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神与弄人：“风水腐败”的法社会学审视

核心提示：贪官的忧郁让占卜者狂欢，“阴”“阳”结合让新型腐败悄然滋生，破解风水腐败，需用智慧和法律除魅。

　　翻阅历史的老照片，我们知道杏黄旗、风水盘和富贵签，代表着一个旧时代。社会发展到知识社会、信息时代的今天，那些迷信的东西早已被社会政治、科技文明扫进历史的尘埃，我们原以为它们已成烟云，会被时光带走。不曾想，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风水轮流转”。伴随社会的巨大变迁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中国也迎来了宗教的强劲增长。比如，修复“三皇五帝”的庙祠并组织祭祀活动，开展庙会和萨满等民俗活动。根据田野调查了解，在“三皇五帝”祭祀活动中，当地人常常是把某帝作为灵验的山神来祭拜的，而参加庙会和萨满活动，很多人也从中得到宗教情绪的宣泄或满足。很多地方恢复或新建了民间信仰的大庙小庙，很多生意场所设置神龛，很多城市出现了所谓“算命一条街”，等等。一度广泛流行的特异功能和气功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的宗教需求，其中很多是以人体科学研究或保健的名义获得某种形式的合法性的。在不少地方，气功协会曾经是在科技协会或体育主管部门登记注册的。

　　显然，宗教灰市（相对于合法的红市，非法的黑市而言）中包括了很多算不上宗教的东西，是些具有一定的宗教特性的东西。“风水迷信”等东西便是跟宗教处在同一个社会子系统中运作和竞争的。翻翻一些最权威的工具书，《辞海》关于“风水”的词条说：“【风水】也叫‘堪舆’。旧中国的一种迷信。”《辞源》对“风水”的释义为：“【风水】指宅地或坟地的地势、方向等。旧时迷信，据以附会人事吉凶祸福。”而《现代汉语词典》同样没给“风水”留半点“翻身”或置辩的余地和空间：“【风水】指住宅基地、坟地等的地理形势，如地脉、山水的方向等。迷信的人认为风水好坏可以影响其家族、子孙的盛衰吉凶。”尽管学界对于风水术有诸多争论，但从首善之区到东南沿海城市再到西部边陲，“风水”已经在社会各阶层中大行其道，成为一种新的文化和商业景观。而且近几年来，在互联网传播优势下，它呈现出活动人员复杂化、活动场所公开化、活动手段现代化等许多新特点，有甚者竟在官场堂而皇之地展开。更为可怕的是，在风水的外衣下，一种新型的腐败正在悄然滋生，

　　风水成为官员和商人之间交往和沟通的一种新媒介。

　　风水腐败的阳面：贪官的迷信

　　封建迷信在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有根深蒂固的影响。比如，扶乩，又称扶鸾，是中国社会人与神灵沟通的手段之一，据说神灵借灵媒之手在沙盘上写字，传递神训。扶乩可以追溯至宋代，到19世纪中叶开始兴盛，民国初年到达极盛。官员、士人以及普通民众都广泛参与扶乩。梁启超曾形容当时的中国社会“乩坛盈城”，并批评道院、同善社、悟善社等教派以扶乩迷信蛊惑人心终至弥漫全国。梁启超的启蒙心态或许有过当之处，但他的文字真实的记录了当时扶乩活动流行的盛况。

　　媒体调查发现，在“风水”的众多追捧者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党政官员群体”。一位风水界人士告诉记者，在他们接待的个人客户中，除了演艺界人士、企业老总，就是政府官员。而同样也是媒体的调查结论表明，腐败者迷信“风水”可以说，五花八门，穷形尽相，丑态百出。

　　其一，烧香拜佛作法事。比如：湖南省双峰县法院一法警不慎从该院4楼跌落身亡，法院党组于是集体讨论决定，由单位报支600元经费请“法师”到法院大楼“驱鬼祛邪”，一时间法院大楼内锣鼓震天，灵符飞舞，“法师”从办公室到法庭，从食堂车库到领导住宅，一间不漏地“作法”。

