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诈骗”实为经济纠纷 关押一年无罪释放

2005年，河北女子林某被北京某公安分局以“诈骗罪”逮捕，我接受委托为其提供法律帮助。经过数次会见并了解有关情况，我发现此案属个人之间的经济纠纷，不构成犯罪，公安机关有插手经济纠纷的嫌疑。但是侦查机关仍然将此案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我针对公安机关的《起诉意见书》，向检察院提交了《律师意见书》，提出如下意见：

一、林某没有对刘某进行诈骗，所涉16.5万元是借贷关系。

《起诉意见书》称：“林某以能够低价购买奥迪A6轿车为由，先后在本市丰台区方庄园等地，诈骗事主刘某人民币16.5万元。”

但据林某所述，事实并非如此。林某于2005年5月5日和2005年6月间，分别向刘某借款4万元、16.5万元和2万元，用于做服装生意。第一笔4万元的借款，林某与刘某签有《借钱协议》，双方约定的借款期限为2005年5月5日至2005年11月5日，共六个月（至2005年9月1日林某被拘留之日，该笔借款尚未到期），后两笔借款林某也向刘某打了借条。据林某称，三笔借款的借条侦查人员均向其出示过，现存于案卷中。

二、据林某陈述，刘某借给林某的钱都是高利贷，关于代买奥迪A6轿车一事系刘某编造。

1、关于刘某借钱给林某，林某的陈述是：“2000年我与李某租他（指刘某）的房子认识的。后来就有了经济往来，他就借给我钱，放高利贷。前几笔钱都还了，这三笔还未到期。” 双方2005年5月5日签订的《借钱协议》约定，借款期限为六个月，四万本金付三万利息。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现行六个月期限的贷款利率5.22%计算，刘某与林某约定的利息已经达到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4.368倍，属高利贷。

2、关于代买奥迪A6轿车一事，林某的陈述是：“没有关系（指借钱与买车）。因为刘某怕我借的钱还不了，就要我给他买辆车。但他是某城管队的政委，不能开太好的车，我就给他租了辆捷达王，我是去年6月份借到16.5万元的，七月份就给他租车了。” 关于2005年6月和8月两次到车行，林某的陈述是，刘某一直想买高级轿车，但因他是公务员，就想用林某的名字买，于是有一张定金收据上就写了林某的名字。

根据2005年车市的行情，档次最低的奥迪A6新轿车的售价起码要三十几万元。本案中，事主刘某让林某用16.5万元人民币为其购买奥迪A6新轿车，这简直是天方夜谈，正常人谁会相信呢？刘某是堂堂的城管队政委、国家工作人员，以其智力和精明，他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受骗吗？

根据林某对案件的叙述和《借钱协议》所反映的事实，如果林某借刘某的22.5万元（三笔款总合）全部是高利贷，按四万还七万计算，那么22.5万元借款的利息就是十多万元，本息共达三十多万元，这笔钱是可以买一辆新奥迪A6轿车的。根据上述事实和分析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既刘某想以抵消林某欠其22.5万元为条件，要求林某为其购买一辆价值三十多万元人民币的奥迪A6轿车，由于林某未能及时还钱，也未买到车，结果引出了本案。鉴于借钱在前，“买车”在后，《起诉意见书》关于“林某以能够低价购买奥迪A6轿车为由”的说法并非事实。

三、根据林某的供述和《借钱协议》等证据，三笔借款的手续均齐全，未到还款期，林某将借款都用于做服装生意，案发前林某也没有潜逃行为。这些事实都表明林某主观上并没有诈骗的故意，客观上也没有实施诈骗刘某16.5万元的行为，这16.5万元的性质明显属于借款。

四、本案中，公安机关违法插手、干预经济纠纷。

林某陈述：在补充侦查期间，侦查人员并未向其出示新证据。“只是要我承认是犯诈骗罪，并要我还钱。”

可见，公安机关在补充侦查阶段并没有调查到新的证据。那么，既然原有证据不能证明林某犯诈骗罪，而补充侦查也没有获得新证据，依据《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此时公安机关应当撤销案件，立即释放林某。但令人遗憾的是，公安机关并没有撤销案件，而只是要求林某自认犯诈骗罪并还钱，并许诺这样可以少判，随后又将本案移送贵院审查起诉。公安机关的这种做法，表明其目的并不是想查清案件事实，维护经济秩序，其实质是在利用国家赋予的侦查手段和强制措施，以查处诈骗罪为名，干预经济纠纷，抓捕经济纠纷当事人作“人质”， 替对方当事人追索欠债，以达到逼债的目的。

综上，犯罪嫌疑人林某没有诈骗犯罪事实，本案当事人之间发生的民事纠纷，不应通过刑事诉讼的方式解决，公安机关介入经济纠纷是错误的，建议贵院予以纠正，对林某作出不起诉决定。

后来，检察院采纳了我的意见，决定对林某不起诉。林某在被关押一年后无罪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