得逞，严重地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虽然骗子最终原形毕现，受到了严肃查处，但党和政府为此所蒙之羞却挥之不去。典型的有假冒“某国家领导人外甥”、“副师级上校军官”的周昌平（又名周叶），居然骗取信任担任了江西省吉安行政公署副专员；伪造国家公文冒充党员的郭爱宏，居然骗取担任了内蒙古自治区集宁市市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三陪出身的“三假干部”（假党员、假干部、假文凭）陈丽竟然被任命为湖北省荆门市掇刀开发区工委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副局长；“三假干部”曹忠武竟然成为全国特产经济开发中心主任（副厅级）；原为刑满释放人员的闵峰居然成为了西安市公安局政治部秘书处政秘科副科长……如此之多的骗党骗官者多次“成功打入”党和政府部门内部，实在触目惊心！这种现象的发生，无不与党内部分领导干部的失职或者腐败相关。

还有部分在职领导干部，仕途受挫，或者没有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提拔，或者没有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岗位，于是丧失信念和意志，转而腐化堕落。如原河北省常务副省长丛福奎，没能如愿所偿得到“转正”，转而信神弄鬼，追逐私利，受贿索贿，最终鸡飞蛋打一场空，失去了权力和地位的同时，也失去了自由。又如原贵州省交通厅厅长卢万里，认为缺位的一个副省长职位“非己莫属”，结果最终却落了空，于是转而追求物质的刺激，踏上了腐败犯罪的不归路。再如原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县公安局缉毒大队大队长周鲲，曾多次立功获奖，被媒体誉为“缉毒英雄”，却因为竞选公安局副局长失败而迷失了方向，选择了与毒贩勾结、贩毒敛财之路。

上述事实说明，不少领导干部并没有树立起正确的权力观。他们没有把掌握权力当作为人民服务的机会和实现党的崇高宗旨的平台，而当作了牟取个人私利的条件。这些人一旦没有达到目的，就很容易腐化堕落，迷失方向，滥用权力。

3．贪图情色，生活腐化

有报道说，95%的贪官都有情妇。无论这种说法是否准确或者是否正确，但都说明了一个事实，就是众多的腐败犯罪分子往往同时存在经济犯罪问题与生活作风问题。甚至有的腐败犯罪分子的犯罪行为本身，就与其身边的“情妇”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在笔者收集整理的530多例腐败犯罪案例中，据不完全统计，其中被媒体公开报道包养情妇或者生活腐化、长期与有夫之妇保持不正当两性关系以及有过嫖娼丑行的，就多达160余例，占全部案例的30%以上。其中既有与情妇勾结相互利用以权谋私的，如成克杰、李嘉廷之流，也有因为情妇逼婚不成反目成仇杀人灭口如周其东、关灿荣之流，也有因为嫖娼丑闻而出事的如杜湘成、卢建中之流……

领导干部贪图情色、生活腐化主要有以下四种表现形式：

1、长期包养固定情妇，也即俗称的“包二奶”。这种情形严重违背道德伦理，严重违背党的纪律。这种情形，往往需要大量的金钱来维持，所以会助长领导干部贪污受贿，发生经济犯罪。

2、长期与有夫之妇或者有妇之夫发生婚外不正当两性关系。这种情形往往存在“权色交换”关系。双方内外勾结，共同以权谋私。

3、腐化淫乱，纵欲无度。这种情形主要表现为经常出入一些高消费色情场所，或者利用权力长期霸占多名女性，甚至公然嫖娼。

4、其他情色活动。如出国观看“艳舞”表演，出入“红灯区”，或者官商勾结，出入一些不法商人设置的如厦门“红楼”似的温柔陷阱。更有甚者，乃至不惜强奸幼女，如福建省周宁县的陈长春和河南省镇平县的吴天喜等人。

上述事实说明，领导干部贪图情色生活腐化与腐败犯罪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如果不在生活作风问题上对党政领导干部提出更高、更严的要求，就很难遏制腐败的蔓延和发展。

4．藐视法律，心存侥幸

过去我们在总结一些领导干部违法犯罪问题时，往往把不学法、不懂法、缺乏法律意识归结为犯罪的原因之一。一些领导干部犯罪之后的忏悔，也经常把自己没学法、不懂法和没有法律意识当作为自己开脱罪责的理由之一。如原深圳市副市长王炬，案发之后悔叹：“以后再也不做官了，真后悔以前没学法律！”

