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慢为“开瓶费”立法

                                                                                       （本文作于2007年7月）

6月26日，北京首例“开瓶费”案二审宣判。北京市一中院以酒楼未事先明示收费，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及公平交易权的判决理由，维持了消费者获返100元“开瓶费”的原判。但判决未涉“开瓶费”的合法性，为此，北京市消协负责人呼吁出台禁止性规定，以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2007年6月27日《新京报》）

     为争议频频的“开瓶费”立法的呼声，久已有之。不仅代表消费者权利的消协一直大声疾呼，部分专家学者也认为立法机关不应回避这一问题，尽快立法明确。

笔者则认为，“开瓶费”立法既无必要，也不可行。

“开瓶费”的产生，实为消费者和商家在“自带酒水”一事上的利益冲突，起因还是消费者嫌酒店的酒水太贵。酒店的酒水价一般高出超市价20%到50%，也因此被媒体和消费者疑为“暴利”。而《价格法》明文禁止经营者“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牟取暴利”。酒店酒水的价格是否高到了“暴利”的程度，价格管理部门不应在这一问题上“失声”。确属暴利，应予严处；反之，面对一片质疑声，管理部门有责任协助餐饮业与公众解释沟通，化解矛盾，促进和谐。而非保持沉默，逃避责任，把小纠纷拖成大问题。遗憾的是，“开瓶费”的历次大争论中，管理部门既缺明确表态的声音，也欠切实有效的行动。

许多消费者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如果收少量“开瓶费”，可以支付。从各地的几场“开瓶费”官司看，消费者也多因收费高得吓人才起诉。而“开瓶费”收不收和收多少，除了立法规制和司法救济外，完全可以留给处于平等民事主体地位的消费者与经营者去自治。即使两者协商不成，出于竞争考虑，有的酒店会不收或少收“开瓶费”，食客完全可以用脚投票。万一餐饮业制定“行规”来强制所有酒店统一收费，也会有管理部门祭起大棒，对这一明显违背价格法的行为予以严处，何需另立新法？

而说“开瓶费”立法不可行，是因法律并非万能，强推只治标不治本的法律，往往在实施中遭遇被规避的命运。2006年底出台的《贵州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首家叫停“开瓶费”。而据《中华工商时报》2007年6月1日报道，贵州的开瓶费悄然变身“洗杯费”，收费依旧。说明立法如果只是一味强拦硬堵而非正本清源，收效甚微。

 审视“开瓶费”问题，并非无法可依，而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问题；也未到非立法无路可走的地步。相反，动辄靠立法来解决，实是犯了立法依赖症，既浪费了立法资源，也滋长了有关部门的执法惰性，为失职避责提供借口；更是越俎代疱，用公权去取代民事主体的自治权，实不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