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960年

　　4月29日人民日报甘肃分社社长林治波在新浪微博上说：“有人为了糟蹋毛主席，竟然夸张污蔑1960~1962年饿死几千万人。至今没有一个人告诉我他家里谁饿死了，可都在那里叫嚷死了几千万。还有人说，全家都死了，故无法告诉我。如果真是那样整家整家地死亡，那得死几个亿啊？”
        5月1日林治波在新浪微博道歉：“我对大跃进那段历史缺乏研究，掌握情况不够。这几天接到网友许多信息，告知当年悲惨的情况，得以了解更多事实，内心深受震撼！我的个人不当言论引发很多国人的痛苦回忆，伤害了很多人的感情，为此深感歉疚，向大家真诚道歉！感谢各位网友指正我的错误，并愿意和大家一起努力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5月24日《南方人物》周刊登载刘洋硕、林珊珊、何三畏的长文：《1959-1961年的大饥荒记忆——以诚实和良知祭奠饥荒》。我估计三位作者可能没有经历过大饥荒，但是这不影响他们陈述历史的真实性。在这个问题上，极左派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你家里没有死人，你就没有权利说死了人！”我想只要作者能够正视历史真实，完全可以从亲历者的回忆，从档案资料中整理出那一段不太久远的历史！

        作为一位过来人，我有责任向年青人说一说“我的1960年”：
        提起1960年，人人都会想起全国性的大饥荒。城市居民除了每月24斤的口粮（学生每月的定量为27斤）和一、二两的口油，再也没有其他的主副食品。商店、饭店无食物可售。人们整天被饥饿的感觉攫住心头……，最大的愿望莫过于填饱肚肠。1960年我在南平二中读初中二年级，关于这段日子，我除了记得“水肿病”、“山猪肝”、“芭蕉头”、“糠饼”、“瓜菜代”----，这些专有名词外，还记得以下三件事：
        1960年×月，我们年段有一位陈姓的同学，是印尼的归侨（叫什么名字我已经记不得了），人高马大，劳动表现特好，但是饭量也特大，每月27斤的定量根本不够吃，于是饥不择食，能够填饱肚皮的都吃，结果还是得了水肿病，居然没有活下来，死后是我们同学用两部板车，拖一口薄棺材、一车柴火，到西门外的山上火化掉（当时南平根本就没有火葬场），骨灰由其哥哥领了去。
　   我们学生用膳都在学生食堂，有一次，食堂管理员不小心打翻了米缸上的一罐煤油，害得我们吃了好几天被污染的大米。饭里有煤油味是难以下咽的，但是不吃就得完全饿肚子，不知是谁想出了用酱油调饭的办法来：把饭调得黑黑的，用酱油味把煤油味压下去，总算能够勉强咽下肚去。
        与学生食堂相邻的教工食堂，有时有卖一种用“山猪肝”（一种厥类植物的块根，含有淀粉）做的糕，用园形的蒸笼蒸好后切成若干小块，只对教师供应。我的班主任（就是在安全运动中把我整得够呛的数学老师）发挥他数学思维方面的优势，每次总是在售糕的窗口前第一个排队，并伸出张开的手指作按定状，大声嚷道：“我要四个角的！”（四个角的糕，在形状上给人体积较大的感觉），不记得是哪位同学把我们班主任的买糕状在班上模仿得维妙维肖，逗得大家哄堂大笑。

　　城里的情形算可以，毕竟还有那么一点定量，可农村却十分悲惨，村村都有饿死人的，尤其先饿死的，都是平素饭量大、体力好的壮汉。
　　我因为特殊原因，还赶上“知青插队”。“一打三反”时，大队的工作组曾经请苦大仇深的老贫农给知青们开“忆苦思甜”会。一位贫农老大娘被请到台上，她完全按时间顺序诉苦。先讲旧社会闹土匪、抓壮丁：×××的新娘子还在花轿上就被土匪抢去；×××的兄弟被国民党抓去当壮丁，至今也没有回来；之后，她一下子讲到1960年水肿病，×××一头裁在水沟里，饿死了。弄得工作组干部措手不及，连拉带哄，“你讲完了，讲完了，换一个，换一个”，把老太婆牵下台来。
　　那场全国性的大饥荒，究竟饿死多少人，官方没有公布。官方媒体把它归罪于赫鲁晓夫的背信弃义，归罪于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现在看来，都是谎言。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先生花十年时间写成的《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已经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杨先生的这本书，目前还只能在香港发行，面对五十多年前的历史，我们还害怕什么呢？
                                                                                                             2012年5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