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2-08-07 01:10:01 作者:杨红良律师 文章分类:微言微义
机缘巧合,今年6月份发生在安徽境内宁洛高速公路上的一起特大交通事故中的一些当事人,层层打听到我的联系方式,要我代理他们进行索赔。考虑到案情比较重大,为先有个大概的了解,让他们知道我这个律师大概是个什么样的人——毕竟这是他们的大事,于是我决定前往外地,和当事人见个面聊聊。四天已经过去,情况还只了解了大概的大概,但所见所闻,已经不少了。
6月9日晚在宁洛高速公路安徽蒙城段发生了特大交通事故,次日的新闻报道说死亡十一人,伤二十余人。准备聘我代理案件的当事人都是在同一辆大客车上出的事故。他们手里拿到的事故认定书确认的事故涉及的是三辆车,上面写明死亡2人,伤63人。被其他事故认定书确认的伤亡人数不在其中,因为绵延很长一段路的事故车辆,按照碰撞后连接在一起的几辆车列为一起事故的方式,已经被分割成许多起事故了。我的当事人以安徽阜阳市下属几个县区的人为主,并且绝大部分都是在南京到上海方向一带城市里打工的人。事发已经接近两个月,大部分已经出院,并已经散落在各自的老家或者已经回到他们在城市的住处,于是我只得沿着沪宁—宁洛高速,一路找寻过去。
第一站是常州,那里有个伤员的家属事先和我联系好在等我。傍晚时分,我在导航仪的正确导引下,来到了一个叫作故园里的住宅小区,那里是一个姓韩的受伤女子的住处。她们家住三楼。进入这幢四五层的老式住宅,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这个楼似乎已经被废弃多年,因为楼道和走廊里尽是散落一地的破烂物品和垃圾,一些房间的大门敞开,显然没有人住。我来到了他们短信告诉我的房间。里面可谓简陋之至,昏暗又闷热。伤员住在里面,那间里倒是开着空调。受伤的原来是两个儿子的母亲,五十岁,但看上去远远不止。她穿着短裤,斜躺在床上,双腿上上下下布满了缝针后的痕迹,左小腿还打着一个工字形的钢架,整个人僵硬着只能稍微动一下上半身。
韩大姐叫儿子拿出到常州住院的病史资料。她其实并没有在常州住过什么上规格的医院,只是一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我问她伤得这么重,为什么这么早就回到家来了。她说,事故发生后是送到蒙城县第一人民医院治的,因为她的伤情严重,第二天就转到蚌埠医学院附属医院治了,但只在那里住了40天的院。可能是因为医药费都是公家出的缘故,有人天天来撵她出院,同时自己每天还要在医院里花钱吃饭,所以她就从蚌埠医院回常州了。常州的医院费用也厉害,都自己出,每天要几百块,所以还是早点回家慢慢养。她说,这两年特别遭罪。去年她的大儿子,24岁,开小货车送货路上撞死了一个人,保险之外,法院判他自己赔63.8万元。儿子刚结婚生子,根本没钱赔人家,于是他们老两口七拼八凑搞了7万块给了对方。最近对方催得很紧,天天来电话要钱,他们实在没钱了,没办法。因为儿子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媳妇受不了,跑了,到现在都不知道在哪里。这个儿媳妇其实只是说说的,没有扯过结婚证。现在的孙子就是个没娘的孩子了,户口还没报上。这会儿她的小孙子就光着屁股笑嘻嘻的在一边和几个表兄堂弟的玩耍,还不会说话,浑身上下脏兮兮的。韩大姐继续向我诉说他们家的不幸。她这次是因为小儿子高考的几天她回去照看一下,8号考完,9号她就往常州赶,没想到就出了个这么大的车祸。