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拐同罪”为何难入法

近日，有法学界人士呼吁对拐卖儿童案件实行“买拐同罪”，追究买方刑事责任。昨天有网站就此发起的微调查表明，90%以上的参与者赞成“买拐同罪”。

这是意料之中的调查结果。“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只有消除买方市场，才能从根本上遏制拐卖儿童的罪恶。这本来就不是什么复杂的法律问题，而是简单朴素的道理。

　　根据刑法241条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同时，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

　　“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免责条款，给了参与拐卖儿童犯罪的“买家”轻易逃脱法律惩处的空间，也实际成为拐卖儿童犯罪屡禁不止的重要根源。

　　有一种观点认为，购买被拐儿童的家庭往往都没有孩子，他们真心爱护买来的孩子，当案件告破，被拐儿童要回到亲身父母身边时，这些家庭往往陷入悲伤绝望之中。此时再对这些家庭以严法惩处，于情不忍。

于情不忍，不能成为“买拐不同罪”的理由。有多少犯罪背后没有许多“于情不忍”呢？即使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死刑犯，如若要寻找其走向罪恶的最终根源，也总能从他或她的生长、生存环境、性格缺陷中找到一些让人唏嘘的缘由。

比如，10多年前，22岁的云南大学学生马加爵因残忍杀害4名同学被判处死刑，如果追溯马加爵一生，也可以找出许多让人唏嘘的辛酸，这些是不是也能成为他免被追责的理由？

亚里士多德说过，“法律是没有激情的理性”。法律是理性的，它不因情感和偏见来评判是非。

倘若法律对每一犯罪都考虑其当中的有情可原之处，那么，它就无法公正保护人的生命权、平等权、自由权等自然权利。

我们也注意到,这两年，艺术界也不约而同关注到“买拐同罪”这一社会热点。

电影《亲爱的》就是通过养育被拐孩子母亲如何争夺孩子抚养权的悲情故事，对“买拐同罪”提出追问，探讨如何看待“养父母”家庭失去“孩子”以及孩子面临与养父母家庭分离的情感伤害。

老马认为：“这些恩怨悲情的确是个社会问题，也需要人性关怀，但这些问题非法律能够承受之重。法律所要解决的是对人口买卖这一行为的准确定义和惩处，至于买家膝下无子嗣、无儿养老的困顿，贫困的乡村、卑微的农妇的出路，等等，则需要法律之外的政府部门和其他社会组织的人性关怀。 

　　政府和社会组织机构给予没有孩子的家庭温情保障和人性关怀，法律强调对参与拐卖儿童犯罪的卖家处以理性的惩戒，这两者相辅相成，最终才能杜绝儿童贩卖的买方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