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处在“X”阶段

我们还处在“X”阶段

杨红良

深圳“富士康”青年员工的连续坠楼事件令国人震惊和悲哀。扼腕叹息之余，对这一现象之所以形成的原因和减少和杜绝这种现象的对策方法，人们见仁见智，众说纷纭。总理提出要从深层次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可谓入木三分，一语中的。而究竟应该在什么层面上、发现和解决什么样的深层次问题，则又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因为弄得不好，就可能出现南辕北辙无功而返的局面。这些年轻生命的悲哀落幕，应该成为我们社会机体得以有所改进的契机，否则，他们死得更不值得了。

于此，联想到管理学中的所谓人性假设问题，如果能从这个角度进行一定范围和层次的反思，对我们这个社会管理体制的演进应当有所裨益。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方工业领域中，美国人泰勒率先提出了“科学管理”理论，为当时那个时代的西方工业发展提供了有效的管理学理论支撑。泰勒最先发展了工时研究和动作研究，对计划职能和执行职能的划分、职能管理制的采用和组织结构上的管理控制原理等进行了探讨，提出了著名的“作业目标分解法”。通俗地说，他们的理论强调的是生产的效率，把人视为“活的机器”，并将人的动作分为“有效”和“无效”的动作，管理的作用在于尽量增加员工“有效”的动作，同时减少他们的“无效”动作，这样，一个企业一定数量的员工在一定的时间里就可以有最大限度的产出。由于当时工业发展的需要和生产的相对落后，大量产业工人事实上需要也愿意成为这种“活的机器”，所以这种管理理论大行其道，为当时阶段工业文明的推进立下了汗马功劳。

但是，时代是在发展的，人的需要也是在发展的。这种传统的管理理论在20世纪30年代就受到了挑战和冲击，其中当以“霍桑实验”的研究成果最为有名。1927年到1932年，哈佛大学教授梅奥、罗特利斯伯格等人在芝加哥西方电器公司霍桑工厂开展了一个实验。该实验的研究结果证明：第一，工人是“社会人”而不是“经济人”；第二，金钱不是唯一的激励因素，存在着社会的心理方面的激励因素；第三，除了正式组织之外，非正式组织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第四，新型的领导者所需求的不是以工作为中心的技术技能，而是以人为中心的社会技能。这一研究结果后来被证实奠定了行为科学的理论基础。与这一研究相伴的是大家更为熟悉的马斯洛“需求层次论”。按照这种理论，管理者在管理过程中必须把人的因素作为一个重要因素加以考虑，对人的激励方法是否得当，直接影响工作效率和组织效率。这一系列理论开创了管理学中认识人的本性的新的视角。由于它们符合人“天生是政治动物”的特点，再加上广大产业工人对自身各方面权益的重视，这种超越了把人仅仅视为机器的具有人本主义色彩的管理理论，逐步取代科学管理理论而占据了上风，并从根本上改写了西方管理思想的发展方向。大卫.西尔弗曼在1970年出版的《组织理论》一书，暗示给人们的主题思想是：民主的一个古典的必需的基本原理就是公民作为人的发展，而不是利益的满足。

可见，上述两种管理理论流派的最大不同点其实源于他们对人性的认识和理解上的不同，也就是人性假设不同。在这个问题上，有所谓的“X”理论和“Y”理论说，可以用来概括。

美国著名的行为科学家麦格雷戈在1957年11月号的美国《管理评论》杂志上发表了《企业的人性方面》一文，提出了有名的“X”理论和“Y”理论。

麦格雷戈把传统的管理观点叫做“X”理论。这种理论假定：大多数人是懒惰的，他们尽可能地逃避工作；大多数人都没有什么雄心壮志，也不喜欢负责任，而宁可让别人领导；大多数人的个人目标和组织目标都是矛盾的，所以为了达到组织目标，必需靠外力严加管制；大多数人都缺乏理智，不能克制自己，很容易受人影响；大多数人都是为了满足基本的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所以他们将选择那些在经济上获利最大的事去做，等等。根据“X”理论的这种假设，管理人员的职责和相应的管理方式应该是：关注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完成任务，主要职能是计划、组织、经营、指引、监督；管理人员主要是应用职权，发号施令，使对方服从，让人适应工作和组织的要求，而不考虑在情感和道义上如何给人以尊重；强调严密的组织和制定具体的规范和工作制度；应以金钱报酬来收买员工的效力和服从。

与X理论相对地，麦格雷戈同时提出了“Y”理论。该理论认为：一般人并不是天性就不喜欢工作，工作可能是一种满足，因而人们愿意去执行，也可能是一种惩罚，因而可能会逃避，关键要看环境而定；外来的控制和惩罚并不是促使人们为实现组织的目标而努力的唯一方法。它甚至对人是一种威胁和阻碍，放慢了人成熟的脚步。人们愿意实行自我管理和自我控制来完成应当完成的目标；人的自我实现和组织目标的实现是没有矛盾的，如果给人以适当的机会，就能将个人目标和组织目标统一起来；一般人在适当条件下，不仅学会了接受职责，而且学会了谋求职责，逃避责任、缺乏抱负以及强调安全感，通常是经验的结果，而不是人的本性。等等。根据以上假设，“Y”理论主张的管理措施应当是：创造一个使人得以发挥才能的工作环境，发挥出职工的潜力，并使职工在为实现组织的目标贡献力量时，也能达到自己的目标，此时的管理者已不是指挥者、调解者或监督者，而是起辅助者的作用，不断给职工以支持和帮助。于此相应地，对人的激励主要是给予来自工作本身的内在激励，让他担当具有挑战性的工作，担负更多的责任，促使其工作作出成绩，满足其自我实现的需要。在管理制度上，“Y”理论主张给予工人更多的自主权，实行自我控制，让工人参与管理和决策，共同分享权利。

