慷慨赴国难 视死忽如归

            ——原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孙先馀在洪洞被捕、获救始末

                                               吴辰／文

1940年12月下旬，我在洪洞县南畈粉坊（党的隐蔽机关）活动。官庄王恩广带来孙先余（时任洪赵地委宣传部部长）同志来信，要我见他谈工作，我如约前往。在官庄张奋生（原我游击五团供给部长）同志家与孙相见。当晚，我们研究工作后就寝。
　　次日拂晓门外大喊大叫，在吵杂声中猛然间把门踏开了！“谁叫张吉祥（张奋生别名）？手枪？有人报告你有两支手枪！”日伪军反反复复乱喊乱诈。糟，敌人从炭槽里搜出一支手枪，又转向孙先余同志：“你的手枪？”“我没有”，孙暂钉截铁地回答了。敌反复问，孙反复答，穷凶极恶的敌人竟举起洋刀向孙头上砍去，霎时间，皮开肉绽，血花四溅，但孙更倔强地连续高呼：“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气极败坏的敌人似乎黔驴技穷，便放下孙，转向张奋生家里翻箱倒柜。唉！偏偏走出张奋生老婆说枪是孙的。
　　我躺在窑洞后边的床上，正穿衣服，忽然听到一个伪军高呼：“这里还有一个！”未等我开口，就劈脸打来！我说我是教员，蔡队长认识我，那个伪军才低头仔细看我一眼说：“是，西张村小学教员。”因伪军抢粮时去过我的学校，有些人互相认识。但蔡某却说：“教员，也可能有工作啊。”不过，这时敌人对我似乎不太注意了，我想趁机走脱，没想到刚出门就被两个日本兵毒打一阵，并枪走了30元伪币。又走过来两个伪军，要我到桥上寻熟人，说找到钱后放我走，因找不到钱，一直也没放我。敌人忽然集合了，我看见孙先余、张奋生，还有两个陌生的人都被捆在那里。我故意走近孙的身边，他低声说：“我俩不认识。”
　　进城后，把我们关押到伪警备队监狱。
　　张奋生同志悄悄地给孙和我说：“一同抓来的那两个人，一名宋安康，一名王吉庆，都是坏人，我们的话千万不能让他俩听见。”
　　紧接着，我们把各自准备如何蒙敝敌人的所谓口供交换了意见。
　　当天早晌，从窗口瞧见日伪军整队出发，据说那位骑马的是伪警备队大队长，由他带队抢粮去了。下午，又见拉回20多车尸体，先听说大队长被打死了，又听说伪教育局长王国珍也被打死了。这次抢粮被我军打了个落花流水。
　　大家高兴，我更高兴，因为王国珍原是西崔堡的一个恶霸地主，我们发动群众斗争过他，我进城后，惟恐被他认出来，可是我一进来，他就死了，多巧！
　　正在内心高兴时，忽然监狱门口站下一位身着旗袍，油头粉面，口涂腥红，脚踏高跟，头上戴孝的时髦太太，手里还拉着一个同样戴孝的孩子。她操一口北京话问门卫说：“哪几个是中国兵？”门卫的手指向我们。她懊丧而恶毒地提高嗓子说：“我男人都死到你们手里，一定要把你们喂狗！”她刚走后，监狱窗口又出现阴险狠毒的小汉奸张金海的头，他说：“你们完蛋了，大队长都死了，今晚12点统统喂狗！”
　　刹那间，死神笼罩了监牢。我和孙、张将在一起流血，生死已到最后关头，此情此景，把我们同志间的情感圣洁化了。我想死也得有声有色，便向孙先余同志提出：“临刑时，呼什么口号，讲什么内容？”他说：“这里有地下组织，恐引起敌人注意，只能从容就义。”我反来复去想了一阵，终于下了决心，要求自己什么也不想了，等待着毁灭吧。当晚，12点过了，凌晨过了，天亮了，并无其事。为此也作过绝句一首：
　　慷慨归天易，从容就义难。鸡啼疑项首，昨夜胆无寒。我们被捕后，县委先后派杨天池、梁生林等同志营救。洪洞城内我地下党支部书记刘思恭同志，以日本饭馆经理身份派堂倌乔百管（党员）给我们送饭，饭到后，又送我一盒香烟，并以目暗示内中有物。我打开之后，果然是县委要求我们的所谓口供，以便营救。我们先后也从香烟中把供词转送县委了。
　　根据孙先余同志建议，县委按照先易后难的原则，先组织力量营救我。一来是敌人审问时，我的回答没空子可钻，家庭状况讲的是我舅舅家的，中学毕业后就当小学教员，没干过其它事情；二来是钱化到地方上了，我家卖了两头骡子，县委还给了些钱，都给了伪警备队贾副大队长了。这贾副大队长在日本人面前说：“他是西张村小学教员，我们要粮时见过他，早就认识。”所以，敌人要我到情报班干活，我因未经组织同意没有答应，他们就不放我。后经伪村长（多数是共产党员）3次联名具保，我才出狱，共计坐牢20多天，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死里逃生。
　　出狱后，我向地委书记史健同志汇报了情况，他问我怎样营救孙先余？我说，日伪军人人爱钱，在那里，有理寸步难行，有钱走遍天下，只要花钱，很难办的事也能办到，此其一、二是日寇以华治华，困难重重，抓住我方人员，尽量争取给他们办事，打入敌人内部比较容易。我和孙先余同志交谈过，看法相同。
　　史健同志说：“孙先余能否打人敌人内部？”我想是可以的，我这样回答了问题。他说这要请示区党委。两天后，史说：区党委同意在不暴露党的秘密的原则下，设法打入敌人内部，我写条子告诉孙，能否转到他手？我说毫无问题。回县上后，我把条子交给杨天池同志，他经过地下组织交给孙了。孙收到组织决定后，竟然像孙行者钻入铁扇公主肚子里那样，使敌人上了大当！孙出狱后，张奋生也相继出狱了。

