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离婚财产分割制度的立法缺陷

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 06-09-28 14:30:00 ]    作者：焦长宝    编辑：studa20

　　（三）、关于离婚损害赔偿制度

　　《婚姻法》第46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导致离婚，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1）重婚的；（2）有配偶而与他人同居的；（ 3）实施家庭暴力的；（4）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即“赔偿”原则。从我国近几年我国的婚姻家庭关系的现状看，“包二奶”、“婚外恋”现象日益严重，家庭暴力呈上升趋势。据中华妇女联合会统计，我国每年有40多万个家庭解体，离婚告诉案件中有30% 以上与家庭暴力有关，乡村地区更为严重，还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夫妻一方与他人同居或重婚而导致离婚，但是在离婚过程中，受到伤害的一方，除了在精神上和肉体上受到极大的伤害外，在物质上由于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基本上得不到赔偿。无过错离婚的当事人，面对一方的违法侵权行为，却得不到救济。所以《婚姻法》确立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在新形势下保护离婚当事人合法权益的需要，是保障离婚自由的需要，它不但使无过错方获得物质赔偿，还可获得精神赔偿。但这一制度的施行会遇到以下一些不易解决的障碍：一是无过错当事人请求离婚损害赔偿举证难索赔难。比如“有配偶而与他人同居而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有权请求他人赔偿，但何谓“与他人同居”？何谓“家庭暴力”？“家庭成员”的范围包括哪些人？至今世界上对此问题还没有明确统一的标准予以界定，实践中也很难操作。同居行为一般具有极强的隐密性，当事人很难获得相关的证据，甚至冒侵犯隐私权的风险。即使获得了证据，也因其来源渠道问题，难以为法院所认定；二是损害赔偿在法律上没有统一的标准，操作难。当事人请求赔偿的数额相差很大，法院判决又无具体的依据标准，法官的理解不一致，导致在实践中，有些地方法院判决最高数额只有5000元，而且判陪的差别也大。以致有些学者认为，这一制度在实践中并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与中国国情不符，建议将此制度从婚姻法中删除；三是只规定了无过错方才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提高了请求的标准，有重大过失的一方并无权提起损害赔偿制度。“无过错方”如何界定？实践中难以操作，同时在婚姻关系中，没有绝对的无过错方。四是女方实施《婚姻法》第46条规定的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是否还应当适用“照顾女方”原则？这二者之间又如何协调？五、没有明确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是一项实体权利，不仅适用于离婚诉讼，也适用于登记离婚。由此可知，这种设计过于简单的制度，不仅不能满足无过错方权利损害的补偿，也不能起到民事责任应有的制裁功能。

　　如果无过错方并非由于对方因《婚姻法》第46条的规定导致离婚的，如经济严格限制（例如掌握完全经济控制权的一方在出差时，每天只给对方一元钱的生活费）使对方丧失独立的人格，不得不提出离婚请求，是否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呢？我国无相关的法律规定。而在日本的判例中是承认精神损害赔偿即离婚抚慰金的，是明治41年3月26日的日本大审法院的判决，即在妻子由于不堪丈夫的虐待、侮辱而提起离婚并请求抚慰金赔偿的案件中，大审法院作了如下判决，即“遭受虐待、侮辱者，除以该虐待、侮辱为原因而请求离婚之外，在由于该原因而蒙受痛苦的情况下，当然能够以此为原因，请求抚慰金，这是毫无疑问的”。5日本称之为离婚原因抚慰金，它与离婚本身产生的精神损害赔偿是不同的。

　　（四）、关于经济帮助原则

　　新《婚姻法》第42条规定：“离婚时，如一方生活困难，另一方应从其住房等个人财产中给予适当的帮助。具体办法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即经济帮助原则。婚姻法虽然规定了对离婚时处于劣势的一方帮助适用男女双方，但实质意义上在于保护妇女的离婚权利。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男女的经济能力事实上仍存在很大的差距，离婚时，妇女不但在经济上处于劣势，而且在传统文化上和习俗上遭遇特有的困难，导致她们在生活上处于边缘化境地。这一原则是保护妇女合法权益原则在离婚制度上的体现，充分显示了法律的扶助弱势的人道主义精神。6 但这一原则纯属于道德义务，并非基于夫妻间人身关系抚养义务的延伸，它缺乏强制性，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实施，以致这一规定的执行完全取决于当事人的“善心”、“良心”或“恩赐”；其次，经济帮助的实现是有条件的，即在离婚时，一方遇有生活困难，但何谓“生活困难”？我国规定是绝对困难，没有考虑婚前婚后生活对比的相对困难；另外，经济帮助具有暂时性和单一性，并非在离婚后任何时候出现经济困难都可以提出，只能在离婚时请求，并且这种帮助一般是一次性的，对离婚后经济困难的一方的经济帮助缺乏有效的保障。