她一边说一边不住摇头,叹着长气。现在服侍她的是她大姑子。说话间,韩大姐的丈夫回来了。出乎我想像的是这个一家之主倒是乐呵呵的样子,他坐下来和我说话。他是给樱花公司送货的,镇江扬州苏州南京无锡哪里都跑,自己买的一部旧的小面包车,一年跑下来能净赚个四五万。这个中年汉子始终还是乐呵呵地和我说话,好像家里并没有发生什么大不了的事。记录了一些情况,我起身要告辞,男主人说什么要留我吃个便饭。一来是盛情难却,二来也好进一步了解一些情况,于是我就不再拒绝。没想到一上我的车,男主人就沮丧起来。知道他姓付,我喊他付大哥。他说本来一家也算过得去,老婆给人家做钟点工,自己送送货,这次都给车祸给毁了。这两年连续出了这么多事情,他实在想不通,开车的时候也在想,想想就会哭。老婆刚出事的那几天他整天胡言乱语,家人把他也送到了医院,吃了几天药总算好了,总算没有疯掉。他说现在老婆这个样子,大儿子媳妇跑了,小儿子刚考了个二本,马上要开学了,学费还不知道在哪里,孙子的户口还没有,过几天要回老家去和派出所搞搞看,争取报上。他带我来到一家没有空调的小吃店。在这酷暑季节,没空调吃饭我还真有点不适应了。
付大哥显然来过几次,和店里的伙计、墙上的菜单都很熟悉。满满一小方桌的菜刚上齐,他喊来的两个老乡,带着一个十几岁的男孩也到了,于是四个大男人一个小男人一起吃了起来。要是和熟悉的朋友在乡下吃饭,我肯定也会和付大哥一样赤膊了,实在是闷热难耐啊。吃了有个把钟头,付大哥起身去付钱。小老板按了计算器,告诉他一共96元,包括5瓶啤酒。这么便宜?我思忖着,我们几个可都已经撑着了啊。
下一站是蚌埠,我准备连夜赶到南京住一宿,第二天好宽松些。付大哥告诉我说,明后天如果我在蚌埠过夜的话,那里住宿很便宜的,20、30块就有空调有电视了,他住了好多次了,他劝我也住这样的旅馆,还特别说了几次,那些旅馆条件很好的。
因为星期六没有安排,我顺路去了小岗村,还顺路看了看朱元璋皇帝的父母的寝陵,第三天到了蚌埠医学院附属医院。
那里还没有出院的还有两个人。第一个看到的是一个1976年生的小伙子,浓眉大眼仪表堂堂,可惜右腿还打着钢板架着,浑身赤裸只盖着一块毯子,脸色黝黑的老父亲陪着他。小伙子是给划到了另一起事故中的。他给杭州一个货运老板开半挂车从新疆往内地运棉花包,月工资五千块。小伙子的两条腿已经变形,大腿上已经有大块的肌肉和皮肤给割下来补到了小腿上,上上下下坑坑洼洼,不成样子了。但小伙子显得镇定和坚强,普通话也很标准。他说儿子刚一岁,家里本来指望他跑长途挣钱养家,这下可全完了,以后别说挣钱,自己料理得了自己生活就算不错了,怎么办啊。他告诉我说,那天其实天气并不坏,坏就坏在高速旁边农田里农民烧秸秆,浓烟弥漫根本看不清,他来不及刹车就撞到前面的车子上去了。他说政府监管不得力,这么大的浓烟不制止,应该承担责任,收费站也有责任,这么大的烟雾了,为什么还放他们的车上高速。这次出了这么大的事故,一个个受伤人员的医药费都是上面垫的,还没叫他们自己出过钱,但不知道上面到底是哪个单位出的钱。
第二个伤员真够惨的。一张病床,她只用了半张,因为身体也只有一半了,从大腿当中被双双截肢,腹腔也被撞得一团糟,里面的东西当时都出来了,骨盆也碎了,所以还一动不能动,住院的前几天都开了病危通知,后来总算捡回一条命。我核对了她的身份信息,才26啊。女孩说起话来细声细气,透着浓浓的忧伤。她其实是一个标志的美女,皮肤雪白,眼睛明亮硕大,瓜子脸。站在一旁的是他的丈夫,美男子一个,这可以印证她妻子是个美女。丈夫在上海上班,儿子才一岁半,事故当天她是带着儿子坐车去上海度假的,没想到出了这么大的事。知道我是从上海来的律师,这个只有一半个子的美女眼睛里似乎还是充满了一种希望,她说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争取得到一点赔偿,今后好有点帮助,真不知以后的日子怎么过下去,她说。我告诉她,发生了也只好面对了,哪怕是一千万,谁也不愿意拿自己的双腿去换,但现在律师能做的,也只能帮你去争取一点钱了。美男子在一边不住地点头,显得很老实本分。他说他们什么都不懂,只有请律师帮忙了,反正什么都你杨律师看了办好了。
