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妻未遂 警方定故意伤害 据法力争 最终获刑十二年
时间：2011-11-22 11:12:05 文章分类：媒体报道
杀妻未遂 警方定故意伤害
据法力争 最终获刑十二年 ——回顾一起代理被害人参加刑事诉讼案件始末 2010年11月22日 B04：律师讲述 稿件来源：上海法治报
资料图片
□北京博人律师事务所贾霆
律师参与刑事诉讼，主要是担任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人，以自己的专业知识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相比较而言，由于我国法律对于被害人权益的保护稍显薄弱，导致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往往处于 “无力”的状态，而律师也较难发挥作用。
下文回顾的是一起我代理被害人参与刑事诉讼的案件，虽然中间遇到不少波折，但最终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很好地维护了被害人的权益，使犯罪分子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遭家庭暴力妻子诉离婚被报复
这是一起因为家庭矛盾引发的刑事案件。案件中的丈夫刘为群是北京人，只有小学文化，常年无业。其妻夏淑娟说，刘为群经常赌博，还对她施行家庭暴力。为此，夏淑娟曾报过警，也找过妇联，但刘为群屡教不改。
2006年9月，夏淑娟从家里出走并到法院起诉离婚。一审法院判决准予他们离婚，并将双方争议的两套楼房判给了夏淑娟。刘为群不服，对该判决提出了上诉，且对夏淑娟怀恨在心。
2007年5月17日，刘为群怀揣菜刀来到夏淑娟所住的位于北京市郊的某小区，伺机作案。中午12时许，夏淑娟下楼外出，刘为群此时正守侯在楼梯口处，待夏淑娟刚一出楼梯，刘为群立即持菜刀砍向夏淑娟。
夏淑娟看到到刘为群拿着刀砍过来，连忙回身往楼上逃命。刘为群在后边紧追不舍，追至四楼电梯间时，刘为群终于追上了夏淑娟，并持刀对其一通猛砍。夏淑娟苦苦求饶，并答应回去跟刘好好过日子，刘置之不理，连续朝夏淑娟的头部、颈部、肩部、背部砍了十几刀，直到夏淑娟倒在血泊中。
夏淑娟被砍倒后，刘为群以为她已经死了。但他还不解气，又跑到夏淑娟父母门前，并称： “我已经把你们女儿杀了”。之后他拨打了 “110”报警。
后经医院抢救，夏淑娟于两天后脱离生命危险。经法医鉴定，夏淑娟身体所受损伤构成轻伤 （偏重）。
变故意伤害被害人聘律师维权
这本是一起很平常的刑事案件，但由于个中的种种因素，使本案之后的过程变得异常复杂，案情的进展可谓是一波三折。
侦查机关在拘捕刘为群时，其涉嫌的罪名是 “故意杀人”，但不知何故，到侦查终结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时， 《起诉意见书》上刘的罪名却改成了 “故意伤害”。这样关键的定性改变，无疑会对刘为群可能面临的刑罚产生重大影响，却是在被害人伤口上又撒上了一把盐。
对此，夏淑娟和家人多次和办案机关交涉并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但办案机关根本不予理会，依旧我行我素。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夏淑娟的家人经人指点，想到了请一个律师来维护自己作为被害人的权利。
在了解上述情况后，我正式接受委托介入本案。首先，我根据对案情的详细了解，向检察机关递交了长达六页的书面代理意见，全面分析了本案的各种情节。通过对犯罪嫌疑人的作案动机、作案手段、作案工具、加害部位，以及从案发前的表现到案发后的口供等等证据的分析，我在书面意见中着重指出：刘为群的行为属于“故意杀人” （未遂）而非 “故意伤害”。
检方细思量认定杀人但属中止
在收到我的书面代理意见后，检察机关对该案高度重视，指派了公诉部门的一位处长亲自办理。经过二十多天的慎重考虑和反复研讨，检察机关最终基本认同了我的意见，以 “故意杀人”罪向法院提起公诉，而不是公安机关建议的 “故意伤害”。
但令人遗憾的是，在最终形成的《起诉书》末尾，又节外生枝地提出被告人属于 “犯罪中止”，要求对其减轻处罚。