　　再如，山西交口县主要领导数年不得升迁，认为是县委大院“风水”不好，便找人看“风水”。数年前的某天夜深人静时，县委大院灯火齐明，数十名党政干部齐刷刷地跪在香案前，“代表县委县政府”，虔诚地埋下“镇邪物”和“升官符”。之后，县领导又以各种理由陆续在低于县委大院的地方重建了看守所，在县城大街上新建了牌楼，在县委大院东面新建了楼房，并在房顶上砌了一垛无用的女儿墙以高出西面的人大办公楼。

　　其二，崇拜“大师”实为升官、发财。“官迷”者，是渴望当官和当更大的官；“迷官”者，把官当作祖上的阴德和神灵的庇佑。一些腐败分子“官念”作祟，迷信堪舆之术，把升官发财的希望寄托在神汉巫婆身上，来求得仕途亨达，比如在住宅内供奉佛像、设有佛堂，在被褥、枕头底下总是铺有佛令、压着道符，被五台山白云寺授予“妙全”法号的原河北省常务副省长丛福奎，还有如，靠开发“身体”资源爬上高位，对“神明”慷慨解囊、出手阔绰大方、多次跑到南岳衡山拜佛求神、问计于灵的原湖南省建筑集团总公司经理蒋艳萍，最终他们都因贪污腐败罪孽深重，不仅没能得到神明的原谅和护佑，反而受到了党纪国法的严惩。

　　其三，“明修官道，暗筑钱仓”。中国内地一度相当广泛存在的“宗教搭台、经济唱戏”的模式用来吸引海外华人的投资，或者上马宗教旅游项目。曾几何时,各地地标式建筑的“风水故事”早已经成为民众津津乐道的段子。随着风水建筑向公共建筑、政府工程渗透,譬如湖南怀化的“镇妖塔”、山西的“粮神殿”、山东泰安的“升官桥”、河南桐柏的“风水广场”等等陆续面世。这种现象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度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发文件制止乱建滥建寺庙和露天大佛，把修建宗教活动场所的审批权提交到省级政府控制之下。未经批准就已建成的寺庙大多被拆毁，有些则收编归口到佛教协会或道教协会之下。于是各类“风水官员”也在其间轰然倒下。

　　其四，改门易道。最早出名的可能是山东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从京城来的一位“大师”预测说，胡建学可当副总理，只是命里缺一座“桥”。欣喜若狂的胡建学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了一个增加一座桥的办法，下令本将已按计划施工的国道改线，莫名其妙地穿越一座水库，最后在水库上修起一座大桥，以完成“功德”，企盼步步高升，早日登上副总理的“宝座”。不过，他终究与副总理职位无缘，倒是因贪污受贿罪行暴露，被判处死缓。

　　其五，择日选辰。比如《上海法治报》记者在采访原沈阳中院领导干部腐败案件时，看到沈阳中院基建办向“专案组”出具的一份账目明细表：经领导审批，提取奖金60万元，其中：1、风水先生1万元；……6、风水先生2万元……

　　原来1999年，沈阳中院历时3年耗资上亿元建起的审判综合楼准备启用时，院行政处向院领导打了一份特别报告：“我院审判综合楼工程已经接近尾声，法院回迁工作正在抓紧进行。选择吉利的搬家日期已经成为全院干警关注的大事，同时也对今后法院的发展和稳定有着良好的精神和舆论帮助，因此准备聘请澳门的周易专家孙某来给测定具体的搬家日期，特申请给孙先生1万元费用并给其报销来沈机票等。” 经院领导批准，风水先生如期而至。开支账单中送风水先生的1万元为酬金，2万元为风水先生在沈阳的吃住开销。

　　然而，新大楼启用不久，院长贾永祥就被中纪委“双规”，后被判处无期徒刑。

　　其六、迷信数字。 根据作者泽熙的话：人们常常有一种迷信的心理，把数字分为两类，并左右自己的行为，一类是幸运数字，另一类是不吉利的数字。尽管方式不同，无论东西方文化，都在人的心目中滋生了这种心理。

