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法学专家——贺卫方

贺卫方同志简历

       贺卫方，男，1960年7月生，山东牟平姜格庄镇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82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学院（法学学士），1985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法学硕士）。1985年起在中国政法大学任教并主持《比较法研究》季刊编辑工作。1995年调至北京大学法律学系任教。1992年被聘为副教授，1999年被聘为教授。1993年6-7月美国密执安大学、1996年6月-1997年1月哈佛法学院访问学者。担任北京大学司法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全国外国法制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比较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等社会职务。主要著作和译作有《新波斯人信札》（与梁治平、齐海滨等合著）、《外国法制史》（与由嵘、张学仁、高鸿钧等合著）、《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与美国汉学家Karen Turner及高鸿钧合编）、《走向权利的时代》（副主编）、《法边馀墨》、《中国法律教育之路》（编）、《司法的理念与制度》、《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美国Harold J．Berman著，与高鸿钧等合译）、《比较法律传统》（M．A．Glendon，M．W．Gorden和C．Osakwe合著，与米健、高鸿钧合译）、《比较法总论》（K．Zweigert & H．Koetz著，与潘汉典等合译）、《比较法律文化》（Henry W．Ehrmann著，与高鸿钧合译）、《美国法律辞典》（Peter Renstrom编，主译）、《运送正义的方式》、《具体法治》、《超越比利牛斯山》等。

贺卫方辞别北大

       这些天，他在发愁如何把那么多书从北京搬到南方。他要去的是钱塘江畔的浙大。“老贺要走了?”这一年在北京学者聚会的多个场合，在北大法学院的学生中间，不断盘旋着这样的传闻。
       大家开始叫他老贺，是最近几年的事。这里面有岁月的沧桑，还有一种说不清的洒脱与敬意。
       在北大法学院2008年毕业典礼上，贺卫方用惯常的诗意表达了自己的决意，他要和毕业生一起，离开这个工作了13年，带给了他美好声名的学府。
       这个告别还意味着，他决意把一座城市抛在身后，这个他居住了两个13年的北京。
       13年，北大教授贺卫方，在中国变成了一道符号。
       在学界，他被视为司法改革坚定的鼓吹者；在实务界和舆论界，他被看作宪政、民主、法治思想的布道者；当然在另一些人眼中，他是一个“有些异端色彩”的多事者。
       十年间，他不断言说的一些思想渐渐演变为现实。他抨击“复转军人进法院”，几年后的统一司法考试给了他积极的回应；他曾建议司法人员脱掉专政色彩的制服，后来法官果然穿上了法袍。“从1998年发表复转军人进法院开始，一直到2004年前后，我都是比较乐观的，觉得可以用自己的知识来改造这个社会。”贺卫方好像在回忆很久远的一件事。
       有人说，他的学识、他的形象、他的演讲，包括他的嗓音，上帝把他塑造成了完美无缺的学术明星。他的一位朋友甚至为他感到遗憾———如果老贺生在美国，电视竞选一定大获全胜。
       他的足迹遍布中国，“在法学界，我算是演讲最多的之一吧。”
       风尘仆仆的十年，频频露面的贺卫方自己也变成了一个话题。质疑中最普遍的意见是说，贺卫方周旋于鲜花和掌声当中，江郎才尽，离书斋越来越远。
       一位青年教授说，贺卫方曾经深刻震撼了他们一代，那种耳目一新的感觉难以忘怀。“或许是我们成长了，这几年他不再带给我们新意。”
       然而，贺的支持者却说，中国不缺书斋学者，最缺的是像老贺一样关怀现实的行动者。
       这个复杂的争执多少也是贺卫方内心的纠结。“这些年自己比较外在化，显山露水，难以静心。也许我应该找一个可进可退的地方，能够为自己的一些政治或宪政论证奠定坚实的学术基础。”
       于是，他做出了离开北京这个似乎要与过去决裂的决定。
       说这些话的时候，决心回归学术的贺卫方语态中还有一种壮士暮年的苍凉。
       自孙志刚事件始，贺卫方频频以公开的姿态发表自己对时政的观感。“好像是西西弗的神话，把石头推上去时很有成就感，然后又滚下去，要重新再往上推。”即将知天命的贺卫方用这个古老典故总结了自己最近几年的感受。
       时光流逝，现实顽固，石头滚滚落落，他也已经变成了“老贺”。
       1998年，因不满职称评定,贺卫方决定离开北大。北大校园因此留下一段众生挽留的传奇佳话。“先生若有八分的离意，我们将尽十分的努力；先生若有十分的离意，我们将尽万分的努力，目的唯有一个：先生，请留下!”
       那一年，38岁的贺卫方没有走。
       十年过去。
       这一次贺卫方走得坚决，这是他对政治沙场的平静退让，更是对生命价值的重新掂量。“你需要有一种非常美好的生命感受,跟朋友的爽朗交往，放眼青山绿水的那种喜悦，读一本老书给你带来的快乐等等。其实人不完全是为了改造这个社会而存在的。”这样的感悟，48岁的贺卫方日渐强烈。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或许在柔软的钱塘江畔，负笈南下的老贺能找到新的希望和力量。（南方周末）

