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三十年(田胜）

【蒋文勇律师按】转载朋友的文章，在理想和现实中，他反映我们青年律师的成长轨迹，在纷繁复杂的现实社会和当下司法制度中青年律师的担当......

我这三十年(田胜）
 ——徘徊在理想与现实之间
       

  田    胜

    非垂暮之年，不是作回忆录的时候；亦非圣贤，无须日三省乎己；但三十年反省反省自己还是应该的，故有冲动写下此文。从一九八一年跨入小学的门槛至今年二O一一年，正好三十年，其间经历了六年小学、六年中学、四年大学、四年机关工作、三年读研、七年执业律师，一路走来，在外人看来还算顺利，但对个人也不乏内心的跌荡起伏，那便主要是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绕来绕去。倘若只有理想或只有现实，也许就没有这许多的烦恼。从一九八一年倒回出生的七年里，是成天在农村老家方圆不到一公里的范围内到处爬地抓泥的无忧童年生活，是谈不上什么理想的，只知道三件事：“吃”、“玩”、“睡”而已。
    一、懵懂而愉快的小学
    一九八一年九月，我从一个成天只知道玩泥巴的小孩变成了一个关进村里“牛圈”（当地人习惯称学校为牛圈）的小学生。启蒙老师是一位姓赵的老头，脸很瘦，眼睛很凸出，病怏怏的，样子却是位很严厉的师长，毫无亲切可言，令我好生畏惧。在此之前，我未上过幼儿园，根本没有老师的概念。学了半个学期，期中考试，语文数学都刚刚及格，试卷上有不少刺眼的红X，也不知道到底在班上排行如何。到了期末，考试成绩也和期中差不多，听说是班上十几名，只是在第二学期才得知我的试卷被老师判错了，总成绩应该是班上第二名吧。不过赵老师也没在全班做更正，或许老师认为无所谓，反正他的儿子是班上的第一名。
    到了第二学期，严厉的赵老师生病住院了，学校安排了一位唐姓的代课老师来教我们。这唐姓老师比起赵老师亲和多了，他和我的小叔是同学，故对我比较关注，也许是他知道了我上学期的真实成绩还是第二名的缘故吧。总之，从第二学期起，我才开始明白学习是和以前的玩泥巴不同的，得用功才行。正巧那年我们家建新房，新房是建在离老屋一里多远的小山坡下。我妈每天很早天不亮就要起床给帮忙的工匠煮饭，那时村里还没有电灯，每早妈妈是点着煤油灯进灶屋煮饭的。我也每早跟着妈妈拿本语文课本进灶屋，妈妈在做饭，我就趴在放煤油灯的饭桌上大声地读“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之类的课文。天天如此，故每次老师要求学生背诵课文，我总是第一个顺利过关者。如此下来，第二学期期末考试，我就成了班上的第一名，赵老师的儿子反正再不是第一名了。到了第三学期，赵老师病得不能再来上课了，上面派了本村的一位罗姓公办教师正式接替赵老师教我们。罗老师人也年轻，很器重我这个第一名。同学们在课间休息时，也常常拥戴我这个第一名，“骑高头大马”的变成了我（两个小孩交叉着手将人抬起来），而不再是赵老师的那个公子了。邻居大叔大婶及更长的长辈时常以夸奖的口吻对我说话，我真是如沐春风，感觉成绩好就是不一样。
    到了三年级，和蔼的罗老师又调走了，来了位王老师，也来了位王老师的儿子同学，倒是走了位赵老师的儿子同学。王老师的年龄界于赵老师与罗老师之间，态度也界于二位之间，不算严厉，也不算和蔼，当时心中不免有些打鼓。这个王老师的公子同学，是从上个年级降到他爸班上的，不免有几分瞧不起我们这些小子，包括我这个曾经的第一名。当然王老师也时不时有些不以为然我这个第一名，因为从内心讲毕竟希望自己的儿子是第一名吧（这或许有些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也就在这一年，修建于五六十年代的教学楼成了危房，我们班就搬到了王老师的家里，一直到小学毕业（因为新修的教学楼很快又成了危房）。