　　比如《河北第一秘——李真盛衰记》的书中透露，原河北省国税局局长李真对数字“8”特别迷信。他认为数字能够给人带来吉凶，而他的吉祥数字就是“8”。所以，他开的车是“38”号，手机号码有“8”，BP机号码有“8”，办公室和住宅电话号码也都有“8”。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出事那年38岁，三十八，反被抓。最让人啼笑皆非的是，李真被捕进入看守所后，依旧“痴心不改”，一天到晚翻来覆去用扑克牌为自己占卜算命，幻想通过54张纸牌来改变自己的牢狱之灾。

　　其七、垒坟造墓。少数官员眼光更长远，不仅为了自己当前的位禄，还想到自己身后“留什么”，金价购买风水宝地，大建个人“陵园”。如原重庆市烟草公司副总经理(副厅级)冯文超历时近3年修建一座占地400多平方米，刻写“官爵至五品”等碑文的豪华“活墓”。黔江石柱县领导干部在县城周围建造600多座大墓、豪华墓。

　　其八、占卜信符。知名作家贾志刚撰文披露，某地政府前任领导落马，接任领导于是请来风水大师占卜，风水大师看了一遍，突然惊呼：“哇塞，问题出在牛上。”“牛在院内，就是个牢字，所以难免牢狱之灾。赶快，把牛挪到院子外面去。”

　　这大师的诊断，听起来好像《水浒传》中吴用给陆俊义算卦一样。 不管怎样，牛挪到了院子外。牛挪出去就好了吗？！2009年该地领导又进了班房。还有如，因养法官做“小三”而扬名网络的河南省平顶山市社保局前局长蒋俊川，身上常佩一个金佛和一个貔貅，也是按照风水先生的建议，“量身打造”的“镇物”。

　　风水腐败的阴面：风水师的钻营

　　以上种种，只属新闻媒体曝光、纪检司法机关公开查处的部分典型案例，在我们的身边只要稍加留心，就可发现热衷风水迷信的官员，可谓泱泱！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官员背弃执政党的政治信仰和美好的理想信念，而与风水迷信紧密结缘呢？撇开官员一方暂切不谈，挨打的板子也应落在另一方：钻营的风水师的身上。

　　根据《方圆》记者、知名诗人邰筐的调查披露：风水师曾自我揭秘说，大部分风水师都是一知半解，把这行当看成了发家致富的敲门砖。他们靠的就是一张嘴，他们不仅善于察言观色，而且也精于揣测别人心理，适时送上一些别人爱听的恭维话，还学会给别人挑毛病。再就是会画一些连自己也不明白到底有没有效的符咒，让客户藏于房屋的某个角落。这么一来二去，故作神秘的背后似乎真就产生了某种神秘奇异的力量，有时最后连自己都会相信了。

　　也许最关键的是，“风水师”要织出一张网。在这一点上，和传销没有本质区别。这究竟是怎样一张网呢？通常围绕在“大师”周围的社交网络主要是些大大小小的官员、房地产开发商、企业老总、大学教授等人。并且每一个发展的新客户多与这张网的某个成员有联系，而这张社会网络里的每一个成员都与“风水大师”有某种利益上的撕扯不清。依照社会心理学家的理论，身体或物质上的亲近有可能导致群体的团结一致，而在私密环境中聚会已经意味着一种信任和内聚力的出现。会晤中的“高地位人群”出现，则会加强此种内聚力，从而强化其影响力，增强他们彼此之间的吸引力，以及彼此互动、合作的可能性。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风水大师”总喜欢和社会名流或成功人士打交道。因为“风水大师”会形成群体内聚的重要一环，在群体圈子内，风水大师一定有被夸张和神秘化了的口碑，而“人们互动得越多，就越喜欢对方”的群体动力学原理，在风水大师和他的客户们身上，也一定能得到充分印证。那些精明的商人或官员利用风水来巧妙地促人脉、人缘，以疏通好和某位官员的关系。是谓不胫而走的风水促人脉之说！