与此同时，夏淑娟的家人还告诉我一个他们认为并不乐观的消息——被告人家属请了一个据说很知名的律师。该律师表示，他准备按 “故意伤害”进行辩护。
夏淑娟及其家人之所以对刘为群所涉的罪名如此在意，除了希望法律严惩凶手以弥补她所受到的伤害之外，其实还有一层担心。
因为我替她分析过本案可能的量刑，如果定 “故意杀人 （未遂）”，应该对被告人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如果定 “故意杀人 （中止）”，只能在十年以下量刑。如果按 “故意伤害”的观点定罪，恐怕量刑还要更轻，因为依据 《刑法》，故意伤害致轻伤的，只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听我这么一分析，夏淑娟又一次陷入了恐惧之中。她表示，案件的结果如真是这样，那么以刘为群的性格，肯定不会放过她，短短几年之后，她的生命安全将再次受到威胁！
析证据材料力证应是杀人未遂
为了做好充分的准备迎战 “劲敌”，我将自己的意见又做了详细整理，准备在法庭上发表。我认为，判别本案故意杀人是 “犯罪未遂”还是“犯罪中止”的根据，是行为人是否自动停止了犯罪行为的实施。
本案中，被告人刘为群将被害人夏淑娟砍成重伤后，认为夏淑娟必死无疑方才离开现场，并没有料到夏淑娟因群众及时送往医院抢救而活了下来。虽然没有出现被害人死亡的结果，但并非被告人自动中止犯罪，而是出于其意志以外的其它原因。所以，应当以“故意杀人（未遂）”定罪。
同时，我结合案件的证据材料分析，认为综合考察本案的起因、被告人和被害人的关系、犯罪的手段和工具、打击部位和强度、被告人的一贯表现、犯罪前后的态度和表现等因素，刘为群的行为属于 “故意杀人”（未遂）而非 “故意伤害”。
这些证据包括：被告人在作案前曾经写下遗言，说明他自己也已经作了与被害人同归于尽的思想准备；被告人使用的作案工具是菜刀，足以致人死命；被告人在作案过程中，所砍的都是头部、脖子等要害部位；当地派出所的 “110”出警单也记载 “事主扬言杀人了”；被告人在第一次回答侦查人员的讯问时也承认 “最终也就被砍死了，砍死了我去抵命”。
我对本案的上述分析，以及撰写的详细意见，给了夏淑娟很大的安慰。虽然对方请了知名律师，但我通过自己的工作让她也感受到了信心。
第一次开庭能否质证引发争议
2007年9月中旬，本案正式开庭进行了审理。与检察院的重视态度相对应地，法院也指派了刑事审判庭的一位副庭长担任审判长，与两名人民陪审员共同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
随着 “咚”地一声法锤敲响，法庭启动了审理程序。
首先是法庭调查：公诉人宣读《起诉书》，法官询问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对被指控犯罪事实的辩解，我等了半天，发现惟独遗漏了征询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代理人的意见。
此举虽然不妥，但我想到在质证阶段我还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就没有深究。
然后是公诉人举证和辩方质证阶段，审判长询问完被害人之后，又宣布进入下一个程序。此时我有点急了，连忙向审判长举手示意，要求发表质证意见。
审判长一楞，说： “你不是附带民事诉讼的代理人吗？”我一字一句地回答：“被害人对我的授权是刑事及附带民事诉讼的代理。”审判长又问：“有法律依据吗？”我答道：“《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有明文规定，‘公诉案件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 ’既然是诉讼代理人，就可以阐述意见”。
审判长听完沉默了一阵，然后用显然是善意的语气征求我的意见：“关于坚持发表意见这个问题，是否给你几分钟的时间考虑一下？”我不卑不亢地回答： “不用考虑了，我坚持自己的意见。”
随后审判长同左右两边的陪审员低语了一阵，作出一个令人吃惊的表示： “鉴于时间关系，现在休庭。下次开庭日期另行通知！”
庭下再交锋尽力争取法定权利