三年级的上学期期末，王老师的儿子同学还真为他爸争气，果然考了班上第一名。这对我来讲，算是个不小的打击，而对王老师和他的儿子来说，却是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扬眉吐气了好一阵子，但他们也仅仅扬眉吐气了这一回，因为从三年级下学期开始直到小学毕业，我一直占据着班上的第一名，而他的儿子始终是屈居第二或者更后的。尽管和王老师的儿子是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但从内心来讲，我是一直感谢我的王老师的，是他让我能够从一个偏僻的村小一步跨进县城省属重点中学上学，从此走上一条脱离泥腿子的道路。
    自打上小学起，我的父亲便经常给我讲所谓的“贞观贤文”的片言只语，诸如“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家无读书子，官从何方来”之类的醒世名言，意图在于教育我要好好读书，将来去做官吧。我的父亲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经推荐出去参加工作的，也就高小文化，得益于他的父亲是当时我们村的党支部书记，也就近水楼台先得月吧。我的爷爷是不怎么识字的，父亲的爷爷更是斗大的字不识几个的，一介屠夫而已，唯好喝酒。所以倒推上去，我们家是没有什么文化渊源的，父亲出去在县城及周边工作了十来年，算是见识了一些，故教导我们要多读书好去为官，也好光宗耀祖。当然，父亲的这些言传并没有对小学的我起多大作用，当时只想读了书去做个象父亲一样能在镇上上班的“工作同志”就行了，也想过做个威风的“公安人员”，或做个《想到2000年》中的科学家之类的，但这些所谓的理想只是短暂的、朦胧的。小学的生活，因为基本是班上的第一名，是在夸奖声中走过来的，所以感觉特愉快。
    
    二、勤奋且充满理想的中学时光
    一九八七年九月，我以我们镇第一名的成绩，也是全镇当年唯一的一人进入了当时的省属重点中学——梁平中学念初中。那是幸福的时光，是众人仰慕的时刻，但我也从那时明白了什么是离别的伤感，什么是艰辛的开始，什么叫“山外有山，人外有人”……记得那天清晨，我和父亲在前一天忙完家里的水稻收割后踏上了征程。母亲泪流满面送到院坝边，父亲一头担着爷爷送的曾经装鸦片的竹篾箱子（里面装着我的衣物），一头担着铺盖卷，我象只小狗一样跟在身后。心中也特难受，但还是强忍着泪水一蹦一跳上路，因为我不愿意让母亲更难过。我们步行了十来二十里路，到了乘坐通往县城客车的地方——“515”（318国道的一处，以起点至该处的公里数命名的地方，位于明月山脚，正巧三年后我中考的成绩也是515分）。这个站是中间站，从虎城和袁驿发往县城的客车从此经过。那时每天的班车很少，到中午一点左右就没车了。那天，因为是开学，坐车的人特多，路过的几班车早已挤得人山人海，根本就不在这个站上人。还幸好父亲在镇上工作，认识一位开货车名叫“花猪”的司机。那天我们正在焦急等待的时候，“花猪”开着小货车经过，驾驶室早已满座，我和父亲翻上了货车车斗，一同上去的还有几人。但当天“花猪”并不到县城，只到山那边的天生乡，天生乡离县城还有三十多公里。车一路颠簸翻过大山，我们一路死死抓住车斗拦板，最后只好在天生下了车，在父亲一张姓同事家开的小店里再次等车。到了下午三四点，眼看在那里等车无望，父亲只好咬咬牙说：“我们再走一段，到七桥那里去赶车吧。”于是我们又一前一后上路了，从天生到七桥得有十多里路吧。父亲担着衣物和铺盖卷，天气还是很炎热，路上汽车驶过尘土飞扬，父亲时不时抹抹额头的汗水，和着尘土额头上黑乎乎的一道道。太阳越来越低了，我们在步行两个小时后到了七桥，还好，这里通往县城的班车很多。车窗外公路两旁高大的桉树“嗖嗖”闪过，倒让人感觉丝丝凉意。
