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恶法”比“好人政府”要好的多？

我们曾经有一个很古老的命题：法治，就是良法之治。其实，这个命题是错误的，而且，荒谬之极！


我们考察法治和人治的第一步，不是考察是良法之治还是恶法之治的问题；我们考查的是，治国是以法律治国还是以人的喜好治国的问题。良法之治和恶法之治，总是在法治的范畴之内来考察，不管是良法之治还是恶法之治，总归属于法治的范畴。而以人的好恶来治国，还是以法律治国，倒是法治和人治的辩题。良法之治和恶法之治的探讨，是第二步。而对于我们的治国方略的探讨，从时下来看，仍然处于要法治还是要人治的辩题之中，这是第一步。第一步的问题不解决，那么，还谈不上第二步：即恶法之治还是良法之治。



为什么恶法之治是法治。我的看法是：即使是恶法之治，那也是治国的方略是按照现行的法律来治理。法治的一个根本的特征，就是处理问题的程序化、透明化、稳定化和公开化。只要是法治，那么，不管我们处理什么问题，处理的依据，就是现行的生效的法律，不管这部法律是社会认可的良法也好，还是恶法也好。也不管根据现行的法律所处理的问题，是否是公平的。只要是完全按照法律的规定进行的处理，那么，这样的治国理念就是法治，这样的国家就是法治国家。比如说：新加坡的鞭刑，美国是反对的，但是，在新加坡所犯之罪触犯了鞭刑，根据程序法和实体法的规定，那么，就施以鞭刑，没有商量的余地。这就是法治。虽然，鞭刑是遭到大多数国家反对的。


从进化论的角度来说，法律是良法还是恶法，这是后人的评价。后来发现，某一个法不符合它所规定的现实状况，他就变得反动了，后人给以恶法的称呼。这是对于法本身的评价问题，而不是法治和人治的争论范畴。只有恶法之治，才会有良法之治。恶法之治是良法之治的必然阶段。更何况，法律之治的法律，是否是恶法的问题，只有通过实践和历史的检验，后人才能得出结论。恶法前进一步，便是良法之治。


而人治的问题，不管是昏君或者是明君，都是一个人说了算。人治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以权力掌握者的好恶为根本，人治具有随意性，隐蔽性，和突然性。要想达到人治的效果，首先是权力的高度集中。没有权力的高度集中，便不会有人治。一切的国家暴力机器全部为某一人或者是某一集团所掌握，在这种情况之下，才会有人治。人治，就是恐怖之治。中国几千年的君王历史，是任何人所推翻不了的铁证。《诗经·小雅·北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无不是”王“一人之天下，天下之民无不是”王“一人之臣民。这样就产生了一个结果：忠君，是第一位的，在臣民的心中，只有君王，没有国家和百姓的概念。所以，当君王死去的时候，国家也不复存在。所以，中国的历史上，成为忠臣的比较多，比如岳飞。我们不禁试问岳飞：除了君王以外，国家在哪里？所以，岳飞的死是必然的。因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所以，中国几千年的人治历史，最高的境界，也仅仅是：呼唤明君，呼唤忠臣。这就是人治的人祸所在。最终，历史和文化的相互影响，成就了儒家文化的虚伪主流，阳奉阴违。这是人治独裁之下的必然。人治，就是瞒和骗。在人治的前提之下，我们还想奢谈什么权利吗？那只是镜中黄花而已。


所以，我的结论是：恶法之治，也是法治；再好的人治，也是人治，是长久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