这家医院已经出院的几个都没有留下联系方式,我问了医生,说弄不清楚,要周一才能来问一下。我等不及,出发往蒙城赶。
到蒙城第一人民医院已是下午四点。第一个看的是一位四十岁的大姐,左小腿膝盖下截了肢,下颌骨断裂,骨盆骨折,躺在床上不能动弹,快两个月了还是这样,可见受伤的严重程度。大姐的丈夫给我介绍情况,因为她自己张开嘴巴都困难。这次事故之前,她在上海已经连续打了七八年的工了,做的是大楼的保洁。这次也是因为儿子高考,所以赶回去照应几天,回上海的路上出了事故。可惜儿子高考不行,什么学校都没考上。她老公也在上海好几年了,做的活是送桶装水。
接下去看的是一对小夫妻,伤的都不重,小伙子其实已经办了出院手续,只是妻子还没出院,所以他继续留下陪她。几个月的住院生活,使小伙子已经对交通事故处理方面的法律知识了解了大半。他没有被撞昏迷,所以对事发前后的情况记得很清楚。他说当时大客车过道里坐了人的,坐的是小凳子。
这时候跑进来几个中年妇女,大概他们知道来了个上海律师。一个穿着清爽的中年妇女撩起大腿给我看她的伤情。她说打了三年的官司了,对方是个小老板,案子已经在执行了,但法院只是说等着等着,就是拿不到钱。她问我能不能再起诉,我说不行,她又问我能不能起诉法院,我说我还没有听说过因为执行不到钱而起诉法院的情况。她显得很失望。这时候一个矮个子黑苍苍的中年妇女插到前面来,说律师师傅,你跟我过去看看我老公吧。我于是跟着她,来到走廊里,她老公就坐在走廊的加床上,其实走廊里加满了加床,只容得下一个人走路了。她老公给一个小包工头打工,从三楼摔下来,锁骨碎掉了,还没好,老板就是不愿出钱,他们没有一点办法。他们问我能不能告状,应该告谁的状,怎么个算法,等等,我一一回答了他们。他们一口一声律师师傅,让我感觉到很有价值感。
又看了几个病人,记录了一些情况,在一个家属的陪同下,当天晚上我赶到了阜南县。时间不早了,就看了一个伤员。车子拐了几个弯,在一间平房前面的泥地上停下,一个小姑娘已经打开电灯在等我们了。
三间平房,只有中间的堂屋地面是水泥地,旁边两间是红砖铺的地。伤员住在西边一间,她两条腿断成了很多截,里面装着很多钢板钢钉,还断了四根肋骨,现在还下不了床。她的女儿羞涩地坐在床沿,床里面一个男孩睡着了,是她的小弟弟,才11岁,当中的大弟弟16了,不在家,她自己18岁。我问她上学还是上班了,她说不上学了,去过上海徐家汇上过班,就上了一个星期,人家就不要她了。我问她会不会上网,以后有些联络什么的我可能通过邮件和他们联系,她说不会,家里也没有电脑。我环顾四周,第一个想到的词汇是家徒四壁。四壁都没有抹石灰,还是土砖墙的原样,床前的一排落地柜子已经掉落光了油漆,歪歪斜斜地放在不平整的地面上,电视机大概是十几英寸的,已经旧得看不出什么牌子了,如果放在大城市的马路上,估计城里人是没有人会捡回去了。受伤的这位三个孩子的母亲其实才37岁,但足可以看大十岁。她这次是把家里的几亩地让给别人种,留下三个孩子后准备去常州打工的,没想到就出了事。她说,种地没什么钱赚,只好撇下三个孩子在家出去打工,老公还在苏州打工。