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空间”要呵护

“公共空间”要呵护

杨红良

近几年来，全国范围内具有重大影响的案件可谓此起彼伏，从佘祥林案、邓玉娇案，到药家鑫案、裴俊锋案，从“五粮液”酒窖权属案，到徐武“被精神病”案，等等。传统媒体之外，互联网无与伦比的传播、交流、评判功能，为这些具体个案形成“眼球效应”，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这一现代传播工具的帮助下，社会公众正在通过参与这些司法个案的讨论，积极主动投身于公共事务，打通、拓宽了民意表达渠道。从社会文明进步的角度而言，这是我国正在自发形成或有意培养“公共空间”的某种标志，意义重大。

所谓“公共空间”，是诞生于哲学领域的一个术语，在政治学、法学和公共管理学领域被广泛使用。社会治理层面的“公共空间”的成熟程度，往往被视作衡量一个社会的运转和稳定机制是否成熟的重要指标。简单地说，“公共空间”其实就是一个公开讨论、公开发表意见的平台，它并不以物理上的空间为要件，其要义有三：一是开放性，也就是向所有社会公众开放，出入自由，而不为少数人或利益团体独占；二是公益性，就是参与进来的人为的是事关公众长远利益的事情而不是一己之私；三是理智性，就是参与讨论和发表意见的人都经过认真、冷静考虑，而不是为了渲泄私愤或瞎起哄。

对照这些要素，近几年来发生的诸多引起广泛关注的司法案件所引发的舆论热潮，已经具备了“公共空间”的基本条件。第一，参与这些案件讨论的群体广泛，人数众多，特别是借助于互联网这个平台，参与面极为广泛，从大城市“白领”到乡村农民，从法学院教授到一线农民工；第二，对于这些案件的讨论，大家为的是追求一个公开、公平、公正的司法结果，而这“三公”对谁都是极端重要的，说到底是公共利益的需要；第三，大家心态平和地表达着自己的意志，学者表达了学术观点，“草根”也发表了他们的意见，网络刚刚兴起阶段的不理性情绪表达已经大为减少。当然，还有势单力薄的“网络水军”时不时在混淆视听。

这样的“公共空间”我们要欢迎。一方面，这样的“公共空间”有利于法治进步。“法制”和“法治”一字之差，意义相距甚远。法律的健全并不能当然地确保依法办事，而“依法办事”并不必然导致公平、正义来到人间。两者之间差距何在？恐怕，民意的参与机制正是“短板效应”中的那块“板”。我们看到，上面的个案中，场面热闹的舆论形成过程，其实也是司法机关进行理性、冷静思考的过程。我们主张司法独立，不希望它受制于舆论，但再发达的职业化司法，最终还是要服从于人民意志、人民利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公共空间”以民意表达的方式辅助了有关部门，这对于我们相对缺乏民意参与的司法程序的完善，实现从“法制”走向“法治”，无疑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民智力量。另一方面，这样的“公共空间”有利于社会稳定。绝对化的公共利益和公平是不存在的，具体分配中不可避免有个你得我失的问题。个人得以自由表达意见，各种诉求得以充分交流、交锋甚至对抗，各方利益代表在观念互动中取得“求大同、存小异”，得势者心安理得，不得势者口服心服，大概是恰当配置资源公共的最高境界。蛋糕已经做大，谁吃的都比以前要多一些，但却发现多吃得少的人在骂街，很多多吃得多的人也没觉得多幸福，原因何在？恐怕没有让他们自由说话是重要问题所在之一。有人说理解“和谐”很简单：每张嘴有饭吃，每个人可说话。现在我们有饭吃已经不成问题，但“可说话”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而在“公共空间”里，谁都可以说话了，谁都是新闻发言人了，有想法可以让别人知道，也知道了别人的不同想法和看法，于是学会了换位思考，学会了心理平衡，这样，他们就吃得香睡得熟，天下自然就太平了。正是在这一点上，“公共空间”是很好的社会稳定器。

所以，对于这样的“公共空间”，我们一定要呵护。

2011年6月23日

本文发表于2011年8月2日《联合时报》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