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钩执法背后的制度隐忧

二00九年十月十四日，从外地到上海务工刚三天的孙中界遭遇倒钩执法，年方二十出头的他为证自身清白而斩断了自己的手指，引起了全国媒体的关注。

十月二十五日，同孙中界一样遭遇过倒钩执法的张军做客中央电视台十二频道的法治节目，同专家学者一起探讨倒钩执法的问题。

十月二十六日，央视新闻联播对这个事件有三句话的报道，说是上海闵行区有关行政部门宣布了针对此事件的调查结果，承认执法过程中有“不当行为”，并向孙中界表示歉意，同时表示要严肃处理当事人。

其实，稍微关注时事的人们对此都已经习以为常了，因为在中国，有着和张军类似遭遇的人简直是成千上万，只不过大都隐忍了，不为社会所关注而已。同时，与倒钩执法手段不同目的一样的类似事件更是比比皆是，数不胜数。其性质甚至更为恶劣。

几年前，在中国的西北某省，就发生过缉毒警察为了奖金和破案率而将事先准备好的毒品偷偷塞进一个司机的汽车里，致使无辜公民稀里糊涂地成为“毒贩”而身陷囹圄。

某些地方的治安警察，故意安排线人邀集大款老板聚赌，然后以执法者的身份闯进赌场抓捕赌徒，收缴巨额赌资，大发黑财。

各乡镇政府设立的计划生育办公室，其初衷是执行国家的国策控制人口增长。然而，其中为数不少的计划生育办公室的执法干部，他们对计划外怀孕的妇女熟视无睹，任其挺着大肚子招摇过市而装聋作哑，一旦该妇女分娩后，他们就开始上门催缴罚款了。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在这些公务员眼里成了发财的途径。

以上种种，举不胜举。这些事件被说成是事件，实在太过含蓄太过轻描淡写，因为稍有法律常识的人都明白，这些事件其实就是犯罪行为。这些犯罪行为的策划者自然都是有着执法权力的国家公务人员，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发财。如果要说得详细一点，就是利用其执法者的身份，披着合法的外衣，实施着肆无忌惮的犯罪行为大发横财而不会担心承担刑事责任。

人民赋予的执法权力变成了某些公务人员鱼肉人民中饱私囊的工具。这些代表国家行使执法权力的执法者，在老百姓眼里的形象就成了持有合法手续领有“营业执照”的可以“合法”抢劫的强盗。于是，中国的老百姓都熟悉这么一个在《现代汉语词典》和《古代汉语词典》里都查不到的词：官匪一家。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堪称中国特色的“执法”方式？究其根源，就是有关部门在制度设计上存在严重缺陷——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罚没的款项，一部分上缴国库，还有一部分就做为奖金或者其它名目的福利返还给了执法人员个人；更有甚者，有关部门还向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下达罚款任务，这无疑是荒唐透顶的“任务”。假使公民的守法自觉性大大提高，违法行为的数量少于“任务”的指标要求，执法人员又该如何为之？他们为了完成这该死的“任务”而想方设法诱使公民违法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这些，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人们不禁要问，国家公务人员都有其正常的相对良好的工资福利，他们在执法过程中依法对违法人员处以罚款本来就是工作职责所在，为何还要把本应全部上缴国库的罚款返还一部分给执法人员？还有，公民的违法行为本来就具有不确定性，随着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的不断加强，违法行为的减少是必然趋势，对罚款规定任务无疑是在间接地维持违法行为的数量稳定，否则就会破坏“生态平衡”。这种制度设计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究竟何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种制度设计简直就是在诱使犯罪。因为执法人员也是普通人而并非圣贤，他们在个人利益的驱使下，为了多收罚款，手段当然会无所不用其极，他们甚至还会希望违法人员和违法行为越多越好，这样才会使他们的经济效益更加可观。最后导致执法队伍越来越庞大，违法群体竟然不减反增。于是，一个个依靠违法群体缴纳的罚款而滋生繁衍的生态链就此形成。毋庸置疑，这种畸形丑陋的生态链是生长在国家和民族身上的毒瘤，是民主与法治的天敌，其危害性不言而喻。

 使用倒钩执法的公务人员当然可恨，因为他们的行为不仅是在蹂躏民众，更是在践踏法律。但是，换个角度来说，他们也和张军孙中界们一样，也是缺陷制度下的牺牲品。如果他们真的因为触犯《刑法》而承担刑事责任的话。

上海的有关方面究竟会拿出多大的魄力来“严肃处理”涉嫌犯罪的策划参与倒钩执法的公务人员，人们在拭目以待。与此同时，全国很多省市的相关部门也纷纷在媒体上表态，宣称他们要坚决杜绝倒钩执法行为。声势如此，执法人员的文明守法似乎指日可待。但是，理性的人们心里都清楚，少数执法人员的违法犯罪行为不可怕，真正值得忧虑的是制度设计上的不合理与不合法。

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罚款返还这个制度上的设计缺陷，类似倒钩执法的犯罪行为就不可能杜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