　　比如，有些风水师不仅经常受邀参加各种官员的私人聚会，还成为官员隐藏的时事高参。从某上司那里轻易得来的关于人事安排上的点滴信息，被贩卖到下级那里，再通过一张风水师的嘴巴说出来，就立即会被当做至宝，一来二往，风水师也就被奉若神明。甚至下级还会带着邀功的心理把此位“大师”推荐给自己的上司，上司再推荐给上司，从此一条在官场畅通无阻的风水之路便被铺就。

　　再如，官员看风水，商人来买单。和商人和企业家比，官员们更相信风水。但作为一个官员，谁也会愿意给人留下个搞封建迷信的印象。这种不愿为外人所道的心态，自然会使官员不约而同地遵守一个原则：那就是由和官员交情甚密的某个商人出面，尽量找远地方的风水师在私秘性的茶馆或会所给看。而风水师也会心照不喧，从不主动问官员的名字，或者直接装聋卖哑，是认识也会装作不认识。而另一方面，由于官场忌讳，算完卦看完相的官员自然多是匆匆离开，一走了之，于是出面邀请风水师的商人来支付相关的酬劳。

　　而作为一个风水师，他也会清楚自己的角色，通过媒介各方，一张承上启下、左右逢源的紧密政商关系网就形成了。也许还有一点很重要，风水大师的出现与政治无关，不会轻易留下什么把柄。比如一些混得比较好的风水师一般都会在当地的周易协会挂个职衔，然后以学会的名义参加各地的各类建筑规划设计；一些商人看准了这一点，往往会采取曲线方针，从风水师那里下手，让风水师去影响决策者；单位领导特别迷信风水，有甚者会干脆通过签订合同的方式堂而皇之地让风水师充当设计顾问，双方的回报自然也是很高的。

　　就这样不断有新人被拉进来，进来的人都会获得某种利益，每个成员都成为这张网里缺一不可的链条，在这个利益交织的食物链里，大家都在遵守着某种看不见的规则，谁也不去挑明和打破。最终形成一个类似于传销组织的格局。

　　此外，在与科学和技术的关系上，风水师对于科学异常敏感，很善于吸收最新的科技成果或借力新媒体的威力，来为自己宣传造势。比如，据香港《文汇报》报道，香港堪舆学家卢恒立等人认为，因马与鼠相冲，故属马的人在鼠年会比较劳碌，美国总统布什出生于1946年7月，生肖属狗，但以月份计，7月属马，另外，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都出生于1942年，生肖属马，因此他们在这一年都会比较劳碌。于是，有网民建议使用规避方法，“恳请国家有关人员在两位国家元首的办公区域多放些植物”。这些言论通过网络流入内地，在坊间广为流传。……我们只要稍加追踪这些案例中堪舆家以及网民的身份，就可以发现，他们都是职业或半职业的风水先生，其目的无非是舞弄其风水知识，借助对公共事务的发言，博取关注，获得声名，以扩张其风水业务。此外，许多风水师热衷参加各种“建筑风水文化”的认证培训，而且学完了还要花几百元、几千元甚至上万元再买个风水师的证书，或者设法弄个某某风水协会理事、副会长什么的头衔，以壮声威。比如据北京师范大学易学与建筑文化研究生课程班负责人介绍，该班每期招收的学员约为30－40名不等，就有一部分是风水爱好者或专门的风水师。