　　这一制度局限于离婚时当事人的客观情况，缺乏前瞻性，缺少对未来双方可能所得财产的考量。随着我国离婚率达逐年提高，妇女虽然享有平等的离婚权，但并不能掩盖已离婚妇女在离婚后经济上所面临的困境。据美国学者魏兹曼的调查发现，离婚后一年中，男性的生活水平提高了42％，女性的生活水平下降了73％，她认为，法国根据男女平等这一原则错误的妇女在离婚后有能力和其前夫获得同样多的经济收入，其结果是剥夺了老年家庭主妇及有低龄子女的妇女在婚姻中应享有的权利。7 英国法院在离婚财产分割时，一定会考虑当事人所有的财产，即财产不仅包括当事人现在的财产，而且包括将来可得到财产。同时，采取离婚附属的救济措施，对离婚当事人一方生活水平的下降、患病或抚养子女等，另一方予以救济。8 而在社会保障制度非常不健全的我国，大多数妇女在离婚后得不到法律的特殊保护，她们的经济实力和生活水平与婚姻存续期间相比反而显著下降。据统计，我国上海的离婚率从1980年的0.3％到2000年的2.0％，增长了近7倍。“据2002年对上海市离婚女子入户问卷调查显示（实际使用1361个样本）：从目前的情况看，离异就业的仅占34.6％，既明显低于初婚者53.6％，也明显低于丧偶者43.5％，而自述下岗、待业、生病、离退休后无业的离异者达 31.9％，……其中女性从事非正规职业就业或目前无业的明显高于男性。”9同时，离婚后低龄子女一般随母亲生活，离婚母亲不得不要照顾子女，又要做好工作，职业家庭双肩挑，困难重重。离婚使当事人面临经济和情绪等方面的压力，而且殃及孩子。尤其在中国，离婚和单亲至今仍被贴上负标签，加上经济转型时期资源的重新分配明显向年轻人、高学历、体质强壮者及男性倾斜。承载亲职重负和社会世俗压力的离婚女性在生活中的弱势地位更加突现。

　　三、财产分割方法上的缺陷

　　由于我国在夫妻共同财产方面缺乏有效的清算制度即公平清算当事人的财产，以致家庭共同财产制流于形式。在我国的现实生活中，承担主要家务劳动的一方，往往是没有掌握家庭财产所有权的，在离婚时非常被动，很难获得那份本该属于自己的财产。而我国法律规定的“谁主张，谁举证”举证制度，让不掌握对方财产的一方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举证，如果举证不能，要想获得那份本该属于自己的财产，则完全取决于对方的“施舍”。由于家庭成员间的特殊信任关系，弱势方如果不参加对方的生产经营活动，很难了解对方的财产状况，让其举证，实在是勉为其难，而在其中，受害者往往都是女性。这种情况究其根源在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许多妇女根本不清楚丈夫的收入和在外经营的财产状况，离婚时取证难度大，出现了有理说不清的情况。“经由中华妇女联合会、民政部批准，华坤女性调查中心去年年底对在28岁至46岁之间的已婚妇女进行抽样调查，收回有效试卷1020份。调查显示，对丈夫工资以外的收入，只有55.28％的妻子清楚，不清楚地占 44.72％。在丈夫开公司或做生意大家庭中，77.08％的妻子不介入公司或生意的经营管理，对丈夫的经营状况不太了解或完全不了解的竟高达 83.78％。10

　　我国《婚姻法》在第47条规定：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的一方，可以少分或不分。但在现实的离婚诉讼中，缺乏诚信的一方总是千方百计转移隐藏夫妻共同财产，使离婚时能被分割的共同财产严重“缩水”，而一般情况下，没有证据意识或缺乏法律意识的人很难拿出对方转移、隐藏财产的证据。这样在离婚时能够被分割的共同财产往往只是应有财产的一半或者更少。据此，有关法学专家建议，一方名下的财产，另一方应有权调查取证，如果不能给予保证，应该举证责任倒置即另一方证明自己没有那么多财产；同时，制定和实施国家个人财产登记、执行等方面制度，以保障离婚时财产数量的真实可靠、宜于查询以及执行的可行性，进而从制度上改变目前离婚妇女带来的种种不便，甚至得不到应有财产份额的现状 .

　　四、结语

　　公正或正义，是人类亘古不变的崇高理想，也被认为是人类社会的一种美德，自然也就构成学者们一个经久不衰的论题。正如罗尔斯所言：“正义是社会的首要价值，正如真理是思想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是多么精致或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或修正；同样，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和有条理，只要它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作为人类活动的首要价值，真理和正义是决不妥协的。”11但我国目前的婚姻法所确立的离婚财产分割制度，在立法上存在种种缺陷，实践中难以操作，不能对离婚中弱者提供切实有效的法律救济手段，如果不从立法上加以进一步修正完善，就不能真正实现法律规定的离婚自由对人性解放的真谛。

　　1苏力著《冷眼看婚姻》；李银河、马忆南主编《婚姻法修改论争》1999年版第48页。

　　2夏吟兰《在国际人权框架下审视我国离婚财产分割方法》载《环球法律评论》2005第期第49页。

　　3苏力著《冷眼看婚姻》；李银河、马忆南主编《婚姻法修改论争》1999年版第44页。

　　4何俊萍《论公平原则在我国离婚财产分割中的适用》载《法商研究》2005年第1期第104页。

　　5罗丽《日本抚慰金制度》栽《外国法译评》2000年第一期的79页。

　　6卓冬青、刘冰《婚姻家庭法》2002年中山大学出版社第118页。

　　7参见夏吟兰著《美国现代婚姻调查》，中国政法大学出版1999年第1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