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诈骗中“非法占有目的”之探析

合同诈骗中“非法占有目的”之探析

作者：向隆鸣　　　来源：论文天下论文网

     合同诈骗罪是97刑法新增加的罪名。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合同诈骗的行为都按诈骗罪处理。同其他金融诈骗罪一样，合同诈骗罪也是从诈骗罪中分离出来的。在199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96司法解释”）中，合同诈骗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初次从普通诈骗中分离出来，但并没像其他金融诈骗罪那样，发展为独立的罪名，当时在定罪和量刑上都按诈骗罪处理（现在合同诈骗罪的量刑也同诈骗罪相一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和发展，合同的作用和影响在我们生活中越来越普遍、越来越重要，准确把握合同诈骗犯罪和合同纠纷的界限，是区分罪与非罪的一大难点。 

　　一、现行刑法规定与96司法解释的差异

　　根据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以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办法，骗取对方当事人的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行为上主要表现为该法条所列举的五种情形：1、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即虚假主体）；2、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即虚假担保）；3、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即以履行小额合同引诱诈骗）；4、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即携款逃匿诈骗）；5、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侵害的客体是经济合同管理制度和公私财物的所有权。主体是一般主体。

　　96司法解释第二条第三款则是用六个方面的行为规定了“行为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认定其行为属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其中仅第（一）项就规定：“明知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或者有效的担保，采取下列欺骗手段与他人签订合同，骗取财物数额较大并造成较大损失的：1、虚构主体；2、冒用他人名义；3、使用伪造或者无效的单据、介绍信、印章或者其他证明文件的；4、隐瞒真相，使用明知不能兑现的票据或者其他结算凭证作为合同履行担保的；5、隐瞒真相，使用明知不符合担保条件的抵押物、债权文书等作为合同履行担保的；6、使用其他欺骗手段使对方当事人交付发款、物的。”此外还规定了第（二）至第（六）项内容。

　　仔细比较，现行刑法规定与96司法解释的差异是很明显的。主要表现在，一是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的合同诈骗的范围较96司法解释要窄，仅上述五个方面，而96司法解释规定的合同诈骗的范围，比刑法二百二十四条宽泛许多。比如96司法解释规定“虚构主体”即为合同诈骗的行为特征之一，而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则明确规定“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根据刑法这一规定，仅用假姓名签订合同就不能简单地认定为合同诈骗。二是根据96司法解释的规定，只要行为人实施某一特定行为就应认定其主观具有非法占有故意，这一规定过于简单化、绝对化，有客观归罪倾向，而97刑法则明确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诈骗的主观故意与客观行为特征作为并列条件，突出和强调了行为人主观上必须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也就是说，行为人的客观行为具备了诈骗犯罪的某一行为特征并不必然推定其主观具有非法占有故意。

　　根据上述比较，笔者认为，96司法解释显然已不能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正确区分合同诈骗犯罪和民事欺诈行为的需要，与现行刑法关于合同诈骗罪强调行为人主观非法占有目的的规定有抵触，也不符合刑法的一般原理，在司法实践中不应再适用。

　　二、如何认定“非法占有目的”

　　既然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的规定突出和强调了行为人主观上必须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将诈骗的主观故意与客观行为特征作为并列条件，既然不能再按照96司法解释规定的那样，只要行为人实施某一特定行为就可必然推定其主观具有非法占有故意，那么，在办理合同诈骗案件时，确认行为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在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就显得非常重要。

　　“非法占有目的”属于主观方面问题。这一问题的焦点是：“非法占有的目的”是在什么时候产生，是否必须在合同签订的当时就有，还是可以在合同签订之后产生？如何确认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产生的非法占有目的？常见的“借鸡下蛋”的行为如何认定？

　　（一）签订合同时即产生非法占有目的

　　从理论上讲，行为人在实施犯罪行为的当时，必须是明知自己是在利用经济合同，以欺骗手段，实施骗取公私财物的行为，而且主观上应当是直接故意，过失和间接故意均不能构成本罪。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的五种具体情形中，前三种（即虚假主体、虚假担保、以履行小额合同引诱诈骗）都可以明显看出行为人在签订合同过程中就要有“非法占有目的”的犯罪故意，其签订合同不是为了进行合法正当的交易，而是通过签订合同达到骗取对方财物的目的。这一点，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司法实践中都是不难判定的。

　　（二）履行合同过程中产生的非法占有目的

　　这是一种很复杂的情形，也是认定合同诈骗犯罪的难点之所在。它难就难在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往往还没有（至少是还没有证据表明有）非法占有目的，而履行合同是一个动态的、在时间跨度上甚至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方面行为人的某些行为表明行为人在履行合同（至少表面上是在履行），另一方面，行为人的某些行为表明行为人没有履行合同或者以履行合同为幌子行诈骗之实。这里面要区分两种情况：