    到了梁平中学的大门口，太阳已经下山了。只听见学校高音喇叭里还在播送让人心动的新生欢迎词，宽阔的操场上方是一排窗明几净的教学楼与实验大楼，校园树上落满了白色的仙鹤。我真是如刘姥姥进了大观园，要知道我的小学大部分时间是在老师的家里度过的，操场就在院坝或山坡上，心中不免激动，以后就在这里学习了！到了报到处，班主任老师戴着一副颇有厚度的近视眼镜，头发花白，声音朗朗，和蔼地和我们父子俩交谈。最后他看着我说：“你可能是我们班最矮最小的几个，来梁中读书，想不想家哟？”一听此言，早已藏在眼中的泪水夺眶而出，但我低头咬住了嘴唇摇摇头回答了班主任老师的问话。就这样，我在梁中安顿了下来。第二天下午父亲离去，我将他送至校门口，直到看不见他的背影，我才茫然走往宿舍。唯有经历了这些，在后来学习朱自清的散文《背影》时，才会真的让人潸然泪下。在第一封家书里，我才知道父亲在转身离去与我分手的那一刻，也早已泪流满面。我在回父母的信中，却坚定地写道：“爸爸妈妈，儿子是鹰就要高飞！只有小鸡才成天在家门口土堆里刨食！”我说对了，后来我是越飞越远了，可那高飞却让年少的心灵背负了太多的离愁别绪！从那以后，我与父母、家人总是聚少离多了，故我非常珍惜与父母、家人相处的日子。在初中的第一学年，好心的班主任特许我每隔两周周六下午可以不上课回家，返校的时间可以延至周一早上（那时每周只休息周日一天，每月末那周周六下午不上课）。这种恩准让母亲多少次在步行两个多小时在“515”迎接我，也让父亲多少次天不亮披星戴月步行送我去“515”赶最早的班车。这些往事是刻骨铭心的，所以今天无论父母怎样，我必将义无反顾地善待他们、报答他们！
    在这种浓浓的亲情下，我知道了离别的肝肠寸断，也明白了世事的艰辛，促使我勤奋好学，抓住一切可能的时间。除了初一第一学期期中考试是班上的十多名外，以后便几乎在班上处于前五名，以至最后的二三名了。
    在梁平中学，我也方知“山外有山，人外有人”的道理。当时的初中四个班，每个班四十来人，一共一百五六十号人，这些一半是全县各乡镇的骄骄者，还有一半是城里受过良好教育的公家子弟。刚一坐在教室里，同桌的女生就微笑着对我叽里咕噜“GOOD  MORNING”，我不知所措，原来人家说的是英语，问候早上好，我这个偏僻山村来的哪里学过英语呀。从那一刻起，我知道自己犹如行走在武林，遇到了如林高手。往后，我唯有不懈怠，抓住早饭后上课前的间隙、抓住午饭后人家睡午觉的间隙、抓住晚饭后晚自习前的间隙，在教室里、在校园的池塘边、在校园背后的山坡上，背英语单词、预复习功课。在一次次评为“三好学生”的时候，我方知“书山有路勤为径”、“勤能补拙”等良训确有道理！
    从乡下进了县城，我再也没有优越感了。在乡下，爷爷是本村的党支部书记，父亲在镇上工作，家庭虽不宽裕，但比起很多人家算是优越多了，故对很多世事不甚了解，懵懂学习生活而已。进了县城，环顾四周同学，不少父母是县城机关事业单位的头头脑脑或工作人员，穿着比我们这些乡下孩子洋气多了。每逢周末及节假日，总有不少父母开着单位的车将子女迎来送往。而我们这些乡下孩子只有自己背着铺盖卷步行三四里路去汽车站赶车，还往往在车上没有座位，一站就是两三个小时，细细的肩绳将稚嫩的肩膀勒得红肿红肿的。记得有一次，寒假放假，几个高年级的同学因挤不上车而又归心似箭，趁司机不注意爬上了车顶的行李架藏起来。在路过山上一处公安检查站时被发现了，把他们叫了下来，为首的同学同公安人员理论了几句，却遭来公安人员的一顿毒打。那场景真让人揪心，也真让人愤恨这些披着执法外衣却不解人情的公家人！在县城，偶尔父亲来开会，带上我去改善改善生活，进了他们的会务餐厅，鸡鸭鱼样样皆有，还有只听说过却从未见过的“海参”一类的洋玩艺。吃着这些，我却想到乡下还有多少人为填饱肚皮四处奔忙，绞尽脑汁，甚至还有人外出务工为逃一张火车票而亡命他乡的。