要说吃惊，显然并不是我一个人的感觉，自认为是这场诉讼中的主角的控辩双方都楞了。显然，所有诉讼参与人都不愿意为一个案子一次次地开庭。跑腿受累不说，检察官和律师的业务这么繁忙，要另外安排时间实在是件麻烦事。
还没等我说话，辩护律师一下子先急了，呼地一下从辩护席上站起，一溜小跑到了审判台前，一边对审判长点头哈腰，一边用手指着我说：“法官，您别听他的，他什么都不懂。 ”我强忍着胸中的怒气对他说：“你在说什么你知道吗？请注意你的身份和言辞！ ”
这时，公诉人冲我微笑着说：“代理人，你可以发表辩论意见，但不可以对我们的证据进行质证。你是否还有必要学习一下 《刑事诉讼法》啊？”我也微笑着回了一句： “我认为这句话不应该从您的口中说出来。如果是在 《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初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还情有可原，可是，该法修改已经十多年了啊。看来，我们还是共同温习一下 《刑事诉讼法》吧！”公诉人脸色一红就坐下了： “好！好！共同学习一下。”
辩护人此时又一溜小跑地走到我面前，一只手按着我面前的办公桌，另一只手指向公诉人，质问我道：“你还想代替检察官行使控诉职能吗？”
我不客气地回敬他： “你还是学好了法律知识再上法庭为人辩护吧！”
第二次开庭充分发表代理意见
第二次开庭是在10月下旬。庭前我准备了充分的法律依据，以期在法庭上舌战群儒。但出人意料的是，这回不但是法官和检察官对我要求质证的意见没有表示任何异议，由于被告人换了一个辩护律师，就连辩护人也没提出反对。
质证之后，我提请法庭传唤了我方的证人，该证人证明刘为群完成作案过程后，又跑到证人家门外辱骂威胁，扬言要杀死她，而且告诉她被害人已经死亡了。
我还就公诉人所举的一份证据，即被告人自己报警的电话记录发表了意见。我指出，被告人当时误以为被害人已死，于是报警称自己杀人了。这充分说明，被告人之所以没有继续砍杀被害人，是自己主观认识上发生了错误，并非是他自动中止了犯罪。
法庭辩论阶段，控、辩以及我所代表的被害人三方就各自观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作为第三方，我除了反驳公诉人关于 “犯罪中止”的观点，还重点抓住辩护人逻辑上的一个漏洞展开 “猛攻”——辩护人既同意公诉人关于犯罪中止的意见，又坚持认为是故意伤害。
我反驳道： “假定辩护人关于故意伤害的观点成立，那么，被害人的伤情已经构成轻伤偏重，犯罪行为已经彻底完成，应该属于既遂，怎么还会有 ‘中止’的说法？这不是自相矛盾吗？”辩护人被我问得一时哑口无言。
一审判12年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有人说法庭是律师的舞台，可是，这个舞台既没有掌声，也没有鲜花，只有看到当事人信任的目光，法官和人民陪审员不经意间透露出会意的眼神，作为律师才能感到一点小小的成就感。
2007年11月，期盼已久的判决终于下来了。法院认为：公诉人关于“犯罪中止”和辩护人关于 “故意伤害”的观点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采信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代理人的意见，认定被告人的行为构成 “故意杀人 （未遂）”，判处其有期徒刑十二年，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八万余元。
判决作出后，被告人不服提起了上诉。二审法院经过审理，最后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通过我代表被害方的 “据法力争”，两级法院的判决定性准确、量刑适当，体现了刑法所要求的 “罚当其罪”、 “罪刑相适应”的原则。不但使被告人获得了应得的处罚，也让被害人看到了法律的公正和严明。
（文中人物为化名）
原文链接：http://newspaper.jfdaily.com/shfzb/html/2010-11/22/content_458722.htm
据法力争 最终获刑十二年 ——回顾一起代理被害人参加刑事诉讼案件始末 2010年11月22日 B04：律师讲述 稿件来源：上海法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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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博人律师事务所贾霆
