滥用劳务派遣制度害人害己

——违法劳务派遣行为令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都付出沉重代价

     劳务派遣制度被滥用已是不争的事实。一些作为劳动法律关系中的“用人单位”的派遣单位和实际用工单位，都想利用劳务派遣立法中的“漏洞”谋求不正当利益，其根本目的是通过规避法律来降低用工成本。但是，滥用劳务派遣制度，对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而言，也往往潜伏着巨大的法律风险，最终会令它们付出沉重的代价。本代理人最近成功办结的一桩案子，便属于这种情形，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最终“偷鸡不成蚀把米”。他们的教训值得许多劳务派遣公司，以及那些正在或试图实行劳务派遣制度的企业引以为戒。

基本案情：

劳动者小解，男，1979年生，上海人。2008年初，小解联系到上海某销售公司处就职。在该销售公司的要求和安排下，小解于2008年4月1日与广州一劳务派遣公司签订《职工劳动合同》，合同期限为2008年4月1日至2010年3月31日。随后，小解由上海销售公司安排在上海某家电超市门店工作，担任某品牌产品的销售员，每月工资报酬由上海销售公司直接发放，均为上海市最低工资。2008年7月开始，广州派遣公司为小解在中山市以另一家公司的名义缴纳社保费用，当年11月开始，又改变为以另一家公司名义为小解缴纳。

2009年下半年开始，小解身体出现不适，后经诊断为白血病。由于无处享受医保待遇，故其自费参加上海市居民医保。2011年5月12日，小解去世，总共花费医药费40多万元，其中部分按照上海居民医保的相关规定由统筹基金支付，其余自负。

上海销售公司为小解发放工资直至小解去世当月，中山市的社保费用同样缴纳至当月。

小解去世以后，其亲属向广州派遣公司和上海销售公司索要丧葬费、补助费等，但两家公司均互相推诿，分文未支付。无奈之下，小解的父亲老解、母亲张某、妻子杜某和儿子解子四人，向上海市长宁区劳动和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请求的数额都按照广州市的有关标准计算得出，具体为：两单位共同支付医疗保险待遇差额45184.6元、丧葬补助费13623元、供养直系亲属一次性救济金27246元和一次性抚恤金27246元，一共11万余元。

争议焦点：

四名家属提出上述请求的依据是：小解的用人单位为注册和办公均在广州市区的公司，故广州派遣公司应为其在广州市缴纳社保费用，小解生病期间不能享受职工医保待遇的责任全部在公司，小解去世后其家属可以获得的待遇应按照广州市的标准执行。

广州派遣公司和上海销售公司都委派代理人出庭应诉，都不同意支付钱款。广州派遣公司的理由是：一，关于医疗费用问题：公司已经为小解缴纳了社保，他治病没有享受医保待遇是他自己的责任；二，关于小解去世后的待遇，应当按照实际工作地上海的标准执行。上海销售公司的理由是：一，公司为小解发放工资到其去世，已经给予照顾；二，关于医疗费用：即便确实有责任，也是派遣单位的，其作为用工单位不应承担责任；二，关于小解去世后的待遇，也应参照上海市而不是广州市的标准。

由于双方调解方案差距过大，仲裁委无法进行调解。经过慎重研究，长宁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最后作出裁决：全额支持了四名申请人的请求，上海销售公司对广州派遣公司互相连带责任。

两公司均不服裁决，分别在广州市天河区和上海市长宁区的法院提起诉讼。由于广州立案早于上海，故上海案件随后移送到广州合并审理。

一审审理过程中，两公司提出了与仲裁中基本相同的理由，上海公司强调说，对于小解去世后家属的待遇部分，如果要支付，其公司也不应承担连带责任。

广州市天河区法院经过审理，作出一审判决，完全维持了劳动仲裁确定的赔偿、补偿数额，但上海销售公司仅就医保费用差额部分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案件启示：

这本来就是不应发生的争议，正如老解曾说，如果当初他们去公司商量的时候，公司能够象征性地支付一点费用，他们是绝不会和公司对簿公堂的。上海销售公司说，正因为看在小解一家不幸的份上，公司才一直给他发工资直到他去世。小解拿的工资的都是最低工资，现在还要公司承担这么大的法律责任，“有点想不通”。广州派遣公司说，在中山市为派遣员工缴纳社保，不只是针对小解一个人的，没想到会有这么坏的后果。而两家公司因为在小解问题上沟通不够，从仲裁到诉讼，一直在互相指责对方责任更大。

尽管他们看似有点“冤”，但这是他们为自己的违法行为付出的代价。他们都忽略了我国劳动法律方面的一些基本规定，这些，在仲裁裁决书和判决书中都说得一清二楚。第一，用人单位应当就地为员工缴纳社保费用，异地违法缴纳的视同没有缴纳；第二，劳动者及其家属有权享受用人单位所在地的相关待遇标准；第三，用人单位违反法律规定，给劳动者造成损失而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的，用工单位承担连带责任。也正是依据这些基本规定，小解家属的诉求才获得了法律的全部支持。

对于派遣单位而言，数量庞大但又并不熟悉的劳动者，似乎本来就不是自己的员工，所以在为他们缴纳社保、跟踪其工作身体状况、和用工单位合作等方面，往往处于相当松散、随意甚至混乱的状态。本案中，广州派遣公司在其提交到法院去的诉状上，还将死者的姓名写成老解的；为小解缴纳社保的情况，广州派遣公司从来没有如实告知过上海销售公司；直到小解去世，他们才意识到其实早应该和他办理终止劳动关系手续，等等。

上海销售公司则认为，小解并不是自己公司的正式员工，是广州公司的人，自己只需要负责给他发工资，其他的都是广州派遣公司的事情。然而，小解直至去世都没有去过广州，他生在上海长在上海，工作在上海，上海销售公司将他安排为“广州职工”，纯粹是看上了劳务派遣制度的“空子”；小解在上海自费看病的情况，上海销售公司尽管自始至终都知晓，但都没有及时和广州派遣公司沟通并设法解决其医保问题；小解久病不愈，法律规定的医疗期满后，也没有意识到可以办理终止劳动合同关系手续，等等。

广州派遣公司和上海销售公司的上述法律意识淡薄，自然有其本身内部管理上的疏漏，但更重要的因素，看来还在于看似“有机可乘”的劳务派遣制度造成了的他们的侥幸心理和“逍遥”心态。但最终，他们都为自己的违法行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值得广大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引以为戒。

（注：本人为小解四名家属在劳动争议仲裁和诉讼中的代理人。）

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杨红良律师

2012年1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