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南方周末

　　（普林斯顿大学本杰明·艾尔曼教授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专访时说。由艾尔曼参与编写的《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近期将在中国出版。）

   艾尔曼：首先是对日历的影响。16世纪明朝末年，利玛窦和他的老师克拉维（Christoph Clavius，欧洲著名的数学家，在罗马大学研究算学）等人被派到中国，他们发现当时中国的日历比罗马的日历迟了10天。他们觉得这是一个机会，因为耶稣会传教士是专门来传教的，但是传教要中国人的同意。

　　他们认为，帮助中国人会给自己传教提供便利。这是耶稣会传教士很妙的地方，他们在其他国家没有这样做。除了改革明朝末年的历法，他们还可以帮助当时的朝廷提升科技知识水平，建设天文台，还带来了天文学、数学方面的书籍。他们学中文，会读写，像中国人一样，他们把一些东西从拉丁文翻译成中文。比如他们最高的学问是sciencia，怎么翻成中文呢，利玛窦问李之藻和徐光启，他们就告诉他这个跟我们格物致知之学相差不多，于是利玛窦便把它当作“格致学”了。当时“格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它事实上和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天文学很有关系。

　　南方周末：西方传教士介绍的科学落后于当时欧洲最前沿的成果，为什么有这样的时间差？

　　艾尔曼：16、17世纪中国和西方的科学差别不大。那时候西方和中国都受阿拉伯影响，中国人发现，耶稣会传教士带来的数学（代数）解根方和宋朝的天文书四元数差不多。中国人明朝初年就有这些计算方法，可是没什么用，太复杂了。明朝末年他们发现，西方人用解根方来解决很多天文学和数学问题，中国人可以学习西方恢复自己的天文书四元数。

　　耶稣会传教士是以古学，即希腊古典的亚里士多德的四因性思想为主，中国人依赖五行的思想，都不是现代科学。到了18世纪，数学和工业开始有分不开的关系，还有牛顿、莱布尼茨发明出来微分积分。耶稣会传教士17世纪比较先进，18世纪则比较落后，他们可以造房子，但不用微分积分解决问题，所以微分积分没有传到中国。

　　18世纪到中国来的都是耶稣会传教士，像欧洲南部的罗马一样在微积分方面的知识不发达。后来耶稣会传教士在欧洲被批评了，到了乾隆时代，耶稣会传教士就不来中国了，中国人对于西方的窗户就没有了，所以牛顿时代的新的科学、物理学没有传到中国来。

　　南方周末：后来就是基督教传教士来中国了。

　　艾尔曼：一直要等到鸦片战争之后，基督教教士们才到中国来，但当时的清朝国家局势不稳，还有太平天国导致的战争影响了中国受西方的影响。那个时候中国的武器还是冷兵器时代的，西方的武器已是工业化的产物了。

　　鸦片战争后，傅兰雅把微积分翻译成中文，新的工程学资料开始运往中国。中国开始由手工业向工业化的转变。基督教传教士办了医院、学校，引进了现代建筑、城市规划等知识，对中国科学的影响比较大。

　　（经艾尔曼教授审阅，由新泽西州州立大学博士陆海默女士校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