然而，这样的理由在一些人身上已经根本不能成为其理由。从众多知法犯法和执法犯法的案例来看，他们这些人之所以走上腐败犯罪的道路，并非不懂法或者没有法律意识，而是藐视法律、心存侥幸的必然结果。

从前述统计中可以看出，笔者收集的530多例腐败犯罪案例中，既有高级、中级人民法院的院长、副院长，也有省级、市级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副检察长，既有公安机关的厅长、局长，也有纪委、政法委的书记、副书记。其中担任过公安、检察、审判、监狱、国家安全、海关等司法机关以及政法委领导职务的人员多达108人，占全部案例的20%以上。

目前司法机关因为腐败被查处的最高职务者，是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的黄松有。

这些人作为国家执法人员或者指导政法机关工作的人员，他们不能说不懂法、没有法律意识，他们有的甚至可以说是法律专家。如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注册司司长曹文庄，不但读了博士，而且还以《论受贿罪的主客观要件及犯罪构成》作为其博士毕业论文。但为什么他们不仅没有依法维护法律的尊严，反而走上腐败犯罪的道路上了呢？

这些事实说明，在某些执法人员的眼里，法律是不够严肃的，是不可能追究到他们自身的。也说明我们的执法状况还不够严肃，还没有对执法者本人的违法犯罪行为形成足够的威慑力。

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甚至被执法者在内的人员都予以轻视乃至藐视，这是非常可怕的。在古代传统社会，人们信奉“君权神授”，皇帝乃是“天子”，所以那时属于“天子治国”，中国儒家学说中的“天理”就是法理，传统的道德、观念、伦理乃至宗族家法都成为制约人们行为的准则。建国前有“五四运动”，建国后有“破四旧”、“文革”等等，这些传统的行为准则基本上被破坏殆尽。但是建国之后，我们树立了党和政府的崇高威望，所以那时虽然法律不够健全，但人们尚且“相信党”、“相信政府”，因此我们也度过了包括“文革”10年的那个艰难的时代。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法制的健全，人们逐渐开始“相信法律”，相信“法律是公平的、正义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违法必究”等等准则。这为“依法治国”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然而，如果法律频遭破坏，甚至执法者犯法的情形屡禁不止的话，法律的尊严受到损害，那么今后的人们还会相信什么呢？我们还凭什么来治国呢？

法官坐上了被告席，警官沦为阶下囚，检察长、政法委书记、纪委书记身陷囹圄，这固然说明了我们反腐败的决心，但这种现象频频出现的确还有更值得我们深思和研究地方。

5．骄纵妻儿，违法乱纪

中国古代儒家学说讲究“齐家、治国、平天下”，是说要有治国之才，必先要能够治理好自己的家庭。邓小平同志早在1979年就曾针对高级领导干部家属问题发出警告：“我们有些高级干部不仅自己搞特殊化，而且影响到自己的亲属和子女，把他们都带坏了。有少数同志在本单位、在其它地方，反映都不好，很多是由于子女干了坏事，家长背了黑锅。”

事实上，在腐败犯罪案件中，夫妇同贪、父子联手作案等等现象屡见不鲜。在笔者收集的400例腐败犯罪案例中，据不完全统计，其中涉及夫妻、父子、父女、母子、翁媳、父婿、兄弟等等联手犯罪的，多达54例以上，占全部400例腐败犯罪的13.5%以上。其中仅仅夫妻双方均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就至少有32例以上。如李纪周夫妇、郝和平夫妇、周良洛夫妇、毕玉玺夫妇、马德夫妇、李纲夫妇、慕绥新夫妇、马向东夫妇、丁鑫发夫妇、徐国健夫妇、王怀忠夫妇、肖作新夫妇、李大伦夫妇、戚火贵夫妇、于丁夫妇、杨毓培夫妇、张华琪夫妇、武保安夫妇、彭帮友夫妇、林孔兴夫妇、啜文夫妇、张全夫妇、许运鸿夫妇、彭晋镛夫妇、王兴豹夫妇……

俗话说，“贤妇令夫贵，恶妇令夫败”。众多事实说明，这句俗话一点不假。由此可见，我们必须有针对性地加强对领导干部家庭内部的教育，要让领导干部家庭成员成为领导干部廉政的监督者，而不要成为领导干部腐败的帮凶或者助推器。

6．居功自傲，心理失衡

毛泽东同志在西柏坡时就告诫党员干部：“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然而，一些领导干部取得一些成绩之后，在来自社会各界的吹捧之下，难免会飘飘然起来，把所取得的所有成绩都归功于自己个人，居功自傲，心理失衡，从而滑向腐败。