　　1、如何认定“携款逃匿”中的“非法占有目的”。根据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应当认定为合同诈骗罪。对于客观行为具备“携款逃匿”的特征，是否还需要证明行为人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的目的”？对此有两种不同观点。有的认为，“携款逃匿”的行为，行为人的主观故意要靠推断得出，主张不需要证明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目的”，只要存在“携款逃匿”的行为就应当定罪。有的主张只要有证据和事实证明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没有诈骗的故意，就不应当构成合同诈骗犯罪。笔者认为，这种情况一般在实践中很难确认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的主观故意，只要在没有事实证明行为人签订合同时没有“非法占有的目”，而实施了“携款逃匿”的行为，根据刑法规定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的规定，就可以推定行为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产生了非法占有的犯罪故意。

　　2、如何认定“携款逃匿”以外的“非法占有目的”。对此刑法没有明确规定。只是在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五）项中规定了“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据此我们可以认为，但凡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一）至（四）项规定以外的诈骗行为，都可以归入“以其他方法”之列。

　　对于如何推定“以其他方法”诈骗时的“非法占有为目的”，最高法院在97刑法以后至今没有出台新的司法解释。在96司法解释滞后于形势不宜适用，而司法实践中的合同诈骗案件层出不断需要解决的情况下，怎么办理此类案件？笔者认为，在新的司法解释没有下发之前，各地可根据刑法原则制定相关标准，以适应当前司法实践之急需。如上海市公检法司1995年11月下发的《关于查处经济领域中利用合同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中的有关规定办理。该《意见》虽非司法解释，且其中的部分内容与97刑法二百二十四条规定相抵触，但该《意见》第一条第二项规定“利用合同骗取财物造成他人经济损失，且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以非法占有目的：对骗得财物进行挥霍化用的；用于归还欠债或抵偿债务的；用于进行其他违法犯罪活动的。”很明显，上述意见是从当事人的客观行为来推定其具有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目的，内容符合刑法的立法原则，也弥补了当前司法实践中对合同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无明确司法解释的不足，为从客观行为上评判行为人的主观故意提供了合理依据。

　　（三）对于“借鸡下蛋”行为中非法占有目的的确定

　　我们的社会正处在经济转型时期，在经济交往中，行为人在签订、履行合同中虚构、隐瞒某些情况的现象大量存在。一些合同当事人在没有资金情况下，依靠虚构事实骗得的资金进行经营，盈利了可以履行合同，亏损了则无法返还骗取的财物和资金，一般被称为“借鸡下蛋”或“拆东墙补西墙”。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这类案件很多，性质不太好确定。对于这类案件，笔者认为，也要区分二种情况处理，不能一概而论。

　　1、不宜以合同诈骗论处

　　一般认为，如果确有“借鸡下蛋”的事实，应当按照民事欺诈处理。如最高法刑庭顾保华同志认为，实践中，确有当事人在签订合同中使用欺骗手段，在履行合同中具有欺诈行为，但其目的并非为非法占有他人财物，而是为解决其生产经营中诸如资金短缺、周转困难等，对此，不宜以合同诈骗论处。

　　这一观点认为，认定犯罪要始终坚持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既反对主观归罪，也反对客观归罪。民事欺诈行为与合同诈骗犯罪，尽管客观方面都有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利用对方错误认识获益的行为，但应分清两者的本质区别。民事欺诈中，行为人之所以采取欺骗方法，主观上是为了使对方产生错误认识，做出有利于自己的民事行为，然后通过履行该民事行为而牟利，其目的是获取因履行民事行为而产生的“增值利益”而非对方财物本身。而合同诈骗犯罪，行为人主观上是想非法占有对方财物本身。对于为签订合同而使用欺诈手段，但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只是为了通过签订、履行合同获利，即使客观上造成对方当事人财产损失，也不应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绝不能将行为人采取的欺诈行为与案件的其他事实分离出来单独进行评价。笔者赞同这一观点。

　　2、“借鸡下蛋”过程中的合同诈骗行为应当认定

　　在赞同上述观点的同时，笔者并不认为，“借鸡下蛋”中只有民事欺诈而无合同诈骗。恰恰相反，应当认真区分“借鸡下蛋”中的合同诈骗行为，及时给予打击，以充分保障对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不给犯罪分子利用“借鸡下蛋”进行合同诈骗的可趁之机。

