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权责任法之 同命同价

               谁在误读“同命同价”？

《侵权责任法》于2009年12月26日通过，并于2010年7月1日正式实施。倍受关注饱受非议的“同命不同价”问题在该法中似乎得到了一些纠正，根据该法第十七条：“因同一侵权行为造成多人死亡的，可以以相同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

长久压在民众心中的块垒因该法条的出台而消融，尽管很多人都在为该法条用的是“可以”而不是“应该”感到遗憾，但“人人生而平等”的理想社会毕竟已经曙光初现，民众当然有理由为之畅快释然。

然而，《成都商报》2010年1月7日刊登的一篇对某法学博士就《侵权责任法》所做的“高端解读”专访，就像冬天里的一盆冷水朝民众劈头盖脸地泼下来——该博士明确表示：“‘同命同价’是对侵权责任法的误读，从来就不存在‘同命同价’的问题。”“每个人受到人身损害受伤或死亡，得到的赔偿不一样是很正常的，是因为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不平等，人的收入不一样。”“死亡赔偿金的性质是财产损害，是对受害者家庭未来预期收入的一个赔偿。”

稍有社会阅历和法律常识的民众，都会对该博士的观点难以接受并提出质疑！

首先，如果真如该博士所说，“每个人受到人身损害受伤或死亡，得到的赔偿不一样是很正常的，是因为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不平等，人的收入不一样。”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平等”精神将置于何地？“一切法律法规不得同《宪法》精神相违背”的立法原则又当怎样实现？法律又将怎样来强行划分公民的等级？谁来求证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和他的收入一定会成正比？

其次，假如真的将死亡赔偿金界定为“是对受害者家庭未来预期收入的一个赔偿。”那么，怎样来“预期”受害者的未来收入？谁又有资格来“预期”别人的未来收入？是找八字先生算命？还是用电脑来进行测算？根据该博士的理论，我们不难设想，假如！假如农民出身的赵本山先生在少年时期，与他的城里同学一起遭遇同一的侵权行为，受到同样的损害，那么赵本山先生的赔偿金远远低于他的城里同学是很正常的——因为他是农民，既然是农民，按照这位法学博士的观点，他的“未来预期收入”肯定会低于他的城里同学，所以他的赔偿金就应该远远少于城里人——哪怕若干年以后的今天，赵本山先生是身家过亿的大艺术家，而那位城里同学是个吃低保的下岗工人！！

第三，毋庸置疑，同命不同价是在粗暴地践踏民众的感情，是在制造社会矛盾和挑起阶级对立，是在损害共和国的形象，是在破坏法律的威严。多年以前，社会就在呼吁缩小三大差别，我们现在岂能用法律的手段来人为地制造差别！我们古代的先贤两千多年前就发出警告：天下之患，不患寡而患不均！而当今社会的不均已经够多，我们岂能再用法律来制造新的不均！

该法学博士是《侵权责任法》专家建议稿起草参与人，他的观点在普通民众心中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同时，做为专家建议稿的参与人，在一定程度上也会或多或少地影响法律实施细则和司法解释的制定。所以，广大民众对《侵权责任法》的实施细则和司法解释的出台无不惶惑，生怕那个和谐社会的毒瘤——同命不同价的幽灵被披上合法的外衣游荡在神州大地。

我们的立法者，我们的全体社会成员，都应该具备一定的社会良知和社会责任感，有必要对“同命同价”的立法抱以高度的热忱和谨饬，可不敢再误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