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被控绑架等三项控罪案

王××绑架、非法买卖枪支、非法持有枪支、弹药案

第一审辩护词

尊敬的合议庭各位法官：

    北京市汉卓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北京市法律援助中心的委托，并征得被告人王立华的同意，指派本律师，作为其被控绑架、非法买卖枪支、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的第一审辩护人。本辩护人开庭前认真查阅了公诉方向法庭提供的证据，会见了被告人王立华，今天又参加了法庭举证质证的审理。

       本案作为重大共同犯罪的指控，关系着被告人是否将受到极其严厉的法律制裁的结果。面对公诉方提供的为数众多的证据，可以显示出侦查机关进行了大量的侦查和调查取证工作。但是作为辩护人，我认为这些证据当中依然存在着一些问题，有些甚至是对被告人王立华量刑有不可或缺作用的证据。下面，本辩护人依据事实和法律，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在起诉书指控的六起绑架当中，其中一起将被绑架人王辉杀害。究竟谁应当对杀害王辉承担责任，则是本辩护人关注的问题，相信也是法庭要查明的问题。

    公诉方指控此项事实提供的证据包括：

   1、被告人王立华的自行供述；

   2、其他被告人的供述；

   3、现场勘查、辨认笔录

   4、书证及鉴定结论。

    下面，就从公诉方所提供的各项证据证明力的角度，分别进行分析，以揭示这些证据对充分证明对被告人王立华的指控，是否存在一定的欠缺。

       第一、被告人王立华供述与其它被告人供述相互印证的证据价值

    在涉及认定杀害王辉的事实方面，由预谋绑架、准备杀害到实施等不同的阶段组成。将这些不同阶段联系起来的人，并不是所有的被告人。

    （一）关于杀害王辉的预谋与准备

    应当说，杀害王辉不是临时起意，而是经过预谋的；都有谁参与了预谋，是首先需要确定的事实。被告人王立华自行供述，在绑架的准备方面，从为扣押人质租赁房屋，到为挖坑准备锹、镐；从为控制人质准备铁链，到为杀害人质购买农药等等，王立华均供认不讳。但这些准备和预谋，都只是在王立华与第三被告人董立民之间进行的。比如王立华供述，“我让董立民在院里挖个坑准备埋人用”，“我对董立民就说让他做一下前期准备，说如果事情不妙的话，就把人埋了。”但同时王立华也还供述，“之前我没对‘小二’、‘杰子’、王庆晓说要杀人。”唐兴旺亦供称（2004年2月7日12:30-18:25/P7），“‘华子’对我只是说人质在咱们手里，有警察也不怕；拿到钱以后，就赶快开车跑，别的就没说什么了”。

    被告人董立民供称（2004年2月5日24:00-2月6日10:00/P15－17），“……王立华让我没事的时候，在院子的东北角挖一个坑；如果被绑的人认出来，或他家人报警，就把他埋了。”在绑架王辉之前，被告人董立民始终等候在燕郊的小院里，其他参与绑架的被告人（除王立华外），是在绑架了王辉之后，才第一次见到董立民。所以，前述的准备和预谋，其他被告人并不知情，包括亲手实施杀害行为的第二被告人王庆晓。

    （二）实施杀害王辉的行为

    无庸讳言，被告人王立华并没有参与亲手实施杀害王辉，亲手实施的是第二被告人王庆晓和第三被告人董立民。然而，能不能认定是被告人王立华指挥杀害的王辉，则需要充分证明。

    公诉方为此提供了董立民和王庆晓的供述。董立民供称（2004年2月5日24:00-2月6日10:00/P17），“过了三、四天，一天夜里两点钟左右，王立华发来短信息‘办了’；我就把这事告诉了王庆晓，王庆晓问我是不是王立华出事了，我说出事了，我让王庆晓看了信息；王庆晓说，那就赶紧给他（王辉）办了吧。”王庆晓则供认（2004年2月16日17:00-18:20/4）：“我们在小院里呆到第6天或第7天早晨，大约4点多钟，董立民对我说‘华子’来短信了，说‘办了，办了’”。然而，与王立华同车去取钱的唐兴旺却无法印证被告人董立民、王庆晓的供述。唐兴旺称（2004年2月7日12:30-18:25/P7-9）“……之后从西红门桥下往南苑跑，跑到南苑和东高地路口时，他让我停车，说让我等他二分钟。在这之前，我没看他发信息和打电话”。

    结合前面引述的预谋方面的供述，被告人王立华并没有与被告人王庆晓进行预谋，也没有将杀害王辉的信息发送给王庆晓；王庆晓获知王立华指挥杀害王辉的信息源于被告人董立民。而王庆晓所提供的证明王立华行为的证据，从其来源的角度讲，应属于传来证据，即不是直接来源于王立华，而是董立民。在这种情况下，证明王立华预谋和指挥的同案人供述，就只有被告人董立民了。那么，董立民的供述是不是孤证呢？

    第二、尸体检验报告的证据价值

    亲手实施杀害王辉的是第二和第三被告人。两人详细供述了杀害的过程。两人均分别供认，用针管将农药注入王辉的体内。但公诉方提供的2004年2月10日由北京市公安局法医检验鉴定中心出具的《尸体检验鉴定书》（京公法病理字[2004]第52号），第三部分“毒化检验”说明，“据京公法毒化字[2004]0306号述，在所送王辉的肝脏中检出乙醇，其含量为24.8毫克/100克；未检出巴比妥类、吩噻嗪类和苯（并）二氮杂卓类等常见镇静催眠药”。根据这个检验结果，在检验对象的尸体体内，未检验出农药或其它毒药的成份。该鉴定报告第五部分，得出的结论为，“结合案情，不排除王辉被他人勒、压颈部致机械性窒息死亡”。

