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底线的社会没有赢家

失去底线的社会没有赢家
                    王利平
 
    我们所在的社会，正呈现底线尽失满盘皆输的态势，表现为：人权没有保障，公权缺乏制衡，弱肉强食逐渐成为社会通行法则。
 
失去底线的社会没有赢家——宜黄县强拆自焚事件观察
     在“土地财政”和“GDP政绩观”的驱使下，地方政府屡屡突破宪法和法律底线，严重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和财产权，导致民怨沸腾，社会处于一触即燃的境地。江西宜黄县强拆自焚事件，经媒体报道，成为全国舆论的焦点，引发中央高层关注。如今，事情真相已大白于天下，相关责任人员已被处理。宜黄县政府一官员投书财新网，其在《透视江西宜黄强拆自焚事件》中提出：“从某种程度上说，没有强拆就没有我国的城市化，没有城市化就没有一个个‘崭新的中国’，是不是因此可以说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与其说这位官员是在反思当地刚发生的事件，还不如说这位官员是在为包括宜黄县在内的整个中国的强拆作辩护。
     “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中所包含的话语逻辑，充分暴露出各级政府对待公民权利的态度，在这一话语逻辑之下，公民权利始终处于政府权力的支配和主宰之下，这样，中国的发展，更多体现在政府的庞大与强势上，而难以体现在公民社会力量的壮大上。一个庞大与强势的政府，在缺乏足够社会力量制衡和宪法法律制约的情形之下，政府权力必定会出现滥用和腐败，政府必定难以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治理。当下，因强拆而引发的官民矛盾已达到极端尖锐化的地步，有人疾呼：“强拆拆掉将是党的执政之基”。试问：如果一个又一个强拆后的中国城市，耸立起了一座又一座高楼大厦，而最终倒下的是中国的“法治大厦”，中国的希望何在?其实，政府的首要任务不是搞城市建设，而是尊重和保障人权，这是政府应恪守的宪法义务。可以说，不对人权予以尊重和保障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发展，是最终要失败的发展。
 
保障人权才能够稳固政权——苏东剧变带给我们的启示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是古代社会统治者曾经有过以民为本执政理念的体现，但古代社会统治者以民为本仅系手段，其根本目的是为江山稳固，永保一族一姓的家天下。依据现代宪政理念，设立国家政权的根本目是为了保障人权，构筑人人能够在文明下生活的制度底线，政权合法性来源于执政者对制度底线的恪守和对人权保障的实现，人权和政权乃目的和手段的关系。中国共产党执掌国家政权后，在人权和政权关系的认识上曾经存在误区，某些时期（如十年文革）某些掌权者有过公然侵犯剥夺公民生命权、自由权及财产权的情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已将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执政目标之一写进党的报告并载入宪法，倡导以人为本并注重民生，这是中国共产党由重国家政权转向重国民人权转变的开始。中国共产党作为现代政党应该也必须超越古代民本执政理念，不应只将保障人权作为其执掌政权的手段，而应将保障人权作为其执掌政权的目的。不以人权保障作为目的的执政党最终必定要失去政权，苏东剧变就是最好的例证。苏东剧变给执政党的启示不是执政党如何加强对国家政权的控制，而是执政党如何通过国家政权手段实现公民人权保障的目的，否则其执掌政权的合法性就会丧失。
 
公权不是为对付私权而设——赵连海维权获刑现象考察
     在民主宪政国家和集权专政国家里，公权和私权表现出截然不同的关系。在民主宪政国家，强调主权在民，为实现社会秩序，公民让渡自己部分权利，订立社会契约组成国家，同时为防止国家权力滥用，侵犯公民权利，要求对国家权力予以制衡，于是有了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分立，因此依据民主宪政理念，国家与公民之间是手段与目的关系，设立公权的目的是为了保障私权的实现。而在集权专政国家里，强调国家或民族利益至上，要求公民为实现国家或民族利益牺牲自我，对于主张个人利益的公民从道德上予以贬低，公民成为庞大国家机器上的零部件，服从国家成为公民生活不容质疑的终极价值，私权民完全成为为实现公权的手段。结石宝宝父亲赵连海维权获刑，系公权和私权关系错位的体现，亦系公权打着维稳的旗号强压私权的典型。其实，当国家维稳将公民维权的道路完全堵上时，整个社会将陷入越维稳越不稳定的怪圈，这已为现实情形所印证，为此，执政者应谨记：公权不是为对付私权而设。
（作者系福建省委党校法学教研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