    这一切的一切，触动了我的神经，我最初是想努力学习改变自己的命运，做个城里人，穿得洋气、住得舒坦。再后来这些见闻鼓动我不仅要为自己，还要为我们乡下人做些什么——要改变城乡的差别，要惩治那些嚣张的公家人，要遏制那些奢靡之风……要实现这些想法，唯有学而优则仕，去做个很大的官。于是在中学的六年里，除了学习，我的脑子里成天琢磨的就是这些，这也就是“理想”这玩艺的萌动，“做官”就成了我的梦想！为了实现这个目的，那时想只有选择文科机会才多些。于是为了读文科，本来初中数理化一直很优秀的我，在高一时拒做物理、化学一类的试题，因为害怕物理、化学学好了，老师不让选择文科。在高考填报志愿时，很多人为此苦恼，我却义无返顾地选择了中国政法大学政治系行政管理专业。那时是很鄙视选择经济一类专业的同学的，颇有些视金钱如粪土的气慨。我以为选择了政治系行政管理专业，就是选择了“做官”，所以当中国政法大学的一纸录取通知书送给我时，那种激动与兴奋是无法形容的，我以为理想马上就要实现了，我就完全可以履行“清官”的职责了，好好地去伸张正义、劫富济贫了，改变和我一样的乡下人的命运了！当这种理想后来受挫时，我才反思当时选择文科是不是错了，如果选择理科，头脑里不要去想那许多烦恼事，一门心思用在学习上，说不准能考个清华（毕竟当年我们校有五个同学上了清华），去做个只管埋头钻研的科学家一类的岂不轻松许多？
   
    三、激情飞扬却屡受现实挫折的大学生活
    一九九三年九月，当北上的列车凌晨四点还在河北石家庄时，我们这群“天之骄子”（同行的两位是考上中国人民大学的同学）早已睡意全无、兴奋不已，要“进京”了！这感觉可能和当年毛老人家从西柏坡赶往北京相差无几吧。进了学校，在系领导与新生的见面会上，系党总支书记一袭风衣满面春风地跨上讲台，朝同学们挥挥手：“同学们，欢迎你们选择中国政法大学政治系，我们系是培养上至国务院总理下至县长的地方！……”。“哗哗哗……”台下是雷鸣般的掌声，和我一样怀揣着“做官”梦想而奔向这里的同学群情激奋！可这样的群情激奋没有延续多长时间，大家渐渐明白我们政治系是学校的小兄弟，是非主流的专业，也是新开设的系别，教师队伍罕有该专业领域的大师，很多曾经激动的人冷却下来了，开始后悔进了政治系。但这一切没有给我带来多少冰雪，我赋诗一首与全体同学共勉：“投身政管既为家，流言蜚语任凭他！”颇有些豪迈与笃定，这两句篡改的诗句被当时的系学生会负责人在系学生代表大会上予以宣读共勉。曾几何时，同学们也常常在宿舍内纵谈天下大事，指点江山。记得同宿舍一位年长的室友，洞悉当时社会，认为贪腐横流，于是乎发出欲同流合污的感想。未料遭到我这位被正义、刚直充满每一个细胞的小兄弟劈头盖脸地批判，那架势真有些雄鸡搏斗的场面。戏剧的是，那位被我认为变质的老兄却在第二学年伊始早早地入了党，后来毕业时又是我们班第一个被机关单位录用的人。
    凭着高中扎实的功底，第一学年没怎么用功，我却成了班上两个获取奖学金的男生之一。就在第二学年开始，一位四川籍的上一年级李姓师兄发起成立了一关注农民的学生社团——“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会”，这与我中学以来一直关注城乡差别，誓以“做官”改变农民贫困落后的理想不期而遇，我成了积极的参与者。那老兄形象颇似《开天辟地》电影中的陈独秀，一副迂腐的眼镜架在鼻梁上，却是思想的先行者。在他的任期内，宣告了这样一个颇受农家子弟欢迎的学生社团的诞生，却未能干出轰轰烈烈的事来。因忙于学业与就业，他未任会长多长时间就建议改选新的会长。