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令”是对法律的亵渎

“禁令”是对法律的亵渎

2月28日，重庆市司法局局长公布“重庆市监狱劳教人民警察十条禁令”，包括“严禁打骂、体罚、虐待、侮辱服刑（劳教）人员”，会上他提到了“躲猫猫”事件严重损害了人民警察的形象（3月1日新华网）。

　　从重庆的这“十条禁令”中我们既可以读到积极的信息——云南“躲猫猫”事件后，重庆司法行政系统能吸取教训，并完善服刑（劳教）人员的管理机制；也可以读到失望的信息——《监狱法》已经详尽规定了监狱的人民警察的禁忌，如刑讯逼供或者体罚、虐待罪犯……殴打或者纵容他人殴打罪犯等。另外，《刑法》也有相关规定。

　　只要我们稍加留意，便会发现很多部门都有几条“禁令”，且无非是对既有的法规进行简单提炼或归纳，貌似显示了某种决心和“铁腕”。但在法律已就相关事项作出明确规定的前提下，仍要重复制定一些所谓的“禁令”，说明执法部门过于依赖行政手段的威力，法治意识仍嫌淡薄。

　　在法律相对健全的社会，泛滥的“禁令”是对法治的一种伤害。法律是最具权威性和普适性的，也必须得到全面公平的执行，任何“重点执行”或“选择性执行”都是对法律的亵渎。而“禁令”就是典型的对法律的选择性执行，“禁令”强势的言外之意就是对一部分法律规定要格外重视，对其他法律规定就不必格外重视，甚至不重视。

　　有关部门对“禁令”的热衷与我国建设法治国家的进程不协调。在一个崇尚法治的国家，“禁令”越多，“禁令”发挥的作用越大，说明法律越式微，法律发挥的作用越小。但愿今后，我们看到的“禁令”会越来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