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青松：我的刑辩我的梦

尚权所要出资搞一个刑事辩护交流系列活动，请全国最优秀的律师和学者来讲课，希望为“中国刑事辩护业务培训新生力量”。

对于学员来言，参加培训是免费的。但对于尚权所来讲，掐指一算，这笔费用着实不少。尚权所主任张青松笑称：“推动法治是需要花钱的。”玩笑归玩笑，但为了刑事辩护，张青松是实打实地舍得投入。

我一直惊奇于张青松为何放着挣钱的其他业务不做，非得做刑事辩护；有人说律师东奔西走挣的是辛苦钱，花钱很精细；可张青松为刑事辩护花钱却一点都不心疼。

2月13日下午，尚权所的办公室，我去拜访张青松。这是一套两层复式结构的公寓，张青松将它改装成一个极具亲和力的办公场所，看起来舒适宁静，让人不会望而生畏。

心里暗暗赞叹，这里的主人是个有品位的人：进门是一排暗色的书架，巧妙地将门廊与会客厅区分开来。顺着书架右侧往前走，是宽敞的会客厅。书架左边是别致的楼梯，通向楼上律师们的办公室。梯子由透明的玻璃铺成，每块玻璃下透着清晰的“法”字。

张青松的办公室朝西有个窗户，这样的朝向显然并不令人特别满意。但此刻，下午两点的时光，早春的阳光暖融融地打在身上，从外面沾染的寒气被一扫而尽。张青松坐在对面，刚从外地赶回来的他一脸倦意，这让我第一次看到一位律师荣耀背后的辛劳。我们就在这暖暖的夕阳下开始交谈。

对张青松来说，2009年是一个很特殊的年头。

1997年为了梦想北上，至今已经整整12年。按照农历算，今年可以说是张青松事业上的“本命年”。

2009年也是他的不惑之年。中国古汉语中的“惑”指疑惑；又有迷惑、蛊惑、烦恼之意，不惑，最普通的理解也就是没有烦恼与疑惑。不惑之年的张青松，有着更加清晰的思路，无论是对于尚权所的发展，还是致力于刑事辩护环境的改进。 

儿时怀揣律师梦 

开门见山地问张青松，什么时候开始想做律师的，还特地加了一句，“总不会是上大学的时候吧？”

“上大学的时候坚定信心要做律师，”他又补充道，“西政（西南政法大学）的那种文化就是这样，让人想做律师，我的校友很多人毕业都去做了律师，”张青松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同样都是读法律，现在的毕业生，第一选择高薪的公司或者加入非诉律师团队，第二是去做公务员，考不上的话就考法官、检察官，好像实在不行了，才去做律师。

律师职业自由，律师的口才好、雄辩，律师能伸张社会正义。张青松觉得，自己天生就是块做律师的料。比如，受不了条条框框的制约，读大学时还经常在演讲和辩论赛中得奖，甚至去给师弟师妹们当辩论赛的评委。

但律师梦并非起源于那个时候。让人不可思议的，张青松说，还在上小学，也就是七八岁的时候，他的理想就是做一名律师了。

30年后，张青松向记者描述儿时心中律师形象的时候依然很兴奋：“衣着整齐，线条笔直，说得更直观些，就是国民党军队中‘副官的那种样子’。”

少年时代的张青松一直将这种形象和律师联系在一起，在电影中看到这样的形象都会让他兴奋，一次次梦想着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像他们一样。这个梦想珍藏到今天，见到他时总是西装革履，以至于“在衣柜中很难找到一件休闲的衣服”。

难以想象，那样的梦想给张青松多大的影响。

从初中起，张青松就离家到县里上学，在村民们眼里，他是一个文化人。高二的时候，他家的一个亲戚因村委会无故缩短果园承包期，打了一场官司。家里没什么能上得台面的人，于是，张青松自告奋勇地做起了“代理律师”。“我组织好思路，跑到乡里面的司法所，和一个‘黑律师’争得不相上下。”令张青松遗憾的是，最终的结果是“没处理好”，但那场官司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老百姓有话说不出，农村纠纷又多，很需要有个人能帮他们打官司。