我做为竞选者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也许是热情打动了会员，大家以多数票通过选举我成为该会的第二任会长。站在这个刚成立的学生社团负责人的位置上，我与该会的副会长，也是我同班好友钟某全身心投入。我们提出了该会“为农民着想，为中华而忧”的响亮宗旨，我们寻找到了欲振兴农村必想强农民头脑、灵魂的道路，决定以首都高校的名义倡导学生为农民朋友捐赠图书，并选择了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的故乡，四川广安协兴镇建立当地的农民图书室，类似今天的农家书屋。我和钟某二十来岁的年龄，奔走于中宣部、共青团中央、北京市委等机关大院，最后时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徐惟诚同志给了我们热情赞助和支持，他用个人的四千元稿费作为我们这次活动的经费。中宣部相关部门的领导为我们联系了四川省委宣传部、广安地委县委宣传部的领导同志。我们也不负众望，联合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国农业大学的部分学生社团师生，在寒风中以韦唯的一曲《爱的奉献》打动了无数高校学子的心，大家纷纷慷慨捐赠书物。就这样，一项“首都大学生农村文化使者行”的活动拉开了大幕，我以该次文化使者团团长身份带领大家一行二十来人浩浩荡荡奔向四川广安，受到当地领导、群众的热情欢迎。在图书室的开放仪式上，我作为该次活动的负责人，激情演讲，别的记不清了，只记得我引用了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的名言：“我要让我的子女幸福那很容易，但我要让美国千千万万的家庭和子女都幸福！”现在想想，真是豪情万丈。仪式上，电视台、报社记者的镁光灯闪烁，一时我竟成了不大不小的名人。几天后，四川电视台每晚八点的黄金节目“今晚10分”栏目为此次活动做了专题报道，我自然成了一个主角，让很多看了这个节目的乡亲赞叹不已，认为这家伙以后肯定不得了，定是个人物，我当时自己也是这么想。继而，《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法制日报》、《光明日报》等多家报纸也以不同形式、篇幅几乎均在头版显著位置对此次活动予以了报道，令在校的其他学生社团刮目相看。
    就在这次活动中，我与校团委一位副书记因某项具体事情发生争执，气盛的我与之拍桌子打巴掌。活动风光之后，那位副书记成了书记，我们后面的宏伟计划自然只好偃旗息鼓。热情似火的岁月到了大三，每个人都在琢磨毕业后的路在何方。目睹了政治系的前两届师兄在就业上的冷遇，很多人都开始冷却，自然也包括我。前两年还在鄙视法学专业的同学只不过是犹如“石木二匠”一样的匠人，如今也只好学学匠人所学的东西，于是乎赶紧捧起一本本法学专业书籍，为日后的就业多一条可选择的路。
    直到大学毕业，曾经政治热情高涨的我，却未能跨进党的大门，中直机关、留京已是无望。在举国上下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哀悼的日子里，我奔赴四川成都参加省政府办公厅一秘书职位的公务员考试，未曾想却与北大一历史系老兄相遇，被其斩落马下。所幸，重庆直辖的消息由当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传出，失意的我随即赶赴重庆，认为直辖应该有很多日后升迁的机会。可举目无亲，我穿着黑色的仿皮夹克，腋夹装满自荐信的公文包，跑遍了市委、市府大院，跑遍了渝中、江北、九龙坡，以至北碚、巴南等主城九区区委、区府的大院，却没一处收留我这个一心想“做官”自命不凡的高才生。还好天无绝人之路，正在心灰意冷之时，寄宿的四川外语学院校园内张贴出了重庆市公安局大批招人的信息。好心的就读外语学院的高中同学建议，不妨行缓兵之计，先考考公安局，进了以后再图向党委政府部门迈进。几番风雨之后，亦觉同学之言颇有道理，于是乎改考公安部门。在当年几百名应考者中，我以前五六名的成绩在笔试中胜出，因了这成绩，面试都免了被重庆市公安局录用。
    
