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知青”话《知青》

                                                    “老知青”话《知青》

        看了半集《知青》，又看了“央视”对梁晓声与敬一丹的采访，感觉到梁、敬二人对知青生活的回忆，太过理想化：虽然艰苦，但是却激情燃烧，客观上起到粉饰文革、是非不辩的作用。
        我本来就基本上不看电视剧，对于这类宣传“主旋律”的东西，更看不下去。我曾经有过十年当知青的经历，对于“上山下乡”究竟是好是坏，“上山下乡”的真实生活是怎样的，不仅心里明白，而且还有一些发言权：
        一、“上山下乡”绝非出于知青的自愿
        1969年初，文革已进行了三年，仍然没有看到结束的迹象。学校停止招生，1966-1968届三届的初、高中毕业生除了“上山下乡”外，没有其他的出路。毛无法安置这数百万的红卫兵，只好把他们赶到农村去，还美其名曰：“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知青的父母出于无奈，只有让子女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目的还是为了尽快招工回城。
        二、“上山下乡”毁了一代青年
        1969年-1974年“上山下乡”的知青，大多数是上世纪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中期出生的。他们名为知青，实质上并没有多少文化，最多只是高中毕业，而且是文革中的高中生，毛主席语录和大批判就是他们学习的主要内容。到了1978年恢复高考时，因为原先的知识基础差，又在插队劳动中荒废多年，能够通过高考改变命运的实在少之又少。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通过招工陆陆续续进城当了工人，即使没有任何门路，等到1979年最后一批“知青”招工后，“上山下乡”也就寿终正寝了。到了九十年代中期，企业与机关、事业单位分配机制区分开，企业体制改革，当了工人的前知青，又面临下岗、面临收入差距拉大、面临退休待遇不公的命运。他们是最倒霉的一代。
        三、“上山下乡”对农村建设毫无正面作用
        “上山下乡”运动十年，从本质上说，农村没有改变知青，知青更没有改变农村。“知青”与“农村”是被毛的“上山下乡”政治运动强扭在一起的，我敢说没有任何一位知青愿意扎根在农村，也没有任何一个农村愿意收留知青。毛所说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那都是谎言，随着“上山下乡”运动的终结，两者之间的关系基本上画上句号，个别人因为这一段经历，与某个农村保持有某种联系，那只是人与人之间基于感情而衍生出来的，而不代表作为一种政治运动的作用。
        四、“上山下乡”是一种历史的反动
        “上山下乡”是历史的正动，还是历史的反动，我们很容易理解。试想，如果今天有某位领导人，突然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或者将大学关闭，将所有的高中毕业生赶到乡下去，然后再从上山下乡的知青中招生、招工、招干，你说这位领导人会在台上呆多久？
        毛是一位“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大人物，居然可以号召学生“造反有理”！居然可以让学生只读毛著作！居然可以让学生批斗老师！居然可以关闭所有的大学！居然可以将所有的年青人赶到乡下去！我们这个国家需要反思的东西实在太多，特别是对于毛与文革！

        附：特殊知青
                                                                  特殊知青

        一九六七年底至一九六八年初，我情绪低落，悒郁迅速地在心中沉积。一来是因为文革的喧嚷嘈杂不断地刺激着我，我感到无所适从；二来是由于我的恋情一直得不到回报，使我好伤心。
        一九六八年底，市林业中学奉命解散，我和Ｙ•Ｃ接到进小教学习班的通知。教师本来是我最挚爱的职业，然而，此时我已经完全厌倦了。在教师的岗位上，我还能做些什么？教孩子们背诵毛主席语录，教他们“早请示，晚汇报”吗？我的心里充满着悲伤，有一种类似于“失恋”的感觉。多半受到我的情绪的影响，我和Ｙ•Ｃ一起向有关部门递交了插队的申请书。适逢全国正掀起上山下乡的高潮，所以很快被批准了。我们成了王台公社最早报到的特殊知青。
　　
　　因为Ｍ•Ｊ的缘故，我们选择了Ｆ•Ｄ大队落户，而大队又把我们一同分配在离队部三华里的××村。××村是南方山区再普通也不过的小村子。二十多户农家，一百多口人。二十多幢农舍七零八落地挂在又窄又陡的山脚边。贯穿全村有一条高低不平的石子路，牛粪、猪粪随处可见。路边是一排又脏又臭的茅厕，水沟里积满了拉圾和污泥。全村人都到稻田边的一口浅井里打水，水质还是满清甜的，只是桶底带来的污物在水面浮成一片。初到这个村子，使我太想念井窠的那片枫树林，然而，我象一支离弦的箭，越飞越远了。
　　我从来就是文弱的，又非常情绪化，此番，把自己的生活来了一个底朝天，着实不易。冬天冒着严寒，在刺骨的烂泥田里翻土，夏天顶着烈日，在高温酷暑下收割。劳累驱散了忧郁的愁云。不到一年的时间，我的那双光洁柔软的手，彻底改变了模样：指节突起，掌心的茧子连成一片，纤细的纹路被磨平了，剩下的几条粗粗的手纹里，着上土的颜色，常常有些疤痕。
　　当你拖着疲惫至极的身子，踏进那间陋屋时，多么想听到灶堂里响着柴火燃烧时的噼啪声，看到锅盖边冒出腾腾的热气。此时，Ｍ•Ｊ远在二十多里以外的高埠当民办教师，只有当她回到我身边时，我才能偶尔享受到家庭的温馨，于是我们决定结婚。她放弃了当民办教师的机会，跟随我过完完全全的农家生活。我太需要她，她也很乐于厮守在我的身边。一九七О年元旦，我和Ｍ•Ｊ在××村的农舍里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只邀请了几位挚友和村里的长者。我还为朋友们准备了一首诗《给朋友们的新年祝辞》：