初生牛犊不怕虎，正上高中的张青松甚至一度想退学去摆地摊当律师。

只是那个时候，除了梦想，一无所有。甚至连通往梦想的最好途径——学习，也不怎么样。到了高中，文理分班的时候，居然考了个全县倒数第二。

坐在张青松对面，很难将这样一个生于红旗下、成长在春风里却“不思进取”的后进学生，和今日誉满京城的著名律师挂上钩。

其实，这个倒数第二，是张青松一手策划的。不过，也正是这个策划，差一点毁了他的律师梦。“在那个‘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无悔’的年代，成绩不好的学生才去学文科，而学文科才有机会当律师。”张青松说，他故意考得很差，就是为了能稳进文科班，可没想到的是，文科班也将其拒之门外，理由是：成绩太差，不能收。

这时，张青松只得“另辟蹊径”。他背着行囊跑到另一所高中去游说，成绩惨不忍睹，人家不要。此时，他不得不坦白自己是为了能进文科班才故意“考砸”的。虽然，他来自一所省重点中学，但对方对其实力还是没把握，于是他提出，若他能再从省重点拉来一名尖子生，就让他入学。

对方开出的条件并没难住张青松，他马不停蹄地返回学校，趁人不备，将同宿舍一名尖子生行李打好包提到车站，再回来说服那个同学。

整个事情的策划和行动，相当有谋略，这样一个插曲，奇迹般的，为这所学校带来两个大学生，也让一个被拒之门外的学生峰回路转回“跳出农门”的正轨上。

这样的往事，令人忍俊不禁，不得不佩服他的谋略。多年以后，对人人都指责的刑事辩护法律环境，张青松依旧能够笑对，并拿出自己的应对之策。这样的经历，应该不无影响。 

可不可以不当检察官 

1993年，张青松从西南政法学院（现西南政法大学）毕业，被分到平邑县检察院。在那个年代，能进机关工作是很多人的梦想，但张青松却很不爽。去检察院报到时，他直接问检察长“能不能不干？”这样的提问，着实把检察长吓了一跳，不知道眼前这个年轻人是怎么了。

张青松的回答是：“我不想被管着，也不想给领导惹事，所以只好不干，希望能去司法局当律师。”

检察长“放了张青松一马”，表示只要司法局接收他，就让他走。

转身直接去司法局，传达室告诉张青松，进去找李伟就行。敲开门，看到一个年轻人，张青松直接就说找李伟，到后来才知道那个年轻人就是司法局局长李伟。张青松和李伟说，自己要到司法局来，而且只做律师，其他工作都不干。

梦想就在这样离奇的对话与转换中变成现实。张青松快刀斩乱麻般地办成了人生当中的又一件大事，他如愿以偿地做起了律师，开始了他的律师生涯。

“我那时候去开庭，先到一层刑庭质证，然后跑到二层民庭念起诉状，念完起诉状马上去三层，这样一上午就能开几个庭。”那时候的张青松如鱼得水，享受着“忙并快乐着”的乐趣，更为重要的是，他享受着纯粹的用法律办案子的快乐。

“在司法局的门外，摆上桌椅，打官司的人排着队，一个一个来咨询，虽然做的是免费服务，却相当有感觉。”张青松很得意于自己的选择。

不过，那时的张青松还是很具有超前意识的。当时，他每月的工资是500多元，但他能在家里还没有电视机的情况下，花几千元购置了一台当时最先进的286电脑。“起诉书、答辩状、辩护词直接打印出来，感觉相当的职业。”

1993年的时候，整个平邑县在机关工作的法律本科毕业生只有两个人，他是其中一个。法律工作做起来得心应手，再加上勤奋，在平邑那个县城，张青松律师成了一块牌子，“有纠纷，找张律师”，几乎成为了当地的一句顺口溜。而张青松也觉得，没有律师办不了的案子。

到了1996年，山东省进行十大优秀律师评选，张青松被推荐为候选人，“我当时觉得特有成就感，县人大、政府有什么事情也是首先想到张律师”，说到这里，张青松脸上的倦意一扫而尽。

这次评优，成为张青松人生当中的某种催化剂。“看了推荐材料，突然有点自我膨胀，我心想，在县里干都可以做得这样好，要是去省里干，岂不是更了不得？”张青松笑道，“那时候，真觉得自己是个人才”。

