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防催生新的贱民阶级

        最近在报刊和网络上读到几条信息，激发了储存在脑子里的信息源，产生了一个使我激动不安的疑问：新的贱民阶级是否正在被催生?
         一条信息是，7月2 1日，贵州铜仁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何胜凯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这个案子缘起于2005年1 2月，何胜凯的邻居占了他家约30平方米土地盖房子，起初说好给钱补偿，后来却不给了。何胜凯去要钱，对打时用刀刺伤对方，伤者住院六七天才出院，把他告到法院，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他两年六个月的刑。他在监狱里多次申诉，反被严加禁闭。2 0 O 8年3月2 5日刑满释放后，他多次向遵义市各级法院、人大、省政法委申诉，却如石沉大海．渺无音讯。2 0 o 9年1 0月l 4日下午．何胜凯带了刀子，闯进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连续刺杀4人，结果杀死一名法警，砍伤两名保安和一名保洁员。
         这个惨剧完全是有关部门执法不公和忽视民意的官僚主义酿造出来的。两年半的徒刑，显然过重。在何胜凯和邻居的矛盾中，邻居虽然无理毁约，但他是生产组的会计，占有社会优势；何胜凯有理在先，却处于弱势。一位法律专家分析，这样的案子，最多判六个月，但何胜凯却被判了两年半。他刑满出狱后，申诉奔波一年半，有关部门却没有一个人为他主持公道。我虽然不赞成他的做法，但对他充满同情。如果法院能够秉公执法，有关部门能够倾听何胜凯的申诉，为他主持公道，他还会行凶杀人吗?
        第二条信息是关于倪玉兰的遭遇。
       倪玉兰1 986年从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在中央某单位，同时做兼职律师，1 994年还担任中国国际贸易总公司法律顾问。从2001年开始，她接了一些敏感的案子，受到有权势者的忌恨。2002年4月27日，她到北京一个拆迁现场，举着相机拍照，被警察抓到附近派出所，遭到警察毒打，打得遍体鳞伤，大小便失禁。警方宣布她“严重扰乱社会秩序”拘留10天，实际上拘留了75天，伤势沉重却不予治疗。7月1 o日才在北京市人大的干预下取保候审。9月2 7日上午，她向市人大反映冤情，竟又被警方抓捕。他们以“妨害公务罪”判她一年有期徒刑，律师执照也被吊销了。
        2003年出狱后，倪玉兰一方面拖着伤残的身体，上访党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要求惩治打她致残的元凶，还她清白；同时还在家里接待访民和维权人士。2008年4月l 5日，一群人到她家强拆她的房子。她架着双拐同他们讲理，却被派出所警察拖到警车里踢打，并关到派出所里，最后又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罪名还是“妨害公务”。公检方则指控她打伤民警。
        2010年4月14日，倪玉兰刑满出狱，已无家可归。在小旅馆里住了14天，频受干扰，不得不离开。她老伴推着轮椅到皇城根遗址公园避风，晚上就在五四大街地下通道过夜，流落街头50天，在许多访民和好心人的帮助下勉强度日。6月10日才被警方带到一家宾馆暂住，出入受到监视。《南方人物周刊》6月26日发表对倪玉兰的专访长文．下文如何，还有待观察。
         第三条是网文转发《南都周报》7月1 6日的报道。
         长沙市开福区一位访民2006年上访北京回到长沙，有人送她两本开福区房产局前副局长曾新亮的两本日记。《南都周报》的记者为了核实日记的真假，曾打电话给曾新亮。曾不否认自己有这样的日记，可能是搬家时遗失了。这两本日记记载了有关拆迁的许多人和事。其中谈到长沙市2000年开始大拆迁，到2004年，每年拆迁1 00多万平方米，拆迁居民共达两万多家，有市民和郊区农民因抗拒拆迁而被拘留、劳教或判刑。《南都周报》记者访问一位曾经因上访而被判处4年徒刑的访民时，那人就从家里翻出27份拘留、劳教、判刑的复印件。
         但更令人侧目的是日记里记载的开福区李区长2001年在“拆迁培训班”上的一次讲话。他声色俱厉地指出，对于上访者，“要打击一批和判一批”，甚至要“主动出击，注意方法，请公安局按敌对势力办”。在2003年1 O月的日记里，这位副局长还记着要“继续发动，打击一批，判一批，教育一批”。
       长沙的这位区长在讲话中指出，对访民要“按敌对势力办!，道出了访民遭受迫害的深层次原因。难怪倪玉兰会从高级部门的法律顾问，沦落成为流浪街头、在地下通道栖身的“贱民”了。
        近几年来，由于拆迁、维权等原因而贫困潦倒、无家可归，以致无法享受正常的社会生活而流浪街头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尽管如此，在个体权益受到侵害时，他们中的多数已敢于站出来讲理抗争，或诉诸法律，或上访申诉。许多访民多年来奔走于当地和北京、省城之间，抓回去，再出来，家资耗尽，居无定所，蓬头垢面，鹑衣百结，也要讨回公道。
在维权和上访的过程中，彼此共同的命运，把他们连接在一起，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虽然他们自身的力量是非常薄弱的，但他们获得了两部分社会势力的支持，一是舆论媒体，二是维权人士，特别是维权律师。
        如果因权贵豪强的剥夺和压迫而倾家荡产、身无长物的人越来越多，一个新的被掠夺被压迫阶层就可能会形成。为了避免如此不幸的前景，必须釜底抽薪，抑制权贵豪强对公民的掠夺和压迫，把他们的强盗行为公之于众，绳之以法，使他们不可能利用政治权力来压迫、剥夺老百姓。为此，需要建立强有力的对政治权力制约和监督的机制，而最有效的监督机制就是舆论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