我对孙先余同志的领导，曾赞颂如下：

挂帅孙承烈，深沉又倔强。

临危从不乱，遇事细衡量。

大勇惊人胆，奇谋决策良。

功劳潜地下，万世放红光。

孙先余（孙先馀、原名孙承烈，1910--1993)。山西省侯马市小里村人（祖籍山东省安丘县西朱戈庄，清末（1888年前后）其祖父迁徙到山西）。青年时期在太原（太谷）铭贤学堂（教会学校）读书，受到革命思想启发，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到山西洪洞县城内的伯多禄学校（教会学校）任教并在学生中宣传革命思想。1937年10月，中共洪赵特委在伯多禄学校组建了洪洞县委，孙先余任县委书记，同时组织洪洞民族先锋队（简称“民先”），并担任队长。1937年9、10月间任县政府秘书和县动员委员会秘书。

1938年任洪洞河西县委书记，1939年上半年兼任赵城河西县委书记。1939年下半年专任赵城河西县委书记。在组织建设抗日武装方面，担任洪(洞)、赵(城)、临(汾)联合支队队部秘书，做党的工作。1939年12月6日洪洞河西、赵城河西两县合并为洪赵河西县委，任县委书记，随地委四大队在汾西、灵石一带开展游击斗争。

1940年2月太岳区党委将洪洞、赵城的河东、河西(即洪洞河东、河西；赵城河东、河西，共四个县)合并为一个县，担任县委书记。1940年4、5月间，恢复了洪洞、赵城的建制后，任洪洞县委书记。 1940年8月调洪赵地委任宣传部长兼党校校长。1940年9月参加了北方局高干会议。 1940年12月到洪洞和赵城河西开展工作时被叛徒出卖入狱，经党组织多方营救1941年3月出狱，调任太岳区一地委任宣传部长。1941年7月经华北局批准，调中共晋西南工委任工委委员、宣传部（副）部长兼洪赵地委书记（包括洪、赵、临、蒲、襄等9个县）。

1949年10月21日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兵团南下。1949年12月18日，经中共中央西南局批准，以胡耀邦为书记、赵林为副书记的川北区（省级行政区）党的临时工委正式组建。同月21日，中共南充地委、南充专署的领导班子经川北临时工委研究敲定。1950年1月，解放军南充军管会成立，赵林任主任，孙先余任副主任。1950年2月8日，经西南局批准，中共南充地委、南充专署成立，孙先馀任中国共产党川北区委员会委员兼南充地委书记、川北人民行政公署（相当于省政府）委员、南充军管会副主任、南充军分区政治委员。历任重庆钢铁公司负责人，重庆市委工业部部长、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重庆市委书记处书记、市政协副主席、市人大副主任、主任，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顾问委员会主任（行政八级、正部级），1993年在重庆去世。

吴辰，原名卫广熊，孙先馀战友，解放后曾任甘肃省工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