    四、坚韧负重却倍受煎熬的机关工作
    1997年7月14日，提着黑色的行李箱我跨进了市公安局的大门，领到了一张身份为“干部”的工作证。我终于经过十六年的寒窗，完成了从一个农村娃到城里人、机关干部的蜕变，那一刻是令人激动的。在大学行将毕业的日子里，我在总结自己大学生活得失，琢磨下一步如何在机关立足之时，选择了唐浩明先生所著《曾国藩》一书。读完厚厚的卷宗，个人认为曾国藩之所以能够在清朝的官场一路升迁，全在于“坚韧负重”四个字，要在机关立足，须效仿曾公如此品性。于是乎，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一改大学心高气傲的禀性，放下架子，每天早早地打开办公室，拖地、抹桌子、打开水，待这一切妥当，办公室的主任、同事才款款到来。见了如此勤快的大学生小伙子，领导、同事赞赏有加，我给单位的第一印象算是不错。为了完成工作，我也不时主动加班，撰写工作简报、总结文稿等，还主动帮助同事做些繁琐、艰巨的工作。半年后，我被任命为处里的团支部书记。在这个岗位上，前两任支部书记工作平平，我却略动了些脑筋，先后组织团员青年以游长寿湖、登南泉建文峰等形式过主题团日活动。前者美其名曰“行高速路，感重庆巨变”（当时主城通往长寿的高速路刚刚开通），后者美其名曰“登建文峰，忆峥嵘岁月”（登上山顶，请了当地的老镇长讲解解放重庆主战场——建文峰激战的情形）主题团日活动。大家玩得颇为尽兴，我则于事后执笔两篇活动简报，上传下达，处领导和市局团委对我处团支部工作倍加赞赏，处团支部当年被评为了“先进团支部”，我个人则被评为“优秀团干部”。同年，因为工作出色，年终还被评为了年度“优秀公务员”。
    1998年4、5月份，在一次市局机关入党积极分子培训中，我言辞恳切、并不乏真知灼见的讨论发言引起了组织讨论的政治部某同志的关注与好感，她积极地将我向市政府办公厅推荐。面对如此难得的机会，我心激动，迫不及待地向办公室领导提出意欲前往的个人想法。一年前辗转重庆各部门却最后不得不退选公安的些许失落，没想到这么快就有了转机，熊熊的理想之火在那些天激情燃烧，我在幸福的期待中生活。没多久，市政府办公厅的两位处长到我处协商调动事宜，未料政委同志执意不肯将我的档案递与对方，两位处长只好无奈收兵。就此，理想之火燃烧了一两个月熄灭了。从那时起，我认识到在机关里，个人的命运并非掌握在自己手中，人生有几多无奈！在随后的机关工作中，我越来越认识到，机关里并非什么真理、科学决定一切，决定一切的主要是权力这东西。大到一项机关整体行动，小到一次处室内部的文娱活动，搞与不搞，规则如何，都是手握权力的领导在定夺，尽管有时他（她）的主意未必有下属高明。我只好哀叹现实的运做与书本上科学管理的规则相去甚远，我曾在《重庆公安报》上发表过《根除特权思想，服务西部开发》的文章，也曾萌动过撰写一篇《向科学管理要警力、要战斗力》的文章，但现实让我放弃了这个念头，让这个念头烂在肚子里算了。
    机关的工作，很多人一天到晚声称忙得昏头转向，而那时的我一周的工作几乎在两三天就完成了，剩下的时间就只有靠一杯茶一张报来打发。常常是把当天的《人民日报》、《重庆日报》、《法制日报》等多份报纸都翻遍了还不到下班时间，那日子真是用“熬”来过的。别的同事过得却有滋有味的，可以到处窜窜门，和别人东家长西家短的一聊就是半天，也可以三五个臭味相投的关起门来“拱拱猪”、“斗斗地主”，而我却没有这些雅好。
