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挟尸要价”

 八月的福州炎热难忍，更难以忍受的就是亲历一场“挟尸要价”。       经朋友介绍，从事物流业的小个体工商户李总认识了我。第一次见面，我看到的是他的脸上写着的疲惫和无奈，与其说是李总，还不如说他是个民工。不到十分钟，他就把案情完整地陈述了一遍，情况大体是这样的：八月初，他承包的工场，因缺人手，就招了一个四川民工，因民工无身份证，所以未签订劳动合同，民工随即开始半天的干活。第二天晚上，民工感觉身体不适，其它工友好心倒了一杯开水给他喝，并劝他早点入睡。次日清晨五点多，工友们发现该民工已经去世。李总已向公安报案，但至今未能找到其家属。如其家属近期抵榕，势必会引发死亡赔偿纠纷，欲委托我处理此事。      第二天，其家属已到福州，我电话预约了他们，在一公园的茶艺居见面。死者家属一直表明其行为已经算文明了，但是人死你公司，你公司就得赔偿死者家属。我一直请求她们表态确定死者的死因，比如说是他人致害，或是工伤或是其自身身体原因等，她们或许已经知道死者是因自身原因而死亡，所以一直不予以表态，只表达公司必须以人道主义的方式给她们一笔钱的诉求，没有任何依据。根据我们事先研究的决定，我先不表态。       第三天上午，我打电话告诉她们，公司愿意给予她们两万元的补助。她们当即表示不同意，说这钱太少了，不给多的话，她们会采取一些措施的，甚至停放尸体要价等。哎，这年代，人道主义补助也变成了强制性，给少了还不算人道主义。想起多年前一大学同学说的，他不赞同任何形式的捐款，也不向任何机构或个人捐款，这确实有道理啊。       第四天，死者家属纠集了十几个四川民工，前往工场去闹事，非见老板不可，我的意思是老板不要出面，或出面后不称老板，以免麻烦。李总认为，不出面可能会更麻烦，他还列举了很多的被动因素。我也说明了很多案例，证明死者家属就是利用把事情闹大，从而增加谈判筹码，李总不听，我只能依了。之后的事态就可以想象了，李总遭到死者家属的围攻，报警后片警出面协调，片警又叫来了当地的安全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双方又开始谈判。       意想不到的是当地安办的该同志，不按法律不按规定，列举了无数的相同案例，只想表达一个观点，即我方必须赔偿七八万元给对方，而且这个观点他已经先给对方通过气了。因为时候不早了，我一看情况不妙，先走了，接着李总也走了。此后事态发展就是双方报警去了派出所，直至深夜。       第五天，李总迫于有关部门的压力，答应赔偿死者家属。       据不完全统计，福州市区每年发生此类案件不下二十起，包括医院、企业、事业单位等，死者家属都不向人民法院起诉，而直接采用“挟尸要价”的方式。只要政府出面，死者家属均可以获得一笔不菲的赔偿金。渐渐地，现在形成了一种惯例，也形成一定的市场，也还形成一批专业队伍。       我认为，要改变这种被动和谐的局面，首先要改变政府介入的方式和角度。从政府角度看，社会一定要和谐、一定要稳定，而为了这个和谐、这个稳定，政府就会对企事业单位施压，以达到企事业单位“放血”摆平事件。而从企事业单位来看，政府没有帮助其平息事端，而中加入一方，并且对企事业单位造成压力。我认为，政府应积极主动地劝死者家属向人民法院起诉，政府可以指定法律援助律师代理死者家属，并向法院出具减免诉讼费的证明，能否获得赔偿，由法院按法律规定判决。这样做法可以减轻政府压力，减少政府越权的嫌疑，也能建立公民、企事业单位、政府依法解决社会矛盾的风气，也能树立法律权威。       其次，社会要成立相应的救助基金。当发生相同或相类似事件时，应有社会救助基金出面，帮助死者家属包括料理后事，并资助死者家属必要的困难生活补助。       当然企事业单位或私营业主也应在当地政府的规定范围内，向死者家属以人道主义的方式进行困难补助，但其金额应按当地人均工资的基础上，以一年或两年计算，给予相应的补助。       我认为，所有的补助之和当地职工年收入的三倍。超过了，可能引发企事业单位或私营业主的负担，也会助长了诸如“医闹”这样的职业化进程。同时政府不该过分具体插手此类事件，以免摆平了一个事件，又产生新的不满，也损害了政府的威信。 （福建元一律师事务所   马建煜 2010-8-29于山海大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