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个说法”与“法律空白”的背后

“讨个说法”与“法律空白”的背后

 “讨个说法”与“法律空白”是时下民间或媒体最常用的“法律术语”，也可以说是当今最具时代特征和普及性的“法言法语”。
 
　　“讨个说法”的意思与中国古人的“评个理”有点类似。当人们感到自己遭遇到不公平待遇，便要找一个可以述说的地方，讨一个“公正”的裁断。但“评个理”的去处远比“讨个说法”宽泛。现今社会的“讨个说法”有评理的一面，更有争利的一面。
 
　　20多年前，“讨个说法”被社会视为前卫的举动，敢于“讨个说法”的人被认为是权利意识觉醒而受到媒体的鼓励。但如今热衷于“讨个说法”的人剧增，以致几乎成为社会风尚，一旦遇到纠纷，人们就会想到法院，走向法庭似乎成为解决问题的唯一或最佳出路。与古人相比，我们显得又复杂又单纯，复杂表现于法庭上人们对“利”与法律空隙计算得精细，单纯则表现于人们在要求以法律为唯一准则的时候，却出现了智慧的退化和情感的淡漠。随着“讨个说法”意识的普及，我们的法律自然就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空白，一些五尺孩童都能裁断的是与非、罪与非罪却成了法官面前的难题。不是因为法官的智力低下，而是因为我们认定，法庭裁决需要“法律条文”的支持，如果没有相应的“条文”，法官便束手无策；更糟糕的是，当法条与情理背离时，如今的法庭也会以“法律”的名义，以“法律至上”的理由而作出有悖情理的裁决。于是，呼吁制定更完善的制度、告诫大家“法不容情”又成为当今媒体法制节目中的重要内容。如果以往的“道德社会”使人感到压抑，那么今天的“法治社会”则使人感到疲倦，因为你不能想当然地按约定俗成的常理来判断是非，你时时刻刻要做好“讨个说法”的准备，同时还要准备好由于自己的不经意而成为别人讨要说法的对象，“事事注意保留证据，时时保持着戒备之心”已然成为今日人们的生活写照。
 
　　如今在大家都感到身心疲惫时，我们反思“讨个说法”的普及，其在提高了我们主张权利意识的同时，也把我们陷入了永远无法摆脱的“法律空白”的困境之中，因为再完善的法律也无法包罗万象，世上不曾有过，也决不会出现没有“空白”和漏洞的法律。“法律空白”困境的背后，反映的是我们对法治理解的肤浅和我们一直讳言的法治自身的缺陷。
 
　　前不久，笔者在报纸上读到这样—个案例。昆明东川人民医院的一位妇产科医生在为病人实施手术后，眼见病人大出血，本着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和职业道德，医生毫不犹豫地用自己的鲜血拯救了这个病人。在人们感叹如今尚有这样敬业无私的医生时，没想到云南省卫生厅法监处却做出了令人诧异的决定，认为这位医生的行为违背了《献血法》，故罚东川人民医院6万元人民币。病人家属闻此而奔走呼吁，认为这一决定不合情理，据法监处有关人员解释，这种“合法不合理”的裁决是为了维护法律的威严。正在笔者为“法律的威严”而迷惑时，又从一本杂志上读到发生在美国的一个“法律故事”。故事讲述的是在纽约的一个贫民区，一位孩子身患重病，眼见孩子奄奄一息，性命不保，父母却已经是无钱再请医生。同在一个区内的—位即将参加医生执照考试的年轻人，在人们的恳求下，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选择了违背法律，救治病童。10天后，病童痊愈，年轻人却被警察以非法行医而逮捕，举报人则是那些没有足够的钱决不出诊的医生。在法庭上，法官经过调查后，面带笑容，举起法槌敲向桌面，告诉年轻人：“您违反了法律，原因是为了要遵守另一个更高的法律，因此我判您——无罪。”
　　截然不同的判决，一则带给我们迷茫，难道法律权威的树守必须要付出道德或道义的代价?一则却带给我们感动，使我们豁然开朗，法律最终维护的应该是正义和人类的良知，只有如此，法律才具有灵魂和生命力，才具有真正的权威——这种权威的确立不是依靠权力的强制，而是发自人们的内心。在笔者看来，美国法官倒是于中国古人有些英雄所见略同。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社会法律的价值体现于“礼”中，家族、村社、国家的和睦则是礼的基本精神之所在，维持和睦就是当时社会所要求或体悟到的“正义”(至少是正当或合理)。东汉循吏卓茂曾告诫人们，礼(法的精神)与律(法的条文)产生矛盾时，一定要遵循礼的精神来裁断。因为“律设大法，礼顺人情”，若拘泥于律文，背礼裁断，民将无从判断是非，无所措手足。古人的“一准呼礼”的立法、司法原则实际上是将法的宗旨和精神置于了法的条文和制度之上。就如美国法官所解释的那样，“为了遵守一个更高的法律(自然法)”，而违犯了具体的法律规定，所以——无罪。
 
　　对“讨个说法”的热衷和对“法律空白”的焦虑，还体现了我们对法治认识的不成熟或一厢情愿，比如，我们认为法治应该是尽善尽美的，只有法治才能给我们公正。
 
　　其实，早在一百年前梁启超就论述过法治的缺陷，但时至今日，我们反倒讳言，似乎我们说法治有缺陷就等同于主张社会的倒退。但法治的缺陷并不因为我们的讳言而消失。梁氏在其名著《先秦政治思想》中说，我们虽然崇拜法治主义，却要知道它的短处：“法律权力渊源在国家，过信法治主义，便是过信国家权力，结果个人自由都被国家吞灭了，此其一；法治主义，总不免机械观，万事都像一个模型里定制出来，妨害个性发展，此其二；逼着人民在法律范围内取巧，成了儒家所谓‘免而无耻’，此其三。”梁启超甚至断言：就是极为圆满的法治国家，也不能避免法治的这三种通病。正因深刻认识到法治不是完美无缺的，西方的思想家及法学家在阐述法治理论时并不排斥道德，相反却欲以道德的强化来弥补法治的缺陷。但中国的法治传统却不然，儒法的争执实际上是将法与德割裂开来，法家的“法治”理论将儒家提倡的仁义礼智信等道德操守视为“国之蠹”，“道德君子”在法家学说中成了妨害国家统一强盛或者是集权的“蠹虫”。近代以来，当我们在情急之中被动地接受西方法治时，我们不但通盘地接受了西方法治的弊病，而且对传统的法治弊病也未能预防，于是我们总是在“要道德”还是“行法治”的问题上纠缠不清，道德似乎真的成了法治的绊脚石。然而，事实告诉我们：缺乏道德支持的法治，一定是没有灵魂的法治，当“讨个说法”成为人们“取巧”的借口时，“法律的空白”决不会随着法条的增加而减少，相反，人们会在填补“法律的空白”中，在不断膨胀的法条和制度中迷失了法治的目标，那才是一种真正的、致命的“空白”——法的精神的失落。

马小红

法制生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