相聚在金色的秋天里

贺卫方

       10月2日，从北京飞抵重庆。30年前的10月2日，我从烟台火车站出发，开始了独自赶往西南政法学院就学的漫长旅程。30年的时光逝去，当年78级400余名同学中的300余人又一次相聚在这美好的秋天里，握手忆旧，把酒问天。
       这是一个悲欣交集的时刻。就在这次庆祝复办典礼的前夕，那位最受学子爱戴的老师——林向荣教授——与世长辞，给这次典礼带来了一抹悲情的底色。3日上午，我参加了林老师的安葬仪式，最后的送别简朴之至，如同老师生前的为人处事风格。4日上午的典礼上，李连宁代表78级同学向那些逝者表达怀念之情，他列举了那些老师的名字，说故去的老师们此时此刻一定在天上看着我们的庆典。他说这样的话的时候，眼望上空，语调沉痛，所有的人都为之动容。 
       当然，也许可以说，这样的典礼本身就是对于逝者的告慰。300余名毕业生来自四面八方，汇聚起令人振奋的消息。我们努力地工作，让母校的精神在各个领域闪光。我们赶上了国家法治建设的早班车，成为新时代法治进程的见证者和推动者。部分地得益于文革的苦难经历和大学时代忧世伤生的社会气息，我们同学中无论在高校里，在官衙中，还是经商或做执业律师，总还是有些理想主义的追求。
       不妨举个例子。那位15岁就考上大学的纪佃澎，毕业后分配到青岛市公安局，官至处长。在官本位极为严重的山东，在青岛那样的城市，公安局里的处长也是相当显赫的角色了。但纪佃澎却不为所动，毅然决然地辞职干起了律师。律师似乎也没有全力以赴，他更乐于研究一些中国制度建设中的大问题，例如城乡差别的解决，例如户籍制度的改革，还有死刑的存废。他还就这样的课题经常奔走于不少大学（包括西南政法大学）义务讲学。我很怀疑他的律师事务所有多少收益，不过他那快乐的神情每每令人感到他获得的是整个世界。
       这些年来，不少媒体对于所谓“西政现象”进行了很多报道和分析，最近耶鲁法学院的学者浦杰夫（Jeffrey Prescott）还专门主持一个课题，研究西南政法大学与中国法治建设的关联。不过，人们在关注这一现象的时候，不免把眼光太多地集中在地位显赫的高官和某些知名度较高的学者身上，以至于忽略了更多的以平实的风格扎实勤勉地劳作的人们，他们同样是78级群像中的重要角色。
       同学相聚，校友会办公室把当年大家的照片做成图板，引得同学们纷纷站在自己当年的照片前照相留念。时光荏苒，白驹过隙，昔日的翩翩少年已是年近半百，入学时年龄较大者有些已经告老退休。不过，按照当今平均寿命，花甲前后正是大有作为的时光。78级总班长邓文定也是“年方60”，从江西省检察院副检察长位子上退下不久的他激情四射地致辞，承诺再过30年，大家母校重聚首——在场的人们齐声欢呼！
       新校区雄伟的图书馆前，78级捐献母校的12棵桂花树正在秋天的阳光下茁壮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