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律师难，做清白律师难上难

声势浩大的全国律师教育整顿进入自查自纠阶段，全国十万执业律师同时进行自我反省并书写自查自纠报告，想想真的是蔚为壮观。

在全国律师教育整顿的第一个阶段——学习动员阶段，我和全国十万职业律师一样，认真学习了胡锦涛等中央领导关于律师工作的重要批示，还有幸亲耳聆听了肖扬院长、张福生部长关于规范法官和律师相互关系问题的重要讲话，结合自己辞教从律十三年的执业心历，一种难以名状的感受由弱到强，终成为我心里挥之不去的灰色慨叹——做律师难，做清白律师难上难。

十三年前，由于对律师事业的光明前景抱着坚定信念，我从大学辞教从律，成为当时为数不多的具有高教背景的执业律师。和大多数同行一样，那时我的主要业务是各类诉讼法律事务，并因此有了为数不少的法官朋友。在办案过程中，我们常常一道出差，同吃同住；工作之外还不时相约结伴远足；各自工作中遇到业务上的疑难问题，常常聚在一起进行一番深入研讨；法院大门从不设防，“有空来耍”是我们离开法官办公室的常用告别语……  以今天的标准看，那时候法官和律师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极不规范的。但是，那时我们却很少看到法官因律师而办关系案、人情案。以我个人的经历，由于与法院、法官有着良好的沟通氛围，没有请客送礼，没有暗箱操作，我曾经多次完成在今天根本不敢企望的律师业绩——有最高法院对我代理的案件作出填补民事诉讼管辖异议程序空白的准司法解释；有因审案法官接受我的建议创造性地处理案件遇到的疑难问题，案件判决书被最高法院作为典型案例编入《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这些骄人业绩为我在八年前当选“第一届四川省十大律师”奠定了基础。我真怀念那样一段执业经历！我想，那时的法院、法官、我执业的事务所、我的律师同行绝难料想今天会面对建立“隔离带”、“高压线”（不知何故让人联想到巴以隔离墙）的尴尬。当我听到肖扬院长发出“这就是我们法官和律师共同的悲哀”慨叹的时候，我的心情坏到了极点。

回头审视近年来自己办理诉讼法律业务的情况，的确相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检讨起来，诉讼业务越来越难做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你与某某法院、某某法官的关系如何”这一问题，不知何时成了案件委托人提出的必答题；由于多次经受颠倒黑白的败诉判决的打击，搞得你哪怕对简单案件的委托人所提诉讼结果预测问题，常常是让原本外行的当事人感到前途未卜。这样一来当事人从你这里得到的不是合理的必胜信心，相反倒是对你的业务能力产生合理的怀疑。其结果可想而知：除了老客户，很多当事人在经过上面一番问答之后便没了回音，但偶尔还是有某某律师成功地接手了该案的消息传到你这里来，这时，你难免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不知不觉中，我发现自己的业务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非诉讼法律事务的比例悄然上升，现在在居然已经占到80%以上，有的法院竟然数年不入。凭心而论，我是十分擅长诉讼业务的，尤其是疑难复杂的诉讼案件，何以现在落到“王小二”的地步，看来这似乎与这场声势浩大的全国律师教育整顿的起因存在某种因果联系。不知从何时开始的职业律师被排斥于国家司法从业人员之外，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被逐渐边缘化，几近成为法律体制边缘人的执业窘况必须改变；律师及律师事务所必须走出“用不正当手段为当事人争取正当权益”、“律师不能成为法官的密友则可能成为法官的对手”的潜规则怪圈。由于有了这样的初步认识，我那坏到极点的心情有了些许好转。我盼望肖扬院长所说的“法官与律师可以堂堂正正地坐在一起、走在一起，而大家不认为这有什么不正常”的景象快一点到来；让我们这些已经不大可能再从新选择职业的律师，不仅能够继续从事自己所钟爱的律师生涯，同时还可以清清白白的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