　　我们知道，“借鸡下蛋”和在客观上造成对方当事人财产损失，都属于客观表象，判别民事欺诈还是合同诈骗，关键在于区分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如果行为人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即为民事欺诈；如果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则应认定为合同诈骗。在这里，行为人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目的”，在嫌疑人拒供的情况下，可以从其签订合同时的身份、履约能力的有无、有无履约行为、未履约的原因、对标的物的处分方式，以及事后对所造成损失的态度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判断其主观心理状态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如李某合同诈骗案：2002年4月5日，犯罪嫌疑人李某化名“李云”与纪某签订75吨焦炭购销合同。李某在把纪某焦炭销售给倪某的过程中，又与倪某合伙做“废钢渣”生意。倪用李销售的焦炭烧结了炉底，于是在两次收到焦炭共38吨后便不再要李的焦炭，并先付6000元给李某。李某按纪某的要求将剩下的36吨焦炭拉到倪某的厂里堆放。此后，李某未按合同约定付款，纪某便向公安机关控告李诈骗。公安所通知李到所接受调查。2002年5月30日至7月19日，公安机关三次找李调查此事，李以纪的焦炭质量不好烧坏了炉子为由，称要纪赔偿损失，并陈述自己在与倪某做“废钢渣”生意，因倪某的厂使用了纪某的焦炭而造成“死炉”停厂，自己也无经济收入，并于当月22日委托有关技术部门对焦炭质量进行检验。公安机关当时未将此案作刑事案件处理。此后的近一年的时间里，倪某已向李某付清14500元焦炭款，李某也收到8000元的卖“废钢渣”款，同时还向陈某借了5000元，但仍未向纪某履行付款义务，也未向纪某就焦炭质量问题提出主张，却将上述款项用于赌博、买彩票等违法活动和个人生活消费，且将38吨焦炭中的10余吨给陈某作为抵偿借其5000元的债务。2003年6月中旬，公安机关查明李某收取倪某的货款后而不付纪某的货款，并将部分焦碳抵偿其他债务后，遂对李立案侦查。

　　撇开李某的供述与辩解，从现有证据看，在本案的前一阶段，李某“借鸡下蛋”的行为特征比较明显，他确实在与倪某合伙做生意，也确实从某钢铁厂的炉料公司联系到不少钢渣等废料，至案发时，也还有一些从钢渣中清筛出的籽铁积压在倪某的厂里没有卖出。在这一时间段里，李某虽然有一些欺诈行为，如使用化名签约、慌称说自己开炼铁厂、对公安机关说自己是给倪某打工，还未拿到工钱等，但他与纪某、倪某交叉做生意的基本事实是存在的。而且，在此期间，倪某仅付给李某部分焦炭款，而李某也确实在为联系废渣而奔跑，纪某的焦碳质量也确有问题。现有证据很难确定李某在签订合同时即产生非法占有目的，故公安机关当时未将其作为刑事案件处理不无道理。

　　但在本案的后一阶段，情况发生变化。证据表明，纪某售给李某75吨焦碳后分文未得，而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李某收到的焦碳款、钢渣款以及借款已达27000余元，有明显的履约能力，但他既无履约行为，也无履约愿望，而是将收取的货款用于赌博、抵偿债务和个人化费。根据上海市公检法司《关于查处经济领域中利用合同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关于对骗得财物进行挥霍化用的、用于归还欠债或抵偿债务的、用于进行其他违法犯罪活动的，应认定为以非法占有目的的意见，可以判定，李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产生了非法占有纪的财物的故意，对其应适用刑法二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五项“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本案起诉后，法院判决李某犯有合同诈骗罪；李亦服判，未上诉。

　　三、建议两高尽早制定相关司法解释

　　鉴于目前司法实践中这类案件逐渐增多，为准确区分合同诈骗与民事欺诈的法律界限，及时有力打击合同诈骗犯罪，充分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仅有一些案例和零散的学理解释是不够的，建议两高尽早制定关于办理合同诈骗案件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以适应当前司法实践之急需。

诈骗罪的刑法条文及相应的司法解释

   诈骗罪的刑法条文

第二百六十六条  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第二百一十条第二款使用欺骗手段骗取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可以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二百六十九条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三百条第三款组织和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奸淫妇女、诈骗财物的，分别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二百八十七条利用计算机实施金融诈骗、盗窃、贪污、挪用公款、窃取国家秘密或者其他犯罪的，依照本法有关规定定罪处罚。
   相关决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2000．12．28）为了保护个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人身、财产等合法权利，对有下列行为之一，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利用互联网进行盗窃、诈骗、敲诈勒索。
   