　　“阴”“阳”结合让新型腐败悄然滋生

　　我们知道，“坚持风水是科学的人，大概也不得不承认风水作为科学并未得到科学界的一致公认，承认要论证风水像物理化学一样属于现代实验科学很难，承认风水术中许多内容难于纳入现代科学的范畴中。坚持风水纯属迷信，是伪科学者，也不得不承认风水中包含了许多合理因素，承认先民经验的合理性。即使说风水术的某些结论用现代科学可以独立得出，在逻辑上也绝不意味着风水术没有独立的价值。”所以，这就决定了可能会作为既不合法又不非法、既合法又非法的形态而存在的风水，会包括几种不同类型的东西：一是合法组织和人员的非法活动。比如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等的规定，宗教活动场所之外不许传教。但是，官员或亲友在家里聚会，在家里设立佛堂做法事，是合情合理甚至合法的，而这样的地方可以请合法的神职人员来讲话布道甚至举行宗教仪式，实际上可以成为传播风水的场所。此外，信仰灰市中第三种类型的东西，是更为广泛存在的不以宗教的名义所提供的宗教产品和消费。这又可以区分为以文化的名义修建的场所和开展的活动和以科学的名义开展的活动，比如许多风水师会挂靠在商务咨询公司名下进行活动。

　　虽说所谓“怪力乱神”的因素，因为其中牵扯到了一些宗教或迷信纠缠不清的因素，使得“风水腐败”和其他形式的腐败存在了一些相异因素。与此同时，加上反腐法制自身总会存在的立法空白、刚性和滞后性的局限，会使风水腐败的查处遭遇难题。比如，“如果是官员明确授意商人支付看风水的费用，那毫无疑问属于行贿受贿。”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说，“但是，这里常常就有空子可钻：如果一些商人就是‘帮闲’，官员又推说自己只是听听朋友的建议，法律上就难界定了。”

　　但正如作者任小康撰文所说，会织网的不光是蜘蛛，还有风水师。这张看似千头万绪、越理越乱的“神网”，象风难捉，似影难捕，实则简单明了、脉络清晰。它实际上是一张利益传输网和信息交换网。“无论是利益输送，还是信息交换，风水师不过是一个中介，官与商、官与官之间，都从这张网络中找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和形形色色的‘赌圈子’、‘色圈子’一样，这又是官商们以风水为线，连串而成的一个‘圈子’，它所演绎的主题显然早已超越了‘风水’二字。”从媒体公开披露的信息来看，在风水的遮掩之下，隐藏着许多潜规则，典型者如：官员看风水，商人来买单；风水当媒介，官商相勾结；利用风水顾问，插手工程招标。换句话说，官场风水其实无关风水。试举一例，据人民网近日报道，山西沁水县教育局局长被一“风水”先生告至法院。起诉称：教育局曾经和他达成一纸协议，却未履约付酬。那么，“风水”先生要预测些什么呢？一是看看局长能不能升至副县长；二是看看局领导班子成员之间命相是否相合，在一起工作能不能默契相投；三是看看今年全县高考和中考升学率如何？最后，因为实际升学率大大低于先前预测，服务酬劳未能足额支付，这才闹至对簿公堂和媒体曝光。

　　破解风水腐败，需用智慧和法律除魅

　　现代政治文明大都认同政教分离、宗教宽容和有限政府的原则，但我们要时刻警惕官场风水这一“政治神学”的“荒谬实践”对政治领域的侵涉。“民间信不信风水，是老百姓自个的事儿；官场信不信风水，是全中国的事儿。” 因为政治是一种公共的关系领域，它要通过各种原则和制度架构让人们能够生活在一个相对公正合理的公共空间里。政治只是政治，政治的领域有其不可被他者强加的独立性和特殊性。在现代政治文明看来，这个世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或先知，有的是怀疑和焦虑的人群。之所以如此，大概是因为，人类在面对无垠的宇宙、世界和有限紧张的自身生存状况时，他们的心智不能不去思考如何解决面临的问题。当他们无法应对，又在现实及自己周遭找不到凭借和支撑时，他们便会诉诸于宗教，根据神的启示来延续生存，保证生活的正常秩序。

　　对迷信有专门研究的美国心理学家Ｓａｎｄｂｅｋ也认为：人的大脑有时很难对付不确定的事情，迷信可以让人产生一种幻觉，以为可以“掌控”将来。而将来又是不少人都希望“提前”知道的，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对未来越不具有前瞻性，就越是依靠迷信的一个重要原因。有部分心理学家认为，在很多情况下，迷信可能是一种无害的减少忧虑的健康机制。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给人提供一种安全的感觉，帮助人们战胜畏惧感。然而，我们要万分小心这种“迷信有益论”很有可能走向它的反面，要注意它的副作用会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和常识，让我们生命无法承受。今天我们来讨论风水腐败，就是要看到那些事物可能为坏的一面，也要怀疑他们可能为好的一面。因为在风水师眼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风水，对他人有利，说不定对己有害，反之亦然。所以，真实原本和这些风水（迷信）是没有关系的。