律师参与刑事诉讼，主要是担任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人，以自己的专业知识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相比较而言，由于我国法律对于被害人权益的保护稍显薄弱，导致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往往处于 “无力”的状态，而律师也较难发挥作用。
下文回顾的是一起我代理被害人参与刑事诉讼的案件，虽然中间遇到不少波折，但最终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很好地维护了被害人的权益，使犯罪分子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遭家庭暴力妻子诉离婚被报复
这是一起因为家庭矛盾引发的刑事案件。案件中的丈夫刘为群是北京人，只有小学文化，常年无业。其妻夏淑娟说，刘为群经常赌博，还对她施行家庭暴力。为此，夏淑娟曾报过警，也找过妇联，但刘为群屡教不改。
2006年9月，夏淑娟从家里出走并到法院起诉离婚。一审法院判决准予他们离婚，并将双方争议的两套楼房判给了夏淑娟。刘为群不服，对该判决提出了上诉，且对夏淑娟怀恨在心。
2007年5月17日，刘为群怀揣菜刀来到夏淑娟所住的位于北京市郊的某小区，伺机作案。中午12时许，夏淑娟下楼外出，刘为群此时正守侯在楼梯口处，待夏淑娟刚一出楼梯，刘为群立即持菜刀砍向夏淑娟。
夏淑娟看到到刘为群拿着刀砍过来，连忙回身往楼上逃命。刘为群在后边紧追不舍，追至四楼电梯间时，刘为群终于追上了夏淑娟，并持刀对其一通猛砍。夏淑娟苦苦求饶，并答应回去跟刘好好过日子，刘置之不理，连续朝夏淑娟的头部、颈部、肩部、背部砍了十几刀，直到夏淑娟倒在血泊中。
夏淑娟被砍倒后，刘为群以为她已经死了。但他还不解气，又跑到夏淑娟父母门前，并称： “我已经把你们女儿杀了”。之后他拨打了 “110”报警。
后经医院抢救，夏淑娟于两天后脱离生命危险。经法医鉴定，夏淑娟身体所受损伤构成轻伤 （偏重）。
变故意伤害被害人聘律师维权
这本是一起很平常的刑事案件，但由于个中的种种因素，使本案之后的过程变得异常复杂，案情的进展可谓是一波三折。
侦查机关在拘捕刘为群时，其涉嫌的罪名是 “故意杀人”，但不知何故，到侦查终结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时， 《起诉意见书》上刘的罪名却改成了 “故意伤害”。这样关键的定性改变，无疑会对刘为群可能面临的刑罚产生重大影响，却是在被害人伤口上又撒上了一把盐。
对此，夏淑娟和家人多次和办案机关交涉并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但办案机关根本不予理会，依旧我行我素。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夏淑娟的家人经人指点，想到了请一个律师来维护自己作为被害人的权利。
在了解上述情况后，我正式接受委托介入本案。首先，我根据对案情的详细了解，向检察机关递交了长达六页的书面代理意见，全面分析了本案的各种情节。通过对犯罪嫌疑人的作案动机、作案手段、作案工具、加害部位，以及从案发前的表现到案发后的口供等等证据的分析，我在书面意见中着重指出：刘为群的行为属于“故意杀人” （未遂）而非 “故意伤害”。
检方细思量认定杀人但属中止
在收到我的书面代理意见后，检察机关对该案高度重视，指派了公诉部门的一位处长亲自办理。经过二十多天的慎重考虑和反复研讨，检察机关最终基本认同了我的意见，以 “故意杀人”罪向法院提起公诉，而不是公安机关建议的 “故意伤害”。
但令人遗憾的是，在最终形成的《起诉书》末尾，又节外生枝地提出被告人属于 “犯罪中止”，要求对其减轻处罚。
与此同时，夏淑娟的家人还告诉我一个他们认为并不乐观的消息——被告人家属请了一个据说很知名的律师。该律师表示，他准备按 “故意伤害”进行辩护。