有的人面对官场沉浮，经不住考验。如李真，28岁即担任了省级领导的秘书，30岁成为“河北第一秘”，32岁担任省委办公厅副主任，34岁担任省国税局副局长，35岁晋升为局长……他甚至为自己设计好了将来一定要成为封疆大吏或进入政府内阁成为国家领导人的美好前途。然而，暂时的成功，别人的吹捧，一些人的迎奉拍马，使李真飘飘然起来，他一边大肆以权谋私捞取钱财，一边放纵自己飞扬跋扈，甚至竟敢在驾车违章之后吐痰到纠正其违章的警察脸上……终于，在40岁不到的时候，李真就走到了自己设想的反面，一下子跌到了人生的最低谷，甚至为此丧失了自由和生命。24岁当上广西玉林地区团委副书记、39岁当上玉林市委书记的李乘龙，同样也未能经得住考验，蜕化成“广西第一贪”而被执行死刑。被称为“广西最年轻市长”的原广西北流市市长李水明，32岁走马上任担任北流市市委副书记、代市长，34岁成为北流市市长，仕途一片光明。然而，其父母、妻子以及一位正直热心的老同志，组成了三道防腐墙，反复提醒他不要腐化堕落，但依然没有拦住他堕落为腐败犯罪分子……

仕途顺畅的，骄傲自大，没能经得起权力的考验，而仕途受挫的，也有人经不起考验，丧失立场和自爱，腐化堕落，最终走向腐败犯罪。如原河北省常务副省长丛福奎、原贵州省交通厅厅长卢万里等。

有的人面对经济得失，经不住考验。如原云南红塔集团董事长褚时健，固然在他效力红塔集团的18年中，创造出“红塔山”的品牌价值高达400亿元，为国家贡献的利税至少上千亿。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成功。这些成就的取得，既离不开党的改革开放的伟大政策，也离不开国家烟草垄断专卖制度，更离不开当地各级党政领导的支持以及红塔集团其他领导成员和全体职工的努力辛勤工作。在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特殊的政策环境下，可以设想，即使没有了褚时健，也未必就没有其他人可以创造出同样的辉煌。同时也应该看到，在红塔集团取得成功之后，党和政府给予了褚时健众多崇高的个人荣誉。在经济上，有人计算褚时健18年累计的工资奖金不过80万元，相对红塔集团的总收入而言，当然微不足道，但是相对于其他党政领导、相对于其他干部职工，褚时健却是遥遥领先。计算个人得失角度不同，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可惜的是，褚时健的得失账计算错了，他高估和夸大了个人的能力，低估了自己的所得，自然难免心理失衡，走向腐败。同样的故事，包括原深圳市能源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劳德容、安徽金蝉集团董事长尹西才等等。

有些企业家在经济得失面前算错了账，有的党政领导干部更是错算了经济账。自古以来，做官和经商所追求的目标是不一样的，政治家的个人财富永远也不能和企业家相比，二者不具有可比性。可是有些党政领导却偏偏拿自己与企业老板、与私营企业主相比，结果自然导致心理失衡，走向腐败。如原广西自治区副主席徐炳松，工作中接触的老板多了，看到那些老板请吃请喝很有钱，便认为“我比他们素质高出许多，可我却仍过着清贫的生活。”于是“膀大款”，进行钱权交易，以权谋私，堕落为可耻的腐败犯罪分子。又如原广西东兴市市长李桂东，号称“学者市长”，一位深圳老板的一句话“你的官也不算小，可就是太穷了”，使他大受刺激，从而非法聚敛钱财，最终身陷囹圄。

上述事实说明，我们一些党政、企业领导干部，无论在成绩面前还是在挫折面前，都还经不起考验。这说明他们的意志和信念还不够坚定，他们的追求方向还有偏差。这都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

7．嗜赌成性，不能自制

赌博，自古以来就被视为是一种丑恶现象。赌博并不产生任何社会财富，反而空耗时间，消耗财富，更消磨着人们的意志。赌博活动往往是人们精神生活非常空虚时寻求的一种刺激的娱乐活动，从来都不是一种致富的合法手段。对于党政、企业领导干部来说，他们身为公职人员，是应该绝对禁止参与各种赌博活动的。

