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伤认定“48小时规则” ——“利益”与“道德”的冲突

       其实，双方可谓各怀鬼胎——都是在利用“48小时规则”来算计赔偿金，而根本无人真正关心患者的生命。对于劳务公司来说，它们要求用呼吸机维持超过48个小时，目的并不在于抢救病人，而在于通过延长尹广安的生命，减少赔偿数额。而对于尹广安家人来说，在尹广安尚未完全死亡的情况下就决定撤下呼吸机，目的也是为了与劳务公司谈判，获得更多的赔偿。

        这里问题的关键就出在工伤认定上。2010年的《工伤保险条例》第15条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这就是著名的工伤认定“48小时规则”。从立法目的上讲，这一规定本为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因为突发疾病死亡未必就是“工伤”，还很可能是职业之外的其他原因所致。但在现实中，对在抢救中死亡的48小时规定，却往往成为劳务公司逃避工伤索赔的借口。

      显而易见，“48小时规则”使得工伤认定过于偏重死亡时间。实践中，我国工伤认定是不考虑“过劳死”情况的，对于具体的成因则需要劳动者进行举证，须证明劳动者的死亡与用人单位违反劳动用人制度有直接因果关系。如果家属无法证明，则要求人身损害赔偿的诉讼请求只能因证据不足而被驳回，工亡职工家属既不能要求认定工伤，也不能得到人身损害赔偿。

      毋庸讳言，这一过分偏重死亡时间的“48小时规则”，让法律和伦理起了冲突。在现实中，资方采取的“呼吸机战略”将只会停留在“48小时”之内，超过这一时限立马就撤；而病人家属为了得到“工伤认定”进而得到工伤赔偿，也可能拒绝使用“呼吸机”，最终将导致双方都可能置患者生命安全于不顾。这无论对于家庭还是社会来说，都将产生巨大的负面效应。

        法律是鼓励人们向善，阻止人们行恶的，但工伤认定的“48小时规则”却在无形之中将人们推到道德与法律的十字路口：让患者家属和劳务公司必须在“德”与“利”之间做出抉择，这无疑是极不人道的。如果一部法律的实施会极大促使人们甘愿去冒道德风险，那么估计这部法律离恶法也就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