    环顾处里一百多号人马，不乏六七十年代的大学生，可往往是初中生领导高中生，高中生领导大学生。年长的同事意味深长地提醒我：“小田，这里可不是凭能力吃饭的，我们这些六七十年代的大学生能混上个小科长就不错了，还不如人家做个小秘书，或干脆拿个驾照给领导开车提拔得快！”听了这些，再看看现实，不得不觉得年长者言之有理。看看前面的路，一介农民出生的我，既无权贵的亲戚可靠，亦无金钱的实力为盾，我的未来能是什么？
    这一切的一切，曾公体会的为官之道约束了我一两年之后终于不起作用，我决定再次现实地拿起法律书本，先考考律师资格证书，再去考个法律研究生，另寻出路，争取把命运攥在自己的手里。三载春夏秋冬，趁别人午休的时间，趁别人夜晚莺歌燕舞之际，我和以前的女友现在的老婆一起挑灯夜战，埋头苦读至深夜，我终于拿到了律师资格证和研究生入学通知书，老婆拿到了注册会计师资格证书。过去的我是颇有些瞧不起律师职业，也颇有些视金钱如粪土的，现实的选择似乎在不停地扇自己的嘴巴。如此的选择，也让一直对我寄予厚望，意图让我“学而优则仕”的老父亲勃然大怒，为此对我耿耿于怀两三年之久，直到看见我新的选择出现了些许亮点。
    
    五、风风火火、红尘颠倒的律师生涯
    2001年5月，在向单位递交了一年多辞职申请书的我终于拎包迈出了市公安局的大门。那一刻，我突然成了无线的风筝。回望市局的大门，心中无限感慨：这里虽然让人倍受煎熬，却也充满温暖，同部门的两位大姐真待我如小兄弟，生活上、工作上关爱有加；就即使那位不愿意我赴市政府的处领导，我也真心感激她，在阻挡了我奔赴理想工作岗位之后，她也坦诚与我交心：“我们不让你去，是想在本单位用你。”后来，很快让我入了党，也将我推荐成了处里很有竞争实力的后备科级干部人选。如果继续呆下去，房子、车子、位置都是指日可待的。迈出了这道门，前途是一片未知数。想到这些，不免眼含热泪，但这只有我自己独自清楚。
    走出了市局大门，我一脚跨进了西南政法大学研究生院的门，一脚跨进了市内一知名律师事务所的门，开始了三年边读研边干律师的生活。这种两边都粘的生活曾让人羡慕，但其实是很累也很让人矛盾的，现实逼迫我必须做这样的选择，一则与家庭经济早已独立，父母不能再为我读书买单，我必须自己挣钱养活自己才行；二则想边学边干律师，便于研究生毕业之时能很快进入律师执业角色。那时的理想是成为一名专家型、学者型律师，用专业知识伸张公平正义，并能有体面的收入。
    2001年6月5日，我第一次坐上了法庭代理人的席位，为一位被民营企业家抛弃的妻子做代理律师。在庭前，我了解到该女士十多年前与该企业家成家，该企业家当时家境贫寒且刚死了前妻，负债在身。该女士与该企业家一起上山打柴挣钱为夫还债，白手起家，兴房造屋，生儿育女。企业家一旦创业风光，便在外粘花惹草，早把糟糠之妻忘并想赶下堂。在法庭上，尽管初出茅庐的我对诉讼程序有些手足无措，但凭着庭前的深入了解，怀着对该女士的深切同情，我举示了大量二人婚姻期内艰苦创业的事实与证据，并将他们年少女儿为挽回家庭写给父亲的情深意切的信当庭宣读，饱含深情的代理意见让法官、旁听者，也让那位“狠心”的企业家为之动容。尽管法庭最终没有采纳我的代理意见，判决二人离婚，但我却为能在法庭上酣畅淋漓、为弱者慷慨陈词抱不平而兴奋！2002年，我在忠县为一李姓当事人解决了一桩长达10年之久的诉讼纷争，为当事人争回了20余万元利益，让当时曾夸下海口“李某如胜诉我愿在80万忠县人胯下钻过去”的对方当事人不可一世的嚣张气焰彻底熄灭；为一周姓当事人以忠县人民政府为被告，争回了经济利益巨大的河道采砂权。2005年，我为开县当时建国以来第一例杀人焚尸案的被告人担任辩护人，我们先后十余次奔赴开县调查取证、与受害人家属协商争取谅解，最后让看似无力回天的被告人幸免一死。这些当事人对我是充满真诚的感激，虽岁月流逝，但逢年过节，他们仍不忘以不同形式致以问候与感谢。这些经历让我觉得律师肩头沉甸甸的社会责任，也让我倍感律师事业的光辉价值！