然而，如同吸毒一样，一些领导干部一旦染上赌博恶习，就会陷入泥潭很难自制。在笔者收集的530例腐败犯罪案例中，据不完全统计，其中直接因为参与境内外赌博活动而走上腐败犯罪道路的至少有近20人，约占530例腐败犯罪案例的3%，包括原吉林省延边州交通运输管理处处长蔡豪文、原深圳市沙井信用社主任邓宝驹、原广东发展银行韶关分行行长官有仁、原海南省海口市人大副主任朱德华、原江苏省海门市得胜镇镇长张健、原湖北省政府驻港澳办主任金鉴培、原湖南省郴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主任李树彪、原广东省东莞市塘厦镇镇长李为民、原陕西省南郑县阳春镇党委书记刘贵正、原广东省天龙集团总经理谢鹤亭、原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委副书记曾其辑、原西安机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周长青等。这十多例腐败犯罪虽然人数不是很多，但合计贪污、挪用等涉及的犯罪金额却高达7.23亿余元，人均高达6000多万元以上，其社会危害性非常巨大，其中金鉴培、谢鹤亭、周长青、官有仁、李树彪等5人被判处死刑。

除上述直接因为赌博而犯罪者之外，其他腐败犯罪分子中，也有不少的人员存在着赌博的恶习。如原沈阳市副市长马向东、原厦门市副市长蓝甫、原海南烟草专卖局局长陈罗荣、原深圳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杜海成、原福建省周宁县委书记林龙飞、被称为“五毒书记”的原湖北省天门市委书记张二江等等……

上述事实说明，许多党政、企业领导干部，其生活娱乐低级趣味，非常不健康。一旦沾染上赌博恶习，如果其掌握的财经大权缺乏有效的制约和监督，就将造成非常恶劣的严重后果。对此现象，应当给予极大关注。

8．糖衣炮弹，难拒诱惑

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毛泽东同志曾指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袭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事实的确如此。在过去的战争年代，敌我矛盾你死我活，许多革命先烈从来是不惧牺牲自己的生命的。然而，在和平建设年代，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已经很少有你死我活的尖锐对立，更多的，却是你好我好大家都好的和谐气氛。在这种情形下，一些人往往会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忘记了自己的职责，忘记了党纪国法，经不起来自社会各界怀有其他各种私心杂念的人员的物质诱惑或者情色诱惑，最终出卖人民利益，出卖国家利益，以权谋私，走上腐败犯罪的道路。

商人们在商场上的竞争，应该是机会均等的、公开的、平等的竞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则肩负着维护这种均等、平等、公开竞争秩序的责任，发挥着裁判员的角色。然而，一些不法商人们总是企图找窍门、寻捷径，投机取巧。于是难免有人会向国家工作人员抛出物质的或者感情的绣球，贿赂“裁判”。如果国家工作人员对于这种现象缺乏清醒的认识并予以必要的警惕，就很容易被拉下水，成为那些不法商人们手下的“俘虏”。

原河北省对外经济贸易厅副厅长李有灿，因为掌握着进口汽车配额的审批大权，所以成为商人们“攻关”的对象，于是他便把审批进口汽车配额当作“生意”来做。这种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的角色，做起“生意”来自然轻松很多，所以李有灿才会说出一句名言来：“你让我弄两提包白纸我不知道怎么弄，但是让我弄两提包钱那容易。”

原厦门市副市长赵克明，作为清华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原本根本不把“土包子”赖昌星放在眼里。赖昌星用金钱来“攻关”他，被他拒绝了，但是当赖昌星为他送上风情万种的“小姐”时，他却掉进了温柔的陷阱里。案发后，赵克明对记者说：“他只是没有办法，用女人来跟我做一种沟通，我是因为盛情难却。”就是这“盛情难却”，使赵克明成为了厦门远华案中一名臭名昭著的腐败分子，被永远的钉在了耻辱柱上。

在笔者收集的530多例腐败犯罪案例中，既有腐败犯罪分子主动索取贿赂、追求情色的案例，也有这大量的经不住物质的、情色的诱惑而走上腐败犯罪道路的案例。上述事实说明，领导干部重温毛泽东同志的教导，防范各种糖衣炮弹的袭击，是非常必要的，也是非常重要的。

以上八个方面，是笔者总结出的腐败犯罪的最主要、最突出的表现形式，同时也反映了腐败犯罪的八大主观动机。可以说，腐败犯罪主要表现在上述钱财、权力、情色、法律、亲情、心态、娱乐、理想等八个方面。科学地揭示出腐败犯罪的表现方式和主观动机，对于我们针对性地制定反腐败的措施，有着十分积极和重要的意义。如果各级领导干部都能够树立起正确的金钱观、权力观、荣辱观、法律观、亲情观、得失观（价值观）、娱乐观、世界观（思想信仰）等，那么从源头上预防腐败必将取得重大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