   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
　第８５３次会议讨论通过）

　　为依法惩治诈骗犯罪活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的有关规定，现就审理诈骗案件的几个具体问题解释如下：
　　一、根据《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和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构成诈骗罪。
　　个人诈骗公私财物２千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个人诈骗公私财物３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
　　个人诈骗公私财物２０万元以上的，属于诈骗数额特别巨大。诈骗数额特别巨大是认定诈骗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的一个重要内容，但不是唯一情节。诈骗数额在１０万元以上，又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也应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
　　（１）诈骗集团的首要分子或者共同诈骗犯罪中情节严重的主犯；
　　（２）惯犯或者流窜作案危害严重的；
　　（３）诈骗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急需的生产资料，严重影响生产或者造成其他严重损失的；
　　（４）诈骗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救济、医疗款物，造成严重后果的；
　　（５）挥霍诈骗的财物，致使诈骗的财物无法返还的；
　　（６）使用诈骗的财物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
　　（７）曾因诈骗受过刑事处罚的；
　　（８）导致被害人死亡、精神失常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９）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单位名义实施诈骗行为，诈骗所得归单位所有，数额在５万至１０万元以上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的规定追究上述人员的刑事责任；数额在２０万至３０万元以上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追究上述人员的刑事责任。
　　对共同诈骗犯罪，应当以行为人参与共同诈骗的数额认定其犯罪数额，并结合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和非法所得数额等情节依法处罚。
　　已经着手实行诈骗行为，只是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获取财物的，是诈骗未遂。诈骗未遂，情节严重的，也应当定罪并依法处罚。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并考虑社会治安状况，在“２千元至４千元”、“３万元至５万元”的幅度内，分别确定本地区执行的个人诈骗“数额较大”、“数额巨大”，以及单位实施诈骗，追究有关人员刑事责任，参照本条第四款规定的数额，确定适用《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或者第一百五十二条的具体数额标准，并报最高人民法院备案。
　　二、根据《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和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利用经济合同诈骗他人财物数额较大的，构成诈骗罪。
　　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的，诈骗数额应当以行为人实际骗取的数额认定，合同标的数额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
　　行为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其行为属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
　　（一）明知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或者有效的担保，采取下列欺骗手段与他人签订合同，骗取财物数额较大并造成较大损失的：
　　１、虚构主体；
　　２、冒用他人名义；
　　３、使用伪造、变造或者无效的单据、介绍信、印章或者其他证明文件的；
　　４、隐瞒真相，使用明知不能兑现的票据或者其他结算凭证作为合同履行担保的；
　　５、隐瞒真相，使用明知不符合担保条件的抵押物、债权文书等作为合同履行担保的；
　　６、使用其他欺骗手段使对方交付款、物的。
　　（二）合同签订后携带对方当事人交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定金、保证金等担保合同履行的财产逃跑的；
　　（三）挥霍对方当事人交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定金、保证金等担保合同履行的财产，致使上述款物无法返还的；
　　（四）使用对方当事人交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定金、保证金等担保合同履行的财产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致使上述款物无法返还的；
　　（五）隐匿合同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定金、保证金等担保合同履行的财产，拒不返还的；
　　（六）合同签订后，以支付部分货款，开始履行合同为诱饵，骗取全部货物后，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内或者双方另行约定的付款期限内，无正当理由拒不支付其余货款的。
　　三、根据《决定》第八条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的，构成集资诈骗罪。
　　“诈骗方法”是指行为人采取虚构集资用途，以虚假的证明文件和高回报率为诱饵，骗取集资款的手段。
　　“非法集资”是指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未经有权机关批准，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的行为。
　　行为人实施《决定》第八条规定的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其行为属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
　　（１）携带集资款逃跑的；
　　（２）挥霍集资款，致使集资款无法返还的；
　　（３）使用集资款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致使集资款无法返还的；
　　（４）具有其他欺诈行为，拒不返还集资款，或者致使集资款无法返还的。
　　个人进行集资诈骗数额在２０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个人进行集资诈骗数额在１００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特别巨大”。
　　单位进行集资诈骗数额在５０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单位进行集资诈骗数额在２５０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特别巨大”。
　　四、根据《决定》第十条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额较大的，构成贷款诈骗罪。
　　《决定》第十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是指：