说到这里，似乎已经不用进一步展开，就足以让人要对照起深圳“富士康”里面的情景。

根据现有的新闻报道，已经公认的一个事实是：“富士康”不是一个“血汗工厂”， “富士康”给予员工的工资是符合法律规定的，给员工提供的基本工作条件也是好的，内部管理也是规范有序的，尽管员工流动性很大，半年来已经连续“十二跳”，但“富士康”内几十万计的员工构成的庞大生产机器依然在日复一日地转动着。台湾老总郭台铭对社会各界表示了深刻歉意的同时，对他自己企业在硬件组织和员工管理、工资发放上的依法、规范，却始终坚守着。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他说的是事实，否则，这么多“跳”老早已经捅破了他们的“黑幕”。深圳有关政府部门和工会已经介入调查，至今似乎也没有对外证实“富士康”里面存在什么非法、恶劣情形。至此，人们禁不住要问：既然如此，那么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

其实，可以大胆地说：问题在于，我们对我们的同胞作为“人”的本性的理解和假设，出了问题，也就是在“X”理论和“Y”理论两大理论的选择上，我们出了问题：历史已经进入21世纪，而我们的企业管理仍旧处在“X”阶段！

在承认“富士康”对员工“好”的一面的同时，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了“富士康”对作为活生生的、有感情、有理想的员工的“不好”的一面。

在近期《南方周末》的一篇报道中，我们可以找到如下一些记录：“在富士康观澜园区的插针机流水线，人几乎被机器劫持了。富士康工人李祥庆说：‘就站在机器前，‘罚站’8小时(一个班8小时)，一直工作。站着的时候，有个东西掉了弯腰去捡，恨不得一直有东西掉，一直不用站起来。要是可以躺一分钟，那就是天大的享受’”，“这些富士康工人每天上班，下班，睡觉，上班，下班，睡觉。——而这种钟表一样的生活，反过来压缩着他们社交的私人时间。即使像自杀员工卢新这样多才艺的‘明星’人物，在富士康的社交圈，也仅限于同学和校友之中”，“在每平方公里聚居了约15万人的狭小空间里，人和人却似碎片一样存在着”，“每个人每天看到的，都是自己的影子。一样的工作服，一样的工作”，“在这样的孤立中，他们每天上班，下班，睡觉，上班，下班，睡觉。——而这种钟表一样的生活，反过来压缩着他们社交的私人时间”， “厂区里找不到地方谈恋爱”，“ 在整个龙华厂区和观澜厂区周围，也并无电影院以及市政公园”，“钱也成了他们申请加班的动力。这是一个悖论：中国的工人们主动向资本家要求加班。甚至要通过讨好线长、组长来实现这一点”，“ 要是有一个针眼偏了一点点，板上的孔就会比原有的大，如果出货后被QA(品管)发现，整批都要打回重做。要是撞上某些时候手感不佳总是插不准，即使是女工，也会抄起身边的铜棒或钢棍对着机器乱捶一气。奇怪的是，打过以后，不管是机器还是自己，都顺起来了”，等等。

从该报实习记者卧底多日的所见所闻所感之言，我们可以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富士康”把基层员工来“富士康”的目的视为仅仅是赚取工钱，而并没有考虑他们其他方面的需要和理想抱负；“富士康”首先注重的是企业的生产效率，尽可能地通过严格的内部控制程序获得最大限度的产出；“富士康”内部管理层面的人员对管理对象的管理过于严格，甚至有所苛刻，层级之间界限分明，底层职工受到管制的力度很大；“富士康”园区里没有适合员工利用业余时间开展社交活动，包括“谈情说爱”的适当场所，等等。

所以，如果再对照一下上文所说的“X”理论的各种观点，我们可以发现的一个现象就是：“富士康”盛行的管理模式就是“X”理论！

然而，我们更不能忽略的是，正如《南方周末》记者所指出的，“这篇报道所揭示的，并非是人们想象中的‘血汗工厂 ’的自杀内幕，而是中国部分地方产业工人的真实生存状态。”

由于发生了十多起跳楼自杀事件，我们当然要谴责“富士康”，这家企业的责任是不能逃脱的。但是，我们又决不能止于此，因为，我们全国各地，还有不计其数的企业，存在着和“富士康”同样的内部管理情况，而毋庸讳言的是，应该还有大量企业还远未达到“富士康”的水平！大面积拖欠工资的有之，野蛮对待员工甚至体罚员工的有之，逼迫员工加班加点而不给加班费的有之……不一而足。

因为我们还处在“X”阶段。

所以，我们现代化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

所以，仅仅采取在企业园区内安装“防跳网”、和员工签订“不自杀协议书”等措施是远远不够的，企业还有更多更深层次的事情需要好好去做。

也所以，仅仅加强立法工作，强化企业管理，促使企业提高职工工资待遇，改善硬件设施环境，也是远远不够的，我们的人民政府还有更多更深层次的事情需要好好去做。

其实，最要做的，是在物质发展突飞猛进而同时贫富分化日益加剧的当代中国，从人文层面尊重人权、强化人情、关注人心，把芸芸众生普通百姓真正当人看待，让他们活得有点体面和尊严……

这才是可以统摄全部的核心任务。

2010年5月31日凌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