夏淑娟及其家人之所以对刘为群所涉的罪名如此在意，除了希望法律严惩凶手以弥补她所受到的伤害之外，其实还有一层担心。
因为我替她分析过本案可能的量刑，如果定 “故意杀人 （未遂）”，应该对被告人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如果定 “故意杀人 （中止）”，只能在十年以下量刑。如果按 “故意伤害”的观点定罪，恐怕量刑还要更轻，因为依据 《刑法》，故意伤害致轻伤的，只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听我这么一分析，夏淑娟又一次陷入了恐惧之中。她表示，案件的结果如真是这样，那么以刘为群的性格，肯定不会放过她，短短几年之后，她的生命安全将再次受到威胁！
析证据材料力证应是杀人未遂
为了做好充分的准备迎战 “劲敌”，我将自己的意见又做了详细整理，准备在法庭上发表。我认为，判别本案故意杀人是 “犯罪未遂”还是“犯罪中止”的根据，是行为人是否自动停止了犯罪行为的实施。
本案中，被告人刘为群将被害人夏淑娟砍成重伤后，认为夏淑娟必死无疑方才离开现场，并没有料到夏淑娟因群众及时送往医院抢救而活了下来。虽然没有出现被害人死亡的结果，但并非被告人自动中止犯罪，而是出于其意志以外的其它原因。所以，应当以“故意杀人（未遂）”定罪。
同时，我结合案件的证据材料分析，认为综合考察本案的起因、被告人和被害人的关系、犯罪的手段和工具、打击部位和强度、被告人的一贯表现、犯罪前后的态度和表现等因素，刘为群的行为属于 “故意杀人”（未遂）而非 “故意伤害”。
这些证据包括：被告人在作案前曾经写下遗言，说明他自己也已经作了与被害人同归于尽的思想准备；被告人使用的作案工具是菜刀，足以致人死命；被告人在作案过程中，所砍的都是头部、脖子等要害部位；当地派出所的 “110”出警单也记载 “事主扬言杀人了”；被告人在第一次回答侦查人员的讯问时也承认 “最终也就被砍死了，砍死了我去抵命”。
我对本案的上述分析，以及撰写的详细意见，给了夏淑娟很大的安慰。虽然对方请了知名律师，但我通过自己的工作让她也感受到了信心。
第一次开庭能否质证引发争议
2007年9月中旬，本案正式开庭进行了审理。与检察院的重视态度相对应地，法院也指派了刑事审判庭的一位副庭长担任审判长，与两名人民陪审员共同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
随着 “咚”地一声法锤敲响，法庭启动了审理程序。
首先是法庭调查：公诉人宣读《起诉书》，法官询问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对被指控犯罪事实的辩解，我等了半天，发现惟独遗漏了征询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代理人的意见。
此举虽然不妥，但我想到在质证阶段我还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就没有深究。
然后是公诉人举证和辩方质证阶段，审判长询问完被害人之后，又宣布进入下一个程序。此时我有点急了，连忙向审判长举手示意，要求发表质证意见。
审判长一楞，说： “你不是附带民事诉讼的代理人吗？”我一字一句地回答：“被害人对我的授权是刑事及附带民事诉讼的代理。”审判长又问：“有法律依据吗？”我答道：“《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有明文规定，‘公诉案件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 ’既然是诉讼代理人，就可以阐述意见”。
审判长听完沉默了一阵，然后用显然是善意的语气征求我的意见：“关于坚持发表意见这个问题，是否给你几分钟的时间考虑一下？”我不卑不亢地回答： “不用考虑了，我坚持自己的意见。”
随后审判长同左右两边的陪审员低语了一阵，作出一个令人吃惊的表示： “鉴于时间关系，现在休庭。下次开庭日期另行通知！”
庭下再交锋尽力争取法定权利
要说吃惊，显然并不是我一个人的感觉，自认为是这场诉讼中的主角的控辩双方都楞了。显然，所有诉讼参与人都不愿意为一个案子一次次地开庭。跑腿受累不说，检察官和律师的业务这么繁忙，要另外安排时间实在是件麻烦事。