    然而，执业中不快乐且让人心碎的事也让我碰上几桩。出道之初，家乡一位农妇被人群殴，耳朵被人割去近半。因肇事方与地方派出所关系不一般，面对农妇的控告，警方无动于衷。农妇家人找到我，苦苦哀求帮助伸张正义、惩治凶手。那时的我血气方刚，毅然接受委托，开始漫漫维权路。经过多方努力，肇事方被追究了刑事责任，也对该农妇进行了赔偿，可谓圆满了结。可最后，那农妇对尚欠我的千余元差旅费矢口否认，反倒认为案件的结果不是我的功劳。想想办案过程中为了给当事人节约一晚上的住宿费，不惜深夜十一二点赶上返回主城的汽车，回到重庆已是晨曦微露；想想为了协调关系，拼了身体老命陪人家喝酒，心中的怒火用万丈形容毫不为过，我第一次对部分当事人的两面性有了深刻认识。2006年，我大病尚未痊愈，奔赴山东为一涉案千万的非法经营人员代理与辩护。通过多方协调，最终让其以证据不足而获释。可万万没有想到，在出狱近两年后，陷于经济困境的当事人跑来要求退还律师费，并不惜动用恐吓、投诉、诉讼等方式，大有不成功誓不罢休的架势。如此事件，回想当初，其年迈的父亲不惜屈膝相求，律师费的数额由其主动提出并自愿支付，我们受命于人也不顾大病在身舟车劳顿。为何却反目成仇，丝毫没有感激之情，活脱脱一个现实版的“农夫与蛇的故事”。如此经历，心如刀割，对如此当事人咬牙切齿毫不为过；如此遭遇，也让我反思是否还有必要为这些“坏人”辩护？并促使我痛下决心淡出刑事辩护这一自认为颇有成就的领域！
    十年律师，弹指一灰间。十年中，我取得了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硕士研究生学位证书，成了高学历的执业律师；十年中，我与朋友一道创办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有了属于自己的一份事业；十年中，我娶了称心如意的老婆，有了帅气可爱的儿子；十年中，我拥有了自己的房子与车子，还略有投资。这一切，似乎是很完美的，也是让人羡慕的。但十年中，为了达到案件理想的效果，我也无数次不得不去与人觥筹交错，不得不去与人花天酒地，不得不去苦脸扮笑脸，红尘确有颠倒的时候！十年中，我也时常在思索“我失去了什么”，蓦然回首，发现现实的路似乎离我年少时的人生理想越走越远，为此，我时时在烦恼，难有真真切切的快乐与舒心！
    
    六、未来的路
    三十载光阴与岁月一幕幕闪过，而今的我已三十六七，人生是成功还是失败呢？现实的答案是模糊的，只是应该更清醒未来的路。沿着现实的道路前行，我似乎应该彻底忘却年少时的梦想，集中精力去做一名真正专家型、学者型的律师：在确保身体安康的前提下（我毕竟于2003年、2006年两次病危入院），去再次冲刺博士学位，提升自我；在条件成熟之时，去发达国家开阔开阔眼界，不妨做个访问学者一类的；在律师执业中，真正树立自己在公司商事领域的核心竞争优势，能够在擅长法律领域更多的传法律之道、布公平正义之经；在知天命之年，在拥有更高格调、更加富足生活之时，能无忧地（不为生计发愁）踏上法学的讲坛，凭借深厚的理论素养与丰富的执业经验，为象曾经的我一样热血的青年传道解惑，让更多的人树立真正的法律精神！倘若生命还允许，再去拾起年少的理想，去博览政治与历史的浩瀚典籍，去考察多国的政治治理模式，撰写几部萌动于心却可能永远也完不成的著作：《病中国》、《民主的真谛》、《职责与规则——中国社会秩序重建的二元素》。如此，余生尚可能不虚度光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