她从床头掏出一叠纸给我看,说自己啥也不知道,我说你自己没看过啊,她说她不识字。原来她只有小学一年级的文化水平,怪不得。我该问的情况问的也差不多了,带我来的老乡和她拉起了家常,于是我起身看看他们的这个家。中间不大的堂屋里放着一台电冰箱,是这个家里唯一像样的现代化用品了。破旧的吊扇响响地转着,打落了一地的知了,再仔细一看墙上,怪怪,到处都是。我看这间屋里的墙上爬着不下三百只知了,一只只疯狂地叫喊着。这时候我突然意识到,为什么刚才在隔壁说话要扯着嗓门了。如果谁的家里夏天有一只知了时不时地叫一叫,估计你会认为这是浪漫和惬意,是人与自然合而为一的轻松的生活环境。但是,当家徒四壁的屋里飞来了几百只知了在你的床头一起疯狂乱叫,屋外还有成千上万只趴在白杨树上,在闷热难耐的夏日深夜,它们里外呼应地在你的头顶一起大合唱的时候,你肯定不会再认为这是浪漫和惬意了。
次日,我来到住在一个集镇上的一个受伤者家里。受伤的是女主人,50岁,看上去也可以看大10岁,一脸的皱纹。她的双腿在这次事故中也撞成了很多截,里面装了很多钢板钢钉,还下不了床,眼眶撞碎了,所以左眼是永远闭不了了。她也是被人从蚌埠医院撵回来的,大概是因为医药费由公家出的缘故。问清了一些情况,男主人说带我看看他们家。我跟他上了二楼,两个女孩在一间屋里坐着看书,墙角地上的一圈都是书,整整齐齐。大的女儿18,小的16,今年同时刚考上高中,都是高分考上的。我问那个姐姐会不会上网,她说不会,家里没有电脑,也没去过街上的网吧。她们的爸爸告诉我说,两个女儿特别乖,放了学就回家,从来不在外面和别的同学玩,因为玩就要花钱,从来不出门和别人玩,整天看书,所以成绩都很好,他自己就是干死也要干下去,等着她们考上大学。他说,楼下的儿子刚考上初中,下半年一开学又要很多钱,他准备贷款给他们上学。孩子们上学后,他准备找个人来服侍他妻子,自己回到上海继续打工做装修工,他主要做拆除工作,一天可以赚一百多块,在上海做了十多年了,哪个方向都去做过,对上海很熟悉。他说,这次老婆出了这么个大事,家里实在有点撑不住,但没有办法,再累也要顶着,还有这几个孩子呢,上面还有老人要养。她说回到上海第一件事是去找他妻子打工的店里老板,还有一个月的工资没发呢,1800块。
这次最后走访的伤员是一个四十岁的男子。他在村口等着我,把我领到了他家,房子在这里算是最气派的了。原来他在上海华漕地区摇铃收废品十多年了,一个月差的三四千,好的上万的都有,但他强调说,十几年来他从来没做过见不得人的事情,来路不明的东西一概不要,所以一次都没有进过派出所。对此,他似乎觉得很自豪。他硬要留我吃中饭,我因为要赶路去其他地方调查取证,所以执意谢绝了。起身告辞。
真可谓幸福的人家都一样,不幸福的人家都有各自的不幸。穷人指望着翻身,但这次翻车事故,已经彻底击毁了他们中很多人的翻身梦想。
他们和我说,事故到现在快两个月了,除了交警来过几次了解情况和撵他们出院,还有不知道什么公司的保险公司的几个人来问过一些情况之外,还没有任何人出面给他们以慰问,更没有什么单位和个人出面来和他们协商赔偿的事情。要知道他们可都是好端端地坐在大巴士里出了事故啊。
作为律师,在这种时候大概应该为他们做点事情了。但有的人似乎总是不大欢迎律师出场。据说,今天下午,已经有不知道具体什么地方来的人到医院和住院的伤员和家属说,要他们在当地委托人出面打官司,不能请外地律师打官司,否则他们在医院的所有费用都要他们掏钱出来,不出钱就不给办理出院手续。
明天我要赶回医院和他们商量这个事情。
杨红良律师 2012年8月7日于亳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