　　（１）为骗取贷款，向银行或者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行贿，数额较大的；
　　（２）挥霍贷款，或者用贷款进行违法活动，致使贷款到期无法偿还的；
　　（３）隐匿贷款去向，贷款期限届满后，拒不偿还的；
　　（４）提供虚假的担保申请贷款，贷款期限届满后，拒不偿还的；
　　（５）假冒他人名义申请贷款，贷款期限届满后，拒不偿还的。
　　《决定》第十条规定的“其他特别严重情节”是指：
　　（１）为骗取贷款，向银行或者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行贿，数额巨大的；
　　（２）携带集资款逃跑的；
　　（３）使用贷款进行犯罪活动的。
　　个人进行贷款诈骗数额在１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个人进行贷款诈骗数额在５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个人进行贷款诈骗数额在２０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特别巨大”。
　　五、根据《决定》第十二条规定，利用金融票据进行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构成票据诈骗罪。
　　个人进行票据诈骗数额在５千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个人进行票据诈骗数额在５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个人进行票据诈骗数额在１０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特别巨大”。
　　单位进行票据诈骗数额在１０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单位进行票据诈骗数额在３０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单位进行票据诈骗数额在１００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特别巨大”。
　　使用伪造、变造的委托收款凭证、汇款凭证、银行存单等其他银行结算凭证进行诈骗，数额较大的，以票据诈骗罪定罪处罚。
　　六、根据《决定》第十三条规定，利用信用证进行诈骗活动的，构成信用证诈骗罪。
　　个人进行信用证诈骗数额在１０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个人进行信用证诈骗数额在５０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特别巨大”。
　　单位进行信用证诈骗数额在５０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单位进行信用证诈骗数额在２５０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特别巨大”。
　　七、根据《决定》第十四条规定，利用信用卡进行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构成信用卡诈骗罪。
　　行为人实施《决定》第十四条第一款（一）、（二）、（三）项规定的行为，诈骗数额在５千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诈骗数额在５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诈骗数额在２０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特别巨大”。
　　“恶意透支”是指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或者明知无力偿还，透支数额超过信用卡准许透支的数额较大，逃避追查，或者自收到发卡银行催收通知之日起３个月内仍不归还的行为。恶意透支５千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恶意透支５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恶意透支２０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特别巨大”。
　　持卡人在银行交纳保证金的，其恶意透支数额以超出保证金的数额计算。
　　八、根据《决定》第十六条规定，进行保险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构成保险诈骗罪。
　　个人进行保险诈骗数额在１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个人进行保险诈骗数额在５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个人进行保险诈骗数额在２０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特别巨大”。
　　单位进行保险诈骗数额在５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单位进行保险诈骗数额在２５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单位进行保险诈骗数额在１００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特别巨大”。
　　九、对于多次进行诈骗，并以后次诈骗财物归还前次诈骗财物，在计算诈骗数额时，应当将案发前已经归还的数额扣除，按实际未归还的数额认定，量刑时可将多次行骗的数额作为从重情节予以考虑。
　　十、行为人进行诈骗犯罪活动，案发后扣押、冻结在案的财物及其孳息，如果权属明确的，应当发还给被害人；如果权属不明确的，可按被害人被骗款物占扣押、冻结在案的财物及其孳息总额的比例发还被害人；如果能够确定扣押、冻结在案的财物及其孳息不属于已查明的被害人所有，但又无法发还未查明被害人的，应当依法上缴国库。
　　十一、行为人将诈骗财物已用于归还个人欠款、货款或者其他经济活动的，如果对方明知是诈骗财物而收取，属恶意取得，应当一律予以追缴；如确属善意取得，则不再追缴。
　　十二、本解释中使用的货币数额是指人民币的数额。审理具体案件涉及外币的，应当依照案发当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外汇牌价折算成人民币。
　　十三、本解释所称“以上”包括本数在内。
　　十四、本解释自公布之日起生效。
发布部门：最高人民法院　发布日期：1996年12月24日　实施日期：1996年12月24日　(中央法规)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于问题的解释》（199．10．20法释［1999］18号） 

第六条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以各种欺骗手段，收取他人财物的，依照刑法第」百六十六条的规定，以诈骗罪定罪处罚。  
   第八条对于邪教组织和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的犯罪分子，以各种手段非法聚敛的财物，用于犯罪的工具、宣传品等，应当依法追缴、没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扰乱电信市场管理秩序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0．5．12法释〔2000〕12号）

   第九条以虚假、冒用的身份证件办理入网手续并使用移动电话，造成电信资费损失数额较大的，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规定，以诈骗罪定罪处罚。
   第十条本解释所称“经营会话业务数额”，是指以行为人非法经营国际电信业务或者涉港澳台电信业务的总时长（分钟数）乘以行为人每分钟收取的用户使用费所得的数额。
   本解释所称“电信资费损失数额”，是指以行为人非法经营国际法律电信业务或者涉港澳台电信业务的总时长（分钟数）乘以在合法电信业务中我国应当得到的每分钟国际结算价格所得的数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