还没等我说话，辩护律师一下子先急了，呼地一下从辩护席上站起，一溜小跑到了审判台前，一边对审判长点头哈腰，一边用手指着我说：“法官，您别听他的，他什么都不懂。 ”我强忍着胸中的怒气对他说：“你在说什么你知道吗？请注意你的身份和言辞！ ”
这时，公诉人冲我微笑着说：“代理人，你可以发表辩论意见，但不可以对我们的证据进行质证。你是否还有必要学习一下 《刑事诉讼法》啊？”我也微笑着回了一句： “我认为这句话不应该从您的口中说出来。如果是在 《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初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还情有可原，可是，该法修改已经十多年了啊。看来，我们还是共同温习一下 《刑事诉讼法》吧！”公诉人脸色一红就坐下了： “好！好！共同学习一下。”
辩护人此时又一溜小跑地走到我面前，一只手按着我面前的办公桌，另一只手指向公诉人，质问我道：“你还想代替检察官行使控诉职能吗？”
我不客气地回敬他： “你还是学好了法律知识再上法庭为人辩护吧！”
第二次开庭充分发表代理意见
第二次开庭是在10月下旬。庭前我准备了充分的法律依据，以期在法庭上舌战群儒。但出人意料的是，这回不但是法官和检察官对我要求质证的意见没有表示任何异议，由于被告人换了一个辩护律师，就连辩护人也没提出反对。
质证之后，我提请法庭传唤了我方的证人，该证人证明刘为群完成作案过程后，又跑到证人家门外辱骂威胁，扬言要杀死她，而且告诉她被害人已经死亡了。
我还就公诉人所举的一份证据，即被告人自己报警的电话记录发表了意见。我指出，被告人当时误以为被害人已死，于是报警称自己杀人了。这充分说明，被告人之所以没有继续砍杀被害人，是自己主观认识上发生了错误，并非是他自动中止了犯罪。
法庭辩论阶段，控、辩以及我所代表的被害人三方就各自观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作为第三方，我除了反驳公诉人关于 “犯罪中止”的观点，还重点抓住辩护人逻辑上的一个漏洞展开 “猛攻”——辩护人既同意公诉人关于犯罪中止的意见，又坚持认为是故意伤害。
我反驳道： “假定辩护人关于故意伤害的观点成立，那么，被害人的伤情已经构成轻伤偏重，犯罪行为已经彻底完成，应该属于既遂，怎么还会有 ‘中止’的说法？这不是自相矛盾吗？”辩护人被我问得一时哑口无言。
一审判12年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有人说法庭是律师的舞台，可是，这个舞台既没有掌声，也没有鲜花，只有看到当事人信任的目光，法官和人民陪审员不经意间透露出会意的眼神，作为律师才能感到一点小小的成就感。
2007年11月，期盼已久的判决终于下来了。法院认为：公诉人关于“犯罪中止”和辩护人关于 “故意伤害”的观点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采信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代理人的意见，认定被告人的行为构成 “故意杀人 （未遂）”，判处其有期徒刑十二年，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八万余元。
判决作出后，被告人不服提起了上诉。二审法院经过审理，最后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通过我代表被害方的 “据法力争”，两级法院的判决定性准确、量刑适当，体现了刑法所要求的 “罚当其罪”、 “罪刑相适应”的原则。不但使被告人获得了应得的处罚，也让被害人看到了法律的公正和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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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家庭 遗产继承 房产纠纷 罪与非罪 刑事辩护 常年顾问 交通事故 量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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