　　在中国，如果说受教育程度低的倾向于更直接地用迷信对生活中的事件进行解释，如烧香、拜佛、买纸钱等等；与此相对，那些受教育程度高的则偏好于用艺术、人文和国粹等“深奥”的方式，总之，不是用科学理性的方式进行解释。他们比较容易接受诸如八卦的占卜艺术，

　　“堪舆”“风水”之类的神秘说教，等等。科学也好，迷信也罢，风水只能是影响社会的一个因素，而不可能替社会或人生安排好一切。但官场风水的现实危害，绝非危言耸听。老一辈革命理论家胡绳曾经说过：“贪污腐败，是另一种形式的叛党。”脑子中迷漫着风水意识和迷信思想的精神腐败者应该说比那些在经济上贪污腐败的走得更远。因为政权机关乃国之公器，政府官员执掌的是社会公权，承担的是公共责任，对社会风气、群众思想影响巨大。因为他们完全背弃了一名共产党员的信仰和公务人员的职业操守。唯物主义的共产党人信奉马列主义，不信前生来世，更不信鬼神。这种信念从加入政党组织的第一刻起就应成为思想准绳。而当公共建筑成为信奉风水，拜神求佛的官员寄托对官运、财运无限憧憬的最好载体，用公家的钱为自己造“风水”、谋前程之时，人们不禁要问：理想信念在哪里，社会公益在哪里，科学发展在哪里？可以说他们早就把入党时的政治誓言抛到了九霄云外。人们哪那还能够指望他们牢记执政党的宗旨，担负起执政党的使命，为美好社会理想奋斗，为人民服务？而且事实也反复证明，那些腐败分子之所以一步步滑入罪孽的深渊，无不是从理想信仰迷失、精神堕落开始的。说他们是执政党的叛徒，这个话，对他们来说，一点都不过份。

　　所以，对于官员迷信风水的现象，不能只做道德评判，而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坚决予以禁止和根治。

　　“风水腐败”现象的出现，不只是与官员理想信仰缺失之类的个人因素有关，而是有着复杂的历史社会背景，遏制“风水腐败”，需要智慧和法律，必须辩证施治。

　　设想一下，如果《政府信息公开法》能够得到充分执行，重大政府公共工程都能够保证被置于公众舆论的检视之下；如果行政程序能够进一步规范，政府各项行政措施能够得到有效的社会听证；如果舆论监督能够更加开放透明，各级官员能够在其任免职务时切身体会到谁是他们手中权力的真正主人……那么，有些干部还有信风水的机会么?为此，在详尽地立规、建法、改制的同时，必须给尚未被腐败行为所污染的公职人员更具抵御力的支持；给正在其中挣扎的困惑者以更具指导力的调控；给陶醉其中的得势者以更具震摄力的校正。详而言之，如下：

　　首先，制度是预防贪腐犯罪的第一道防线。我们要针对社会现实，梳理、协调和完善党纪国法，并出台相关司法解释，为遏制和打击风水腐败提供制度法宝。英国法史学家梅因说过，社会的需要和社会的意见常常是或多或少走在“法律”的前面的。我们可能非常接近地达到它们之间缺口的接合处，但永远存在的趋向是要把这缺口重新打开来。

　　科学也好，迷信也罢，源远流长的中国风水学在人们心目中正发生着变化。人们戏言，风水学很民间，堪舆学很学术。比如，2004年9月9日，由建设部中国建筑文化中心和国际易学联合会主办的“首届中国建筑风水文化与健康地产发展国际论坛”在人民大会堂开幕，这是新中国建国以来第一个关于风水文化的高峰论坛。

