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进“信访”

    作者:安徽众城高昕律师事务所 吕淮波

    对时下为有关方面多予褒扬、提倡的律师进“信访”我是心存抵触，尽可能躲避的。迫于指定虽偶有为之，但内心的真意仍然是——拒绝进“信访”。何以如此，并非针对律师能不能进的本身——只要有社会的需求任何场合律师都应该是可进可入的，而是有疑于现实律师进“信访”的方式。

    “信访”原本是人大、政府等权力和行政机关联系群众的桥梁、体察民意的渠道，百姓通过这一桥梁和渠道要访要问的、要倾吐心声、反映民意的对象自然是能为他们直接解决问题的官员，而非律师。因为询访律师自有现存的渠道和场合。律师不明不白地进入这种原本为来访者与接访者对话的场合，该扮演何种角色？居间裁断？此不仅无法律依据，且不可能为来访者和接访者所认可；居间解答咨询？可现时律师进“信访”并非是受“信访”所涉双方的共同之邀，而多是受接访机关一方所请。如此进“信访”的律师难免会站到接访者的立场发表意见，自觉不自觉地成了接访者的挡箭牌、开脱者。在“信访”工作中，来访者原本就处在弱势的地位，现在其不仅要面对接访的机关，还要面对这些机关所聘的律师，由此使这种不对等的地位更加明显，由此也使“信访”工作偏了道，变了味。

    既然律师可以进“信访”，那么也应当允许百姓聘请律师为他们代理“信访”。事实上在来访问者处于弱势地位的情况下，面对我国法律尚有"盲点空白"的现实，律师代理弱势方,以“信访”的方式为他们主张某些难以通过诉讼途径实现的权利，才真正能体现律师追求公平正义、扶弱助良的价值，也才能真正体现律师进“信访”的意义。可现时别说律师代理“信访”，即便律师在日常的接待咨询中，对某些难以通过诉讼主张的诉求指引当事人去“信访”，都会被对律师有着影响力的部门视为加大“信访”压力的不负责任的表现，是不利社会稳定的举止。尽管现行的《信访条例》并未限制律师为百姓代理“信访”，但箍在律师头上的这一无形的紧箍咒，令大多数律师面对百姓这方面的所求，不能不心存顾忌，望而止步。这种事实上存在的谁才能请律师的偏公，致律师进“信访”失去了原本应有的积极意义。

    律师作为面向社会提供服务的法律工作者，其应具有的中介性、独立性应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律师只有恪守独立性准则，才能基于法律赋予其独享的权利，联合民众对抗行政专制的倾向和强势势力对社会公平正义的侵蚀；才能以此在民众中获得的信赖和和威望，以法律赋予的独有的职能，疏导、遏制民众的民主激情和极端的平等诉求，从而防止国家的民主建设和社会的正义伸张偏离正轨，成为促进社会安定，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也才能体现出律师存在的社会价值。在律师以目前这种方式进“信访”的情况下，律师的独立性被大打了折扣，尤其是在某些接访问者将律师的座席与其安排为一方，将来访者安排在相对的一方时更是如此。长此以往，难免让百姓产生律师与官方“一个鼻孔出气”“一条板凳坐立”的看法，难免会致律师失去公众的尊重和支持，而失去了这些些，律师的社会价值、存在的意义将无从谈起。

    我拒绝进“信访”还有一个不能不说的原因。这就是律师的劳动不能得到接访机关应有的尊重。我始终认为律师为某些特定的需求，可以为也应当为社会提供无偿的法律服务，但这只能是律师道义上的责任、自觉性的行为，绝不应成为强加于律师的义务。只有当有偿服务是律师的权利，而律师基于道义自觉不收费或者少收费时，才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尽管律师参与“信访”的无偿性并不是法定的，但事实上做为邀请者的接访机关不仅把律师无偿进“信访”看成是理所当然的，甚至有的在潜意识中还把此看作是对律师的“恩准”。信访机关的工作人员可以带着薪水接访，而律师却被当成理应无偿提供服务的工具，能不让律师有受歧视之感？没有给予应有的尊重，何以求得律师的奉献？?

    现时律师进“信访”致律师角色的不明、角色的错位、付出的不受尊重，以及由此造成的对律师独立性形象的损害，正是我拒绝进“信访”的缘由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