当时，山东省司法厅认为山东经济高度发展，但律师行业跟不上，因此提出律师要懂电脑、懂外语、懂法律，于是，从全省的律师中挑选出30人进行“三懂”脱产培训。张青松轻松入选，趁这个机会到山东师范大学了一年外语。这一年的学习，为他今后的“北上”打下了伏笔。 

带着梦想北漂 

1997年的五月，张青松到北京出差，和北京的同学聊天，发现在北京做律师就是不一样，“那是一种观念上的差异”，那一刻，张青松心里起了波澜。

时值香港回归，司法部和香港有一个双方律师方面的交流活动。“当时在全国范围内选派律师。由于我参加了‘三懂’培训班，故山东省推荐了我参加选拔考试。”但这次机会对张青松来说，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并没有去参加考试，而是找了一个律所打听情况。决定几乎就在瞬间决定。张青松决定，做律师一定要北上。

回到山东平邑老家，张青松整理了几件换洗的衣服，翻出上大学时候用的箱子，带了两本法律全书，奔赴北京，成为北漂一族。

同样是山东人北漂的著名主持人倪萍曾写道：“站台是流动的历史，是人类最普通与最复杂的情感的栖息地，站台是一种伤感。”张青松显然不愿提起当时告别的心情。当列车缓缓离开站台，告别妻儿，坐在向北急驰的列车上，张青松有着怎样的思绪，是踌躇满志还是前途未卜？

毕竟，未来要打拼的地方是北京——再也不是平邑那个小小的县城了。住处没定、律所没谈，一切都在不确定之中。更何况，1997年的7月，梦魇一般的金融危机正开始从东南亚席卷全球。

张青松至今仍能清晰地记起初到北京时的情景。

来到京城，从北京站下了火车，张青松将行李存在火车站的行李寄存处，就直奔西单商场，花420元买了辆自行车，骑回火车站，取了行李，才开始满大街找旅馆。最终，张青松在西便门附近找了一家旅馆。旅馆打市内电话免费，这为张青松提供了不少便利：一边翻着黄页，一边按图索骥，给律所打电话，直接问要不要招律师。

“当时运气不错，打了三个电话，人家都同意了，要我去看看。”张青松骑着自行车就去了同达所（现在的金诚同达所），“刘红宇是主任，当时的感觉是，这人确实很厉害”。聊完之后，刘红宇同意张青松留下来。

这时候，张青松发现，北京的律师就是不一样，相比之下，不仅衣帽整齐的自己“土”得不行，而且大家所做的业务差异也很大，“一下子就感觉不是一个层次上的”。张青松觉得好笑的是，“当时觉得自己是个人才，在简历中还写着懂电脑、会打字，到同达才发现，那里人人都用电脑。”

“这里的案子与在老家时相去甚远，不仅是业务种类不同，而且律师们的谈吐与观念也不一样。突然间，有一种被‘拔高’的感觉。”不过，张青松并没有在同达呆多久，两个月后就离开了。“因为心里总有一种创业的冲动，要去闯世界。”

就这样，张青松又去了普华所，一直做到2003年，从律师做到合伙人。但这种单纯做案子挣钱的方式让张青松觉得无趣，他又一次开始了对自己事业的思考。 

享受刑辩乐趣 

来北京之前，张青松就想专门做刑事辩护，到了普华所，“由于普华的方向是往非诉方向走，刑事方面的案子不想接，所以我就全接过来了。渐渐地，我发现光靠刑事案件也能吃饱饭。”

2003年，张青松开始声名远播。这一年，他和钱列阳、许兰亭、李肖霖组成强大的律师团，为刘晓庆税案辩护。据当时的报道，“刘晓庆姐妹被取保候审的消息一出，社会上更是有评论说是四律师把刘氏姐妹‘捞’了出来。”

此案之后，有媒体将他们几人称为“京城四少”。张青松进入“律林”顶尖高手行列。

2005年，作为美国联邦刑事辩护律师协会(NACDL)会员，张青松到美国开年会，并对美国律师行业进行考察，他被美国同行的专业化深深地触动。这次美国之行，给张青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看美国著名的刑辩律师事务所就几个人，他们的工作非常出色。后来我就想，能不能找几个出色的刑辩律师，把精英聚集到一起。”

