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上访被判敲诈勒索

                                                           农民上访被判敲诈勒索 案情回顾 罗南生、陆堂荣夫妇于2000年4月，租用集体土地修建了农家院。2001年3月9日，罗南生夫妇以农家院房产作抵押向信用社贷款，后因贷款逾期未还被信用社起诉到法院。经法院调解双方达成协议，但因罗南生夫妇未按调解书确定的时间履行还款义务，法院强制执行，将其农家院房屋估价抵偿贷款，并签订执行和解协议。签订和解协议当天，被告与信用社签订租赁该房屋的房屋租赁协议，约定租期从2002年12月2日起至2003年12月24日止。 2003年4月28日，合江县政府因防治非典的需要，与当时农家院的经营者罗南生签订了房屋租赁协议，用以收留一般发热病人，每月租金1万元。2003年11月26日租用期满，县政府与被告人罗南生办理了相关交接手续。 至此，合江县政府认为，就租用农家院一事已依法终结，但罗南生夫妇二人认为，政府因防治“非典”对其经营农家院造成影响，应像其他“非典”隔离区（点）一样，做出收购或补偿的善后处理，遂多次到县政府上访要求解决。2004年4月26日，根据被告夫妇的上访请求，县政府与被告就修缮扫尾工作进行协商，一次性给付其修缮扫尾工作包干经费5000元。二被告认为，除此修缮款项外，合江县政府应对其租用行为给经营造成的影响给予补偿。政府未满足其要求，二被告便继续上访，最后上访至北京，期间与县政府领导通电话，要求政府先拿3.75万元为其偿还欠款。县政府答应其要求，将3.75万元存入银行并将存折交与中间人，密码由政府掌握。 合江县检察院认为，罗南生夫妇向政府要3.75万元的行为触犯了我国刑法的规定，以敲诈勒索罪对二人提起公诉。本案审理中，二被告认为，除相应租金、修缮扫尾款项之外，农家院应由政府收购或补偿。因为政府不予解决他们才最终上访至北京，不属越级上访、非法上访。且3.75万元属于向政府的借款，不是敲诈勒索。县政府认为其与二被告就租用农家院一事已依法终结，而二被告仍不断上访至北京，属越级上访、非法上访，其要求政府支付3.75万元时声称不给就在北京边打工边上访，此举属敲诈勒索政府的行为。 律师点评 本案是一起有关上访导致的刑事案件。该案的看点在于这不是单纯的刑事案件，缘由是农民上访，而上访竟导致了判刑。上访问题在近些年成为热点问题。那么，本案中，二被告的上访是否构成犯罪呢？ 被告的行为是否是越级上访、非法上访呢？ 中国自古就有上访，古谓之鸣冤。2005年出台的《信访条例》，明确了信访是一种权利，受到法律保护。信访，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采用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电话、走访等形式，向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依法由有关行政机关处理的活动。本案中二被告多采取的是走访形式，就是大家常说的上访。 上访既然是公民的权利，那么怎么会出现越级上访、非法上访呢？什么是越级上访呢？怎样的上访是非法上访呢？《信访条例》第十六条规定：“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应当向依法有权处理的本级或者上一级机关提出。”那么，越过本级或上一级机关的走访，就是越级上访了。但是，从《信访条例》来看，越级上访并不在禁止之列。《信访条例》第二十条明确规定了禁止行为，也就是本文提到的非法上访：（一）在国家机关办公场所周围、公共场所非法聚集，围堵、冲击国家机关，拦截公务车辆，或者堵塞、阻断交通的；（二）携带危险物品、管制器具的；（三）侮辱、殴打、威胁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者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的；（四）在信访接待场所滞留、滋事，或者将生活不能自理的人弃留在信访接待场所的；（五）煽动、串联、胁迫、以财物诱使、幕后操纵他人信访或者以信访为名借机敛财的；（六）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国家和公共安全的其他行为。 这六项禁止性规定里并没有列入越级上访的内容，也就是说，越级上访并不违法。 综上，就可以知道本案二被告的上访行为是否违法了。不过，《信访条例》的禁止性规定里虽没有越级上访，但也能看出并不提倡。而且，条例第十六条规定“信访事项已经受理或者正在办理的，信访人在规定期限内向受理、办理机关的上级机关再提出同一信访事项的，该上级机关不予受理”。因此，信访事项还是要遵循向本级或上一级机关提出的原则。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提倡与违法之间的关系很微妙。我国法律有禁止性规定，如上述提到的非法上访，违反禁止性规定的当然是违法的。但法律“不提倡”的，却不一定违法。不提倡跟违法之间不是等同关系。比如法律不提倡越级上访，但越级上访并不违法。因此，本案中，不能因为不提倡越级上访，就对二被告的行为定性为违法。 被告向政府借3.75万元用于归还欠款的行为，是否构成敲诈勒索？ 二被告到北京上访期间，曾向合江县政府要求借款3.75万元用于归还债务人。县政府答应垫资3.75万元支付被告的欠款。双方协商将此款交与第三人保管。就是这3.75万元，引发了敲诈勒索的判定。 在讨论此行为是否构成敲诈勒索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这3.75万元的去处。双方协商一致将款交与第三人保管后，县政府将3.75万元存入银行，将存折交与第三人。看到这，3.75万元好像已经交给了被告。但是，事实上存折的密码由县政府掌握，第三人和两被告均不知晓，因此，二被告并没有实际占有此款，甚至连形式上的存折也没有占有。如果被告符合敲诈勒索的构成要件，也只是敲诈勒索的未遂。 敲诈勒索，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使用威胁或要挟的方法，强行索要公私财物的行为。本案中，政府是被害人吗？被告的行为对政府构成威胁或要挟了吗？ 目前，我国相关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政府可不可以作为敲诈勒索的被害人，政府可不可以被敲诈勒索还有待商榷。政府有的只是被授予的为人民服务的权力。此时，就算一些人有了向政府提出一些不恰当利益的请求，作为政府一方，完全可以耐心劝说、不受胁迫，而如果行为人还继续此类行为无理取闹的话，就可以对他采取司法手段，以危害公共安全、妨碍公务等罪名进行拘捕。本案中，在被告上访行为合法的前提下，在政府是否能作为敲诈勒索的被害人还有争议的情况下，法院判决被告构成敲诈勒索罪，实在有失慎重。上访，一项合法的权利，最终导致行为人被判定敲诈勒索罪，这其中不仅仅是法律层面的问题，更加值得政府和人民思考。一个没有博弈资本的农民，上访至政府，只是有冤要伸，有苦要诉，在依法治国的今天，要尊重上访者的权利。 进京上访，一直就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所谓的“告御状”是也。老百姓在遇到利益问题时，会抱着一种讨价还价的心理，希望从政府那里多得到补偿，这是很正常的心理，可以理解。进京上访是一种偶然行为，也实属无奈，没有谁想跋涉在这条看不见尽头的艰难之路，日复一日的消耗自己的精力和金钱，而且，相当一部分老百姓进京上访是基于“相信党中央、相信国家”的心态，所以，政府不应以司法作为其行政的手段。作为行政主体，应该充分提高和发挥执政能力来从根本上解决人民与政府的矛盾。同时，在涉及到民众与政府间利益冲突的民事诉讼时，虽然双方是平等的法律主体，但因为政府掌握着大量的资源、处在一个绝对优势的地位，大大降低了民众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可能性。我们的民事诉讼法在修改时是否可以加入改善条款，平衡民事诉讼中这种不公平的状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