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女子怎样才能自证清白？

自从2001年1月陕西省泾阳县发生19岁少女麻旦旦处女嫖娼案以来，就不断有类似案件见诸媒体，较大影响的“处女卖淫案”有江苏盐城市建湖县女青年金磊一案、河南新安县帝豪美食城女服务员刘某(17岁)一案、河北行唐县南翟营乡吴磁沟村19岁的姑娘吴小玲一案。

不过，麻旦旦们实在算是幸运的女子，因为她们都有那么一片膜能证明自己的清白。如果那膜已经破了或没了，事情似乎就变得复杂了。浙江遂昌县一位朱姓女青年被公安机关认定为“卖淫”后，有苦难言，经过反复的思量犹豫，终于一纸诉状将公安机关告上了法庭。被告遂昌公安局在收到诉状后，做出了答辩。被告未就原告指称的内容进行答辩，认为此行政诉讼已超过法定期限，且已不能再次起诉。对此朱深感悲戚：“不是处女，我拿什么来证明自己的清白？”（据2月19日《中国青年报》）

这位朱姓女青年也算是幸运的，因为与她一同“作案”的是她的男友以及和他们一起游玩的另外一对恋人，不管怎样，至少她的亲友相信她的清白。如果连对自己的亲人也无法解释清楚的时候，还有什么办法呢？有人为此作出了极端的选择：死！据8月28日《检查日报》报道， 河南省光山县一位已婚女子袁秀秀在城郊渠道埂旁与她同学的丈夫肖大伟说话，被前来巡逻的警察严辉抓住，严怀疑两人为卖淫嫖娼，便迅速控制了他们，并带回派出所审问。 之后，一连串“顺理成章”的事情就发生了：刑讯逼供，索要钱财。身心受到极大伤害的袁秀秀忍受不了严辉的逼迫和纠缠，终于服毒自尽，临死前对公公婆婆留下一句话：我的死与肖大伟没有关系。

袁秀秀要表明自己的死与肖大伟没有关系，其实是希望向包括公公婆婆丈夫在内的世人证明自己的清白。

纵观上述案例，“卖淫女”自证清白的方式各不相同，但有一个共同之处：她们只有向警察交钱，警察才会善罢甘休。不过以交钱来“解决问题”的办法虽然简单，但对于“卖淫女”们还是不无顾虑：警察多是狮子大开口，比如那位朱姓女青年，交了10万罚款却连一张公安局正式的罚没款票据也领不到。朱姓青年的男朋友是一个老板，凑足这样的数目还不是一件难事，而一般人就难办到了。况且，“卖淫女”在刑讯逼供的过程中，大都“坦白”自己的“卖淫事实”，有的还在记录上签了字，这样的“污点”是交钱无法抹去的，传扬出去说不清道不明，跳进黄河洗不清。因此，麻旦旦们为了还清白之身，搞处女鉴定恐怕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而不是处女的朱姓青年只能悲戚，已经结婚了的袁秀秀只能以死表白冤屈。

从“处女验证”到“弱女服毒自杀”，足见警察对于“卖淫女”的震慑力。其实“卖淫女”一死了之也未必能证明清白，因为死也可能是无脸见人无地自容畏罪自杀或者其他什么原因！所以袁秀秀死后，逼死她的警察严辉还要“据理力争”。甚至连处女膜也不能证明清白。在前面提及的江苏盐城市建湖县女青年金磊一案中，专家为金磊进行了4次检查，都证明她是处女，可盐城市公安局仍旧振振有辞：处女也可以卖淫，可以是口淫、手淫。（见2002年5月13日《中国青年报》）

看来，朗朗乾坤，清平世界，一个女人要证明自己的清白还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在元代杂剧《窦娥冤》中有这样一个情结：窦娥临刑前，对在场的人说，“若是我窦娥委实冤枉，刀过去头落，一腔热血休半点儿沾在地上，都飞在白练上者。”不仅如此，她的怨气还能使“雪飞六月、亢旱三年”。她死后果然都应验。然而，那毕竟只是古人演戏，当不得真。

由此笔者不禁要请教那些热心抓“卖淫女”的警察们：弱女子怎样才能表明自己的清白？难道只有交钱才是唯一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