美国之行，给后来的尚权律师事务所成立做了思想准备。

但这时候，刑事辩护所面临的困境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最为关键的是，在辩护过程中“出事”的都是刑辩律师，此时要成立专门的刑事辩护律师事务所，需要巨大的勇气。

张青松在旁人复杂的眼神中办起了尚权，更为重要的是，从一开始，他就放弃了做张青松律师事务所的打算。他要做的是一所真正意义能够兼容并包的刑辩律师事务所，能够让其他愿意加入到这个团队的优秀律师有成就感。

还是两年前，张青松告诉我：“我时刻准备着，准备着这个律所有可能随时垮掉。”但两年之后的事实表明，张青松成功了。尚权所不仅活了下来，而且声誉越来越好，名气越来越大，律所的规模也在扩大。他的又一个梦想成真了。

和我同去的朋友与张青松相识多年，他说他很遗憾的是，从未见过张青松在庭上的样子。这个转型的社会，充满着太多的阴暗和艰辛，以至于我们太多的刑辩律师总是与当事人一同“哭泣”，我见过在会上发送传单的刑辩律师，见过说起冤情就满腔热血的刑辩律师，可我和那位朋友一样，想象不出来张青松在法庭的样子。

每次见面，张青松都会将沉重而复杂的事情在说笑中带过，不吹牛，不说大话，性格温和。但做起事来，张青松的骨子里绝对有一种坚韧的品质，为了梦想，不休不止。

在他的眼中，“刑事案子在法庭上不管多么普通，都能给人一种强烈的冲撞感。民事案子处理的是平等主体间的民事关系，从传统的法理上来说，刑事案件是敌我矛盾，辩护过程中的那种针锋相对的对抗是其他诉讼所没有的。”

“刑辩律师有刑事诉讼法所赋予的独立地位，让我感到是真正的律师。” 张青松是在享受着刑事辩护的这种乐趣。他回想起刚做律师那会儿，只要有刑事辩护的案子做，不给钱都行。

在他的世界里，“只有在办理刑事案件的时候，自己才像一个真正的律师，因为法庭上的刑事辩护能够调动自己所有的神经。” 

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张青松的梦想并没有止步。在尚权所出版的第一本著作《刑辩魅力》后记中写道： 

中国刑事法治的现状，尤其是刑辩律师面临的执业困境，又令人时感悲观，很多优秀的刑事辩护律师因此淡出刑辩。这不仅是中国律师的悲哀，也是中国法治进程中的不幸。但生命不息，理想不弃，刑事辩护的独特魅力，仍然吸引着很多律师不惜将其定为终生的奋斗事业。 

张青松将个人的刑辩律师梦想转化为推动一个团队进步的力量。在他看来，“专业化是提升刑事辩护质量的必由之路。刑事辩护专业化程度的提高，需要专业律师事务所的支撑；专业律师事务所的发展，需要专业的发展理念和专业的律师团队。”

张青松打比方说，很多人都说扎马步容易，动作最简单，但要扎好不容易。办案子也是这样。刑辩业务是最传统的业务，很多人都在做，但真正做精通很不容易。他要求自己的团队将刑辩业务做精。

“从追求理想到实现理想，除了坚定信心外，还得禁得住诱惑。”张青松说，云南一个大企业有个涉及知识产权的案件，经朋友介绍，当事人慕名找上门并向他抛出了3000万元代理费的“橄榄枝”。“我们不做，我们是做刑事辩护的，这个我们不专业。”

回想起来当时的情景，张青松坦言是“狠着心”说出那句话的。这件事情在他心里憋了一个多星期，对谁都没说，“感觉就是把一大笔钱扔了出去。睡觉睡不着，半夜跑出去喝啤酒。”一个多星期后，张青松才和所里的同事说起，“大家的眼睛都直了，我就说，这样的诱惑我们都顶住了，还有什么不能顶住的”。

光顶住诱惑还不够，他还要继续做刑辩技能培训，他希望这个队伍有更多的人加入进来。在他事业的不惑之年里，他仍然要踏实地去做，不同的是，他的团队已经虎虎生威，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