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律师的忍辱负重

  论中国律师的忍辱负重

                     （北海案的辩护律师  照片来自网络）
    昨晚，著名历史学家袁伟时老先生在我的微博上留言：“中国律师处境那么艰难，仍然是官家高于一切的前现代思想作祟！”这一句话，道出了中国律师的现状和造成这个现状的原因。

昨天下午，众人关注的“贵阳黎庆洪案”继续在小河法院设在143厂的法庭里开庭。正当全体审判员、公诉人和辩护律师全神贯注地进行庭审的当中，庭内身着公安制服的“法警”突然来到辩护席，将斯伟江律师的笔和电子钟表抢走。这种罕见的举动，引起辩护律师们的强烈反响。在斯伟江律师强烈要求依法查处后，法庭竟然为“法警”的举动进行掩饰。斯伟江忍无可忍，以退庭表示抗议。在休庭一个小时后，抢走的表和笔被还回来了，“法警”还进行了道歉，并称是领导的指令。斯伟江律师为了庭审的顺利进行，为了最大限度维护当事人的利益，表示对“法警”本人予以原谅，并继续参加庭审。 忍辱负重啊！

我们都知道，在法庭上履行职务的法警，其一切行动要听从审判长的指挥。我参加的庭审不计其数，从没有见过法警敢于在审判长没有任何指令的情况下，擅自冲上辩护席去抢律师的东西。这种行为，说其是扰乱法庭秩序，一点也不过分。如此严重的扰乱法庭秩序行为，仅仅道歉就完了？看来，小河法院的法警要比法官还要威风了。这使我怀疑肇事的“法警”是不是真的小河法院的“法警”。据朱明勇律师微博说，他曾经试图看他们的工作证并且拍照，结果被他们一把抢回。可见其非常害怕暴露真实身份。

我们有理由怀疑，这些“法警”的主要任务到底是维持法庭秩序，还是监控辩护律师？从上次开庭时曾经专有一架摄像机对着辩护席来看，本案辩护律师在法庭上履行职责的时候，成了被监控的对象。不光是在法庭上，在法庭下也是这样。比如法庭之外，数位外地律师被穿警服和不穿警服的人拍摄；在下榻的宾馆大堂，数名不明身份的壮汉轮流值班“看报纸”。更有甚者，有的外地律师还被其主管机关用电话召回，或者干脆派人来贵阳“陪同返回”。

在这样的外部环境下，以及法庭上的那样的审判环境下，目前还未被解除委托的外地律师，仍然在继续坚守着。支撑他们的信念就是，为了当事人的利益，中国律师需要忍辱负重。

这里需要说说北海案。在办理此案的过程中，辩护律师受到的骚扰、恐吓、侮辱、打骂，罄竹难书！别的不说，光挨打，就有三次。一次是在入住的宾馆，陈光武律师和李金星律师半夜被追打，李金星律师入院治疗；二次是在看守所外，被害人家属纠集多人对前来会见的律师进行骚扰、挑衅、直至追打，律师试图躲进看守所内，竟被锁门关在外面；三次是在法院门口，徐天明律师被打的眼镜掉在地上。这三次被打事件都报了警，最后都不了了之。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背后的那只手是谁，你报警有何用？还有房立刚律师竟然被看守所要求“脱裤安检”，以及公诉人当庭发表侮辱辩护人的言论，都创造了世界之最。在这样的环境下继续开庭，中国律师如果没有超乎寻常的忍辱负重精神，是不可想象的。

所以，北海案体现了中国律师的“五不精神”，即吓不走、打不怕、累不倒、拖不垮、气不死。关键是“气不死”，这是中国律师的独有精神。

说到“气不死”，我想到了我与周泽律师共同辩护的一个案子，我们差一点被气死。问题出在证人出庭上。我们向法庭申请十几位证人出庭作证，可是法官连申请书都不要。没法，只得寄特快专递。开庭时，我们通知十几位证人到庭外等候。轮到辩护人举证时，我说请求法庭传证人出庭，证人就在庭外等着。法官不听，要进行下一个程序。我们与法官争辩了一通，我就退让了。我说：“能否准许证人出庭是法庭的权力，我们服从。但是提出证人出庭的请求，是辩护人的责任。我请求允许我履行完这个责任，我请求完了你准不准我都会服从的。”法官见我来这一手，不好拒绝，就同意了。于是我就开始一字一句地宣读申请书，为的是书记员记录在案。申请了一个，法官说：“此证人在侦查阶段已经接受过公安的询问，有笔录，就不用出庭了。”我又宣读了一个申请，法官说：“此证人你们律师已经询问过了，也有笔录，也就不用出庭了。”我心想你上了我的当了，于是我又宣读了一个申请。法官说：“此人既未接受过公安的询问，也未接受过律师的询问，说明其与本案无关，那就更不用出庭了。”呜呼，我上了他的当了！

看看，堂堂刑诉法规定的证人出庭制度，就被如此简单地化解了。不用说我和周泽差点被气死，那十几位证人在庭外站了两天，也差点被气死。而那些研究法律的专家教授，特别是证据法专家，闻此估计真的要被气死。

联想到贵阳案的上次开庭，一口气把四名律师逐出法庭，并且在这次开庭前夕，有26名辩护律师被不明不白地解除了委托，你能不生气吗？联想到李庄案、北海案、常熟案、贵阳案，数十位律师不收一分钱，竭诚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却被最高法院领导斥之为“闹庭”、“胡说八道”、“无良律师”，你能不生气吗？联想到李庄、杨在新等优秀刑辩律师，仅仅是为当事人进行了真辩，而没有丧失职业操守配合运动，就被抓起来判刑或者关押，你能不生气吗？还有，明明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律师法上规定的权利，在某个政法委、某个公检法部门、某个地方政府、甚至于某个“法警”的眼里，都成了废纸，你能不生气吗？

生气啊，生气！但是，只要我们继续选择做刑辩律师这个职业，我们就应当时刻把当事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论是我们办理不收钱的案子，还是办理收钱的案子，还是办理收了大钱的案子，我们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维护当事人的最高利益。我不说我们要维护国家法律的尊严，我也不说我们要推动司法的进步，因为我真的没有那么高的理想和觉悟，我也不愿意让自己承担那么重的责任。但是维护当事人的利益，则是我们的执业底线，是最低要求。因此，只要我们还没有被气死，我们就要忍辱负重地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