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赵作海案：民警刑讯逼供根源在体制 不在民警

　　看到这则消息我心微生怜悯，认为，赵作海案警察刑讯逼供根源在体制，不在警察个人。 

　　首先，警察讯问嫌疑人时能否有制约机制，而使刑讯逼供在操作上成为不可能？如果说根据犯罪率居高不下，案件侦破手段落后的所谓国情，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沉默权难于一步到位的，在现有条件下确定律师在场权（无律师在场情况下不得讯问犯罪嫌疑人）应该没有困难，除非你一开始就打算刑讯逼供并认为刑讯是天经地义的事！我们的刑事诉讼制度中至所以没有这样的设计，是不为也非不能也； 

　　其次，警察为什么会刑讯逼供？警察也是父母所生所养，对同类施以酷刑难道就没有一点恻隐之心？原因并不复杂：他们的刑讯逼供行为根本就是公开的秘密，没有人会在意，只要能破案，就会受奖赏能升迁，而且这些刑讯所得到“供认不违”的口供都无例外的被检察认可起诉到法院，即使被刑讯者斗胆敢在开庭审理的法庭上，以被刑讯逼供而翻供，都无一例外的因不能按照法官的要求举证证明，而被法院判决书以“无相关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而予以否定，并以认罪态度不好予以当庭训斥，对被告人有罪供述哪管是真是假，法院照单全收并认以“证据确实充分，犯罪事实足以认定”对被告人定罪判刑。如此这般，警察发现刑讯逼供不但不会因被告人翻供而被揭露，反而被检察院法院全部认定，更加有恃无恐。 

　　第三，我们真的愿意禁止刑讯逼供？这一点很关键。自七十年代末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颁布实施以来，刑讯逼供恶果是有目共睹的，但是社会治安状况也是异常严峻，进入市场经济后各种社会矛盾的突现，犯罪率居高不下，而公安侦查的观念和手段都很落后，大量的刑事案件都依赖嫌疑人口供而得以侦破，我惴测上面可能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如果在制度设计上对警察予以制约，对嫌疑人予以人权保障，有可能使相当多的刑事案件无法侦破，而在事实上放纵犯罪，威胁社会稳定和以至于造成社会动荡威胁政权。于是，一方面在宪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当中宣示“严禁刑讯逼供”，而另一方面对层出的因刑讯逼供造成的冤狱，只是事后对具体承办人予以究责，而拒绝在制度上反省并予以改革。 

　　基于以上的粗浅分析，我认为，中国社会物质文明显已到达相当的程度，大国风范在不同国际场合尽显，改革刑事诉讼制度中的明显弊端，以坚决遏制刑讯逼供为出发点，正面确认无罪推定，并确立律师在场权、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甚至沉默权的条件已经具备，在切实保障人权避免冤狱频发与可能放纵犯罪之间选择前者，更显大国气魄和胸怀。对承办赵作海案警察刑讯逼供当然是应当受到遣责和追究，但如果仅限于此而不在体制层面作深刻反省并予以改革，仅管赵作海案得到纠正，但肯定还会有无数个李作海、王作海不断涌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