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万历十五年》(我的2009年)

2009年元月3日  星期六  晴

    最好的休息，就是换换脑子。一直忙于工作，满脑子都是案子。不是想着这个案子的辩护词该怎么写，就是想着那个案子该如何突破。终于有了三天的休息，下定决心暂时忘掉案子。天冷，不想出去。还是静下心来读点自己喜欢的书。既使得自己的心、脑放松，又能从书中获得点知识。再说，坐在空调屋里，泡上一杯浓浓的虽不上品却香味十足的绿茶，与透过窗户来到我身边的阳光结伴，暖洋洋的，何乐不为。

    既然考虑好了，就在书橱里找寻着想看的书。《万历十五年》进入了我的视线。此书买来有些日子，但其享受的待遇就是静静的竖立在书橱里。

    《万历十五年》为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所著，而黄仁宇先生也因此书在中国大享其名。万历十五年也即公元1587年，时值明朝神宗年代。说来惭愧，自己虽说学中文出身，但对明朝历史不是很熟。也就是停留在朱元璋杀功臣，朱棣把侄子建文帝赶下台，这些故事性的层面上。

    三天时间，读完几近300页的一本书，速度很快，但读后有点茫然。于是上网搜索，看看一些书评，以帮助自己对此书的理解。

    张建波的《（万历十五年）导读》中，在提到《万历十五年》是部什么书时写到：

    该书选取了中国历史上原本极其普通的年份即公元1587年为历史横切面，以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主要政治人物万历皇帝朱翊钧，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戚继光，以知府身份挂冠而去的名士李贽为中心，以该年前后的史事为织丝，梳理了中国传统社会管理层面存在的种种问题，勾勒编织了明朝走向败亡的宏观预想图景，并在此基础上探索现代中国应当汲取的经验和教训。

    黄仁宇指出本书写作的目的在于说明“以道德代替法制”是明朝败亡的主要原因。他认为明朝仅仅依靠道德伦理治理维系，没有法制，没有必要的技术手段，必然导致败亡，……

    涌涛拍岸的《读（万历十五年）》说到：

    通观整个作品，……作者无非要论证中国几千年各个朝代的社会之所以都是农村单元的集合，是因为中国历史上道德当法律而“真法律”却无实效。中国整个旧史，社会上一直没有形成规范的商业化运作模式，上层社会与底层社会之间向来缺少了可以缓冲的法律体系。等到社会经济发展已经远远领先体制的发展，孔孟之道的体制不思变，却畏变，则社会终究要改朝换代，旧统治者终究会被重“质”轻“文”的新生力量所取代，清代明是如此，明代元又何尝不是如此。但长久发展的社会不是元模式，不是明模式，也不是清模式，而是“质”与“文”协调发展，总能共同进步的模式。这种模式要求了社会商业运作代替农业运作，法治代替人治，法制代替德制。

    ……。没错，中国道德治国的历史太长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仍旧可以看到人治的影子。而这种人治与德制却是中国现代化的大敌。不清醒地对此认识就有被再次卷入历史旋涡的危险。那么就此说来法治对中国是多么的必需。

    许勇的《从海瑞的失败谈开去———读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

    明朝也是历史上对“德”、“礼”关注最甚的一个朝代, 从明太祖朱元璋起, 政府就对官员提出了苛刻的要求, 企图造就一批生活清廉,心灵高尚的官员, 当官是老百姓的仆人这一说最早便出自明太祖。为此明朝的治贪条例也出奇的严厉,采用连坐法, 明太祖洪武年间曾四次肃整吏治, 株连人数达十数万众。明朝的官员大多由作为知识分子的士大夫构成, 按理这群心灵相对满足的精神贵族, 对有违圣贤所定的准则的事, 应普遍持拒绝态度,然而,匪夷所思的是,明朝官员的贪污普遍性属历代罕见, 且始终是明政府无法根除的痼疾。

    症结何在?《万历十五年》的作者以大历史的视角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二千年来, 以道德代替法律,至明代而极, 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至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

    如前所述在明一代尤重道德, 但官场风气却极坏, 不好理解。直接原因似与那时官员低得离谱的俸禄有关, 但深层的原因则是中国传统的封建道德本身缺憾所致。封建道德来自其封建母体, 功用是维持传统的“尊卑、男女、幼长”的社会价值, 与西方的道德理念相比较, 东方的传统道德理念里有孝、有仁、有慈、有同情, 但缺乏正义的内容, 而正义是人类获取福祉所需要的最起码条件。

    文波的《试评黄仁宇的大历史观与（万历十五年）》：

    在通过历史研究探讨中国现代化问题时, 他选取了一个独特的角度———社会的联系和整合方式。强调现代先进的国家以法律作为高层机构和低层机构的联系, 落后的国家以旧式农村的习惯和结构作为行政的基础, 他将资本主义理解为一种技术, 说自己的“大历史”观点是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 从制度的层面解释历史。[1 ]这些说法的真正含义在于, 他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有形的、确定的、技术上可操作的、能够量化管理的方式来整和整个国家, 而传统中国以无形的软约束, 不凭借技术手段的、不能量化的道德来整和国家与社会。这后一种方式也就是儒家所主张的礼治或德治。[2 ]与传统观点相反, 黄仁宇否认明代存在所谓资本主义萌芽。[3 ]黄仁宇的结论是走出以意识形态至上为基本特点的礼治, 他认为实现依靠技术治国的法治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这些书评，帮我梳理着思路，而脑海里浮现的就只三个词：人治、德治、法治。

    《万历十五年》值得再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