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协议与遗嘱、遗赠对财产的处理发生冲突怎么办

北京市婚姻家庭专业委员会委员  李佩璇律师

【案情】

1983年1月，蒋丕振与余惠芳登记结婚后共同收养蒋琳（已成年）为养女。蒋丕振原有住房被拆迁后取得安置房一套（本案讼争房屋，登记的所有权人仍为蒋丕振），应补超面积补差款1.9万余元。1997年11月13日，蒋丕振、余惠芳、蒋琳、兰懋卿（余惠芳之女）达成家庭协议，约定：由蒋琳承担房屋补差款，房产权归蒋琳所有；兰懋卿来此房居住照料两老去世为止。蒋琳当即给付蒋丕振2万元。2001年余惠芳去世。2004年10月，蒋丕振又与廖联会结婚，共同居住在该房屋，蒋丕振的生活一直由廖联会照料。2006年6月27日，蒋丕振立公证遗嘱：讼争房屋由廖联会一人继承。2009年10月7日，蒋丕振死亡，廖联会办理了丧葬事宜。现廖联会无其他居所，仍居住在讼争房屋内。

后蒋琳与廖联会对该房屋的权属发生争议，蒋琳起诉，要求确认该房屋归其所有，并要求被告廖联会搬出。

【法院判决】

重庆市綦江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蒋琳与蒋丕振、余惠芳、兰懋卿达成的家庭协议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当认定合法有效。蒋琳按照协议约定给付了房屋超面积补差款后，应当享有该协议约定的权利，即在蒋丕振、余惠芳去世后享有本案诉争房屋的所有权。由于该房屋已通过家庭协议的形式处分给蒋琳，且蒋琳按约定支付了补差款，蒋丕振的遗嘱行为不能对抗之前签订的协议行为。因此，廖联会不能因蒋丕振的遗嘱而取得该房屋的所有权。但鉴于廖联会是蒋丕振的妻子，对蒋丕振尽了主要扶养义务，现年老又无其他居所，且家庭协议中也有“两老居住至去世”的意思，从尊重善良风俗和社会公德的角度，廖联会可以对该房屋享有居住权。法院判决：讼争房屋为原告蒋琳所有；驳回原告蒋琳的其余诉讼请求。

廖联会不服一审判决，以前述家庭协议无效、已过诉讼时效等理由提起上诉。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廖联会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李佩璇律师评析】

本案法官用“意定居住权”的概念来解决廖联会对房屋的权利问题。

首先，本案的房屋涉及到两次不同时间的处理：一是1997年家庭成员间达成的家庭协议，约定该房屋归蒋琳所有，并由老两口居住到去世。二是2006年老父亲又对房屋进行公证遗嘱，将房屋所有权归于后老伴。

本案最关键的问题是解决房屋产权的归属问题。那么，就涉及到家庭协议和公证遗嘱对房产的处理，哪个有效。

本案，法院认为，家庭协议有效。虽然订立家庭协议后，蒋琳并没有去要求变更产权，但家庭协议是一份协议，对当事人之间在签订之后就具有了“法锁”的效力，任何人不能打破它，除非当事人一致协商变更或者通过法律途径变更。虽然蒋琳当时没有要求过户，这也是因为家庭协议中的所有权转移是一个附期限的法律行为，要等两老口都去世后才能开始房屋所有权转移。

法院认为，遗嘱虽然是公证的，但是一个单方法律行为，不能变更之前的“家庭协议”的内容。因此，老父亲虽然把遗嘱进行了公证，但实际上，他是把别人（蒋琳）的财产进行了遗嘱公证，因此，他的遗嘱行为是无效的。

这里，笔者还想说明一点的是，如果本案的公证遗嘱在前，家庭协议在后，那么，除非公证遗嘱被新的公证文书撤销，否则，家庭协议不能改变公证遗嘱的内容。换句话说，对一份财产有效的处置，只能一次，也只能是时间在前的那一次有效。

本案，当官对诉讼时效的解决是通过“附期限的法律行为”来解决的。这也确实符合风俗习惯，但是，这也给我们有类似家庭情况的人们敲醒了警钟：不是每一个法院，每一个法官都会用这种方式来解释房产的所有权转移问题。因此，能在当时履行过户的，最好在当即就过户，如果不能当即过户，则一定要将过户的时间明确下来，这样，才能没有争议地使用“附条件、附期限法律行为”这个概念为自己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