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需要律师

　　可以说，律师是完善的司法审判制度不可或缺的，尤其是在刑事领域，涉及人的自由、生命和财产，在剥夺它们之前，“每个人都有权获得听审”。审判公正靠的控辩对抗，只有对抗才能形成质疑，单凭一方的“证言”就剥夺一个人的自由，根本谈不上正

真正的对抗怎样才能成立？答案是双方要有平等武装。如果一方是动用国家资源的侦查和检察机关，另一方是被监禁的被告人，又谈何平等？没有真正的平等对抗，也就不可能有真正居中独立的裁判。因此，一个受刑事指控的人，必须得到外力的帮助，并且这个外力必须足以抗衡检控。 

　　律师作为被告人的代言人，应当站在被告人的立场上，用自己全部的诚信、技巧、知识为被告人的利益服务，惟此，法律服务才能成为一种信用产品，人们才会购买这种服务。律师要对委托人忠诚，不做不利于委托人的事，这是律师的最高职业伦理。这种职业伦理应当得到国家和社会的理解和尊重，必须有法律的严格保护，不能要求律师揭发被告人，国家也不应鼓励这种揭发。 

　　律师不能出卖被告人，被告人也不能出卖律师，国家也不应接受被告人对其律师的指控。这是因为，如果律师和委托人不能坦诚交流，那么，律师就会有顾虑，就不能对委托人恪尽忠诚，他也就失去了委托人的信任。久而久之，就没人委托律师了，律师制度也就消亡了。 

　　现行法律中，有一些规定并不合理，如刑法专门为律师设了妨害作证罪，却没有对检方人员的设防，也就是说，律师有可能因妨害作证获罪，检方人员即使故意提供伪证也不会受到追究。而且在司法上，对这条法律的运用有扩大化的倾向，法条中的“证人”被扩大解释，进而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结果可想而知，在嫌疑人、被告人被羁押的情况下，启动这一罪名的证据只能来自两个渠道：委托人对律师的指控和看守所对会见室的监听??这是我们不能承受的效率和便利。 

　　很多人担心，允许律师首先服务于他的委托人，而不是服从于打击犯罪的目标，这样做一定会使许多坏人漏网。应该承认，的确有律师帮了坏人还振振有词。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不用担心律师帮了坏人，这正如不能要求医生不给坏人看病一样。如果好人、坏人成为治与不治的标准，那么，医生们就会这样考虑：好人的病治不好不要紧，坏人的病治好了可就麻烦大了。 

　　同理，我们不能要求律师只帮好人，因为这样一来，坏人好人的判断必然转化为有罪无罪的判断，而这个判断将被提前到律师接受委托之时，这显然是不妥的。本来，两营对垒中，如果有一个律师站在对的一方，意味着必有另一个律师站到错的一面，在民事案件中更是如此。 

　　如果仅从打击犯罪来说，有公安、司法机关就够了，参与的机关越少，程序就越简单，就越有效率。但公正司法却不能少了律师，其职业的真正价值就在于它是侦查和检察机关的“对手”。侦检机关不仅应当容忍而且应当培养强大的律师对手，如果没有这个对手，公诉百分之百是正确的，那就意味公诉这个程序是完全多余的，侦查、公诉和审判可以一并完成，但实际上，如果律师没有了，现代法治所认可的控辩平等、审判居中的模式也将随之消失，审判本身也就成了多余的东西。

　　如此，结果又会怎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