    这个问题，不能不说是被告人供述与鉴定结论两类证据出现的不甚一致。这种不一致对本案主要事实的认定，不能说可以忽略不计。因为，被告人王立华、董立民和王庆晓都不能确切说明究竟是什么品牌的农药，毕竟没有提取到农药的残液。我们知道，有些死亡结果不是一个原因造成的。而且由于本案检验的尸体又是无法辨认的，对于依靠技术鉴定类证据的证明作用，相对其它案件就显得更加重要。然而，这样的疑点究竟能不能排除，从某种程度上对认定被杀者是不是王辉具有重要的作用。

    第三、现场勘查及辨认笔录的证据价值

    现场勘查的目的是从犯罪现场获取破获案件相关的证据。然而，本案的现场勘查，却是在案发5个月之后进行的。正如侦查机关出具的“情况说明”所述，“到现场补现场照片、现场图、现场笔录”。与绑架王辉案涉及的现场，有王辉被绑架的现场、被关押的现场（包括被杀害的现场）。那么，这些现场勘查和辨认，有多少证明价值，值得认真地分析说明。

    （一）关于现场勘查的证据价值

    应当说，对绑架现场的勘查毫无证据意义可言。对王辉实施绑架的现场位于平谷区建设街19号的“连艳理发店”内。事实上，王辉之父王振华在案发之后当即（2003年9月1日13时40分）向侦查机关报案了，但侦查机关除了录取了王振华的陈述和理发店服务员陈小雪的证言，并没有进行现场勘查。侦查机关是在2004年2月23日进行的勘查。此时，距王辉被绑架已经过去了五个多月。现场勘查未取得任何对本案事实有证明作用的痕迹类证据。所以，这种“情况说明”之类的材料不具有证据的特性。

    在说明证据问题的时候，我们也不得不指出，对于发生在一个公共活动场所、以警官身份、持枪进行绑架的重大刑事案件，侦查机关竟然不进行现场勘查，这实在是难以想象的。

    （二）关于辨认的证据价值

    公诉方提供的“连艳理发店”店主焦连艳的辨认笔录，分别对被告人王立华和被害人王辉进行了照片辨认（对王立华辨认在2004年2月23日12时30分－12时40分进行，对王辉的辨认是12时40分－12时50分）。辨认的见证人是“连艳理发店”的服务员陈小雪。陈小雪本身是9月1日案发当天，向侦查机关作证的证人；其本身就是辨认人。根据公安部1998年5月14日颁布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二百四十八条：“几名辨认人对同一辨认对象进行辨认时，应当由辨认人个别进行。”然而，侦查机关让在案发时同为证人的两个人，一人作为辨认人，另一人作为见证人，这与“几名辨认人对同一辨认对象进行辨认”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

    此外，《程序规定》第二百四十九条，“辨认时，应当将辨认对象混杂在其他对象中，不得给辨认人任何暗示”。但两份《辨认笔录》却记载，“在对焦连艳讲明辨认要求后”由其进行辨认。不知道侦查机关讲明什么辨认要求。辨认本身就是辨认人凭主观记忆所做出的指认。《程序规定》当中，除了对侦查机关进行辨认有要求的，并没有规定对辨认人提出什么要求。

    很显然，本辩护人认为，无论辨认的结果如何，但辨认的程序并不完全符合规定的。其笔录和辨认结果的证据价值大大地降低了。

    综合以上三个方面的阐述，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那么，什么叫做只有被告人的口供？同案人的供述是属于口供的范围还是属于其它证据的范围呢？这个问题，法律虽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本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口供虽然是证据之一种，但法律对采信被告人口供作为证据使用有限制性的规定。所以，同案人口供应属于被告人供述的范围，对有同案人供述的印证，也应当有其它证据佐证，以加强案件事实认定的确定性。

    然而，正如本辩护人在前述辩护中所指出的，对绑架现场的勘查、辨认以及尸体检验等等各自存在的问题，其综合表现为与被告人口供在一定程度上缺乏既定的印证作用。被告人董立民被带到杀害埋尸的现场指认，但没有辨认到挖出的尸体；锹、镐等工具只给董立民而没有给王立华辨认等等这些。总之，侦查机关还应该做大量的印证被告人口供的工作，然而，非常遗憾，对如此重大的案件，侦查机关并没有做；只是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口供的固定方面，而对口供细节的固定又缺乏周到细致和全面，使得对口供的认识和理解产生一定的弹性。

    综上所述，本辩护人从被告人口供、现场勘查和辨认以及鉴定结论等三个不同的方面，说明了公诉方对被告人王立华的指控，证据并非已经确实充分。这些证据存在的问题，关系到能否认定被告人王立华对王辉死亡结果承担责任，以及应当承担什么责任的原则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对本案结论的必然性将产生一定的影响。对此，本辩护人提请法庭能够对以上辩护意见予以充分地重视，在对本案做出裁决时给予必要地考虑。

    谢谢合议庭各位尊敬的法官。

北京市汉卓律师事务所律师 韩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