　　国家住宅与居住环境工程中心在《健康住宅建设技术要点(2004 年修订版)》中开始从正面肯定“风水”，指出：

　　住宅风水作为一种文化遗产，对人们的意识和行为有深远的影响。它既含有科学的成分，又含有迷信的成分。用辩证的观点来看待风水理论，正确理解住宅风水与现代居住理念的一致与矛盾，有利于吸取其精华，摒弃其糟粕，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关注居住与自然及环境的整体关系，丰富健康住宅的生态、文化和心理内涵。

　　2004年是中国社会对“风水术”认识发生重大转变的一年。美国大法官霍姆斯也曾说过，只有活在人们心目中的法律才是真正的法律。然而，一些地方性的法律规定如《黑龙江禁查封建迷信用品活动规定》依然将其列为“封建迷信”，折射出立法者的认识未能跟上社会的进步，也折射出中国法制建设本身存在不少问题。所以，制度反腐未有终期，法治、民主和科学的立法仍是提供防治腐败的不二制度法门。

　　其次，要加强公职人员科学素养的提升，给公职人员充分持久的正向心理支持。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程萍博士曾作过一项调查，在接受调查的900多名县处级公务员中，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人数比例仅为12.2%，一半以上的县处级公务员多少都存在相信迷信，相信风水的情况。 风水腐败之所以滋长流行，根本上是出于人性心理上无知、恐惧和渴欲这三种阴暗力量。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法学博士马特深刻地指出：“其实，官员迷信不是当代才有的新鲜事，而是在我国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和人性基础的规律性的现象。单纯依靠禁令、宣教、惩戒是很难真正奏效，因为它涉及到的是人的内心世界和整个官员任免制度改革，而与民间风俗方面的堪舆学关联不大。大量相关事例的涌现，折射出的是公务员职业的不确定性和官员内心的不安全感。”一言以蔽之，官场风水其实无关风水。所以，我们要持久扎实地推进在全社会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加强社区居民的科学素质建设；加强科普人才队伍的建设；推行科普事业和科普产业并举的措施，让公众在科普方面的消费得到比较大的满足。特别是在权力文化的引导和辨析中以春风化雨般的方式为公职人员解惑、立本，将积极、科学的人文、心理等知识要素点滴植入政治行为和社会生活中。

　　再次，更具震慑力的校正，坚韧、严格地追究腐败者的法纪责任，减降腐败的安全系数。依人性趋利避害的生存基本趋向，以制度、规则、法律的严密到位，有效执法，使公职人员在自我抉择与群体抉择时，能清醒地意识到职务的公共性之不何侵犯，能硬性意识到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对人性、仕途、名利的养护。统合内部监督、专职监督和公众舆论监督，将公共管理、权力行使以科学化、操作化的规程明示于社会公众面前，让其因清楚透明，并因透明而难以藏污纳垢；让全体公民都有权力、机会和更大动力对公权的行使进行监督，真正“撒开”公众舆论这张恢恢“天网”。

　　最后，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在多元社会中，许多事物和现象，往往需要我们从多个不同的角度综合考虑。在备受争议的风水问题上，我们要反对一根筋的唯科学主义，遵循科学只不过是多元社会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而非至高无上的唯一原则。因为“信科学与信迷信是相对的，而且正是科学将传统信仰体系定义为迷信”。所以，我们不妨延续前些年，国家城乡建设部中国建筑文化中心委托南京大学易学研究所开展“建筑风水文化”认证培训和考核的做法，将风水师行业纳入规范化、科学化管理，将中国风水文化中的合理内核加以现代转化的重要尝试。保留和谨慎，是科学精神中不可或缺的内容。我们也不妨采用类似于资本投资、香烟销售的办法，“在所有营业性的风水宣传资料的醒目位置上，加注：风水有争议，切勿太执著等等。另外，不相信风水的人，还可以和相信风水的人一样，不断地宣传自己的主张，这样形成自由争鸣的局面，以利社会公众作出自己的判断，由市场和消费者作出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