　　　　我的朋友，谢谢你们了！
　　　　在过去的动荡的年代，
　　　　我们都有过热炽的幻想，
　　　　沉闷、痛苦、疑虑与沉思，
　　　　还有那无忧的欢乐和激动
　　　　这一切都熔化在圣洁的友情之中。
　　　　如今，在这所简陋的小农舍里，
　　　　我们又紧密地围坐。
　　　　朋友们，请用农家的酒把杯子斟满吧，
　　　　干完了这一杯，我再开始庄稼人的怨诉：
　　　　冬天，严寒笼罩着山谷，
　　　　鸭儿只在田埂上呵着气，
　　　　懒得把食物寻找，
　　　　而烂泥早已溅满了农人们的裤兜，
　　　　他们在没膝的田地里把地翻倒；
　　　　春天一定是明媚的，
　　　　挑个暖和的日子，
　　　　小伙子们和姑娘们骑着单车，
　　　　到刚苏醒的田野上走走，
                庄稼人却在太阳出来之前开始劳作，
　　　　一直忙到太阳累了，
　　　　他们才匆匆地到小沟边洗脚；
　　　　夏天的河滨热闹非凡，
　　　　红红绿绿的游泳衣，
　　　　把少女们装点得分外漂亮，
　　　　而农人们的脚泡在烫人的水田里，
　　　　不怎么好受，可是白天却不要命地漫长；
　　　　秋天总该是快乐的日子，
　　　　孩子们结束了假期的胡闹，
　　　　背上书包重新走进学堂，
　　　　把小伙伴们仔细地打量，
　　　　庄稼人也把稻子收进谷仓，
                他们用心地计算今年的口粮，
　　　　唉，辛苦了一年又是如此勉强！
　　　　但是，农人们有农人们的快乐，
　　　　那静僻的乡下是恼人的喧嚣
　　　　吹临不到的地方，
　　　　而话儿也不必用糖衣壳包好，
　　　　人与人的交谈就和呼吸一样便当。
　　　　还有那咒骂，虽然粗野却很痛快，
　　　　把心中的忧怨和愤怒统统骂出来，
　　　　骂完了再唱支歌
　　　　农人们有农人们的快乐！
　　　　举起酒杯吧，我的朋友们，
　　　　把这盏农家的酒喝尽，
　　　　喝完了，我们再斟一杯，
　　　　然后开始我们的祝福：
　　　　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活着并且快乐，
　　　　祝农人们在新的一年里有个好年景，
　　　　祝所有劳动着的人，
　　　　在未来的一天里能唱一支欢乐的歌！
　　　　　　　　　　　
                                                                         1969、12、10
　　
       我的缪斯和我一同体验了种田生活的朴实与艰辛！

　　我从来都把1969年2月14日当作我和Ｍ•Ｊ的人生新起点。对于我们，那张结婚证书和仪式实在算不得什么，然而蜜月带给我的快乐却使我终生难忘，这蜜月至今仍以一种恬淡的方式延续着。世界上的男人和女人，因为互相吸引才有了性的结合，但是维系婚姻的最可靠的基础却不只是性吸引，更重要的是相互间的至深的爱和至诚的责任感，正是这爱、这责任感帮助人抵御生活中的种种诱惑！

　　结婚以后，我和Ｍ•Ｊ完完全全按照农人的方式生活：
　　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翻土、耙田、插秧、锄草、收割……，样样农活都干，甚至还上山当“材夫”：伐木、拖“驴”；Ｍ•Ｊ在家中烧饭、洗衣、喂猪、种菜……。
　　××村是一个很穷的生产队，人均口粮不过三百余斤谷子，十分工也只能分到五、六毛钱。年终分红，超支户占了一半多。每年的五、六月份，青黄不接之时，队里的谷仓空空如也，只好集体向外村借粮。象我这样一位半路出家的文弱书生，又遇上这样的穷队，日子之艰难可想而知。没米、没钱常常困扰我们，主要依靠夫妻恩爱，我们战胜生活中的艰难困苦！
　　一九七〇年十月底，我们的头一个孩子降生了，是一个十分漂亮的女婴：高高的鼻子，明亮的灵活的黑眼睛，眼皮的皱折边还有一小点红色的胎记，一家人高兴得不得了。本来，我想把她取名为“铁君”，但我母亲认为犯忌，于是在我们为男孩子准备的名字中挑出一个：Ｃ•Ｓ，来给她命名。真希望她的未来能阳光普照、光明永驻！或许是我沉到农夫的生活中太深的缘故，连我们的生育的方式也和别的农夫毫无二致。“人穷孩子多”,在我们的身上得到应验。在短短的八年间，我们生养了四个孩子：两女两男。这在农民的眼里算是福气，但对于本来就生活在艰难之中的我们，的确是不小的负担。
　　当我结束插队的生活，面对招工的官员们，我开玩笑着说：“我插队的最大收获就是生了四个孩子！”

　　我们的房东阿×叔是一位本份厚道的农民，四十多岁，有六个孩子。老婆当家，他只知道没日没夜地干活。他的老婆比他年轻好几岁，有几位“契哥”：生产队的干部、木匠……。这些“契哥”准能给她的负担沉重的家庭带来实际的帮助。她待我们十分客气，始终称我“Ｃ老师”，在全村，这样称呼我的仅她一人，有时还送些蔬菜、芋头之类给我们。阿×叔空闲时，常常抱着最小的孩子到我们这边来串门，他喜欢问这问那，对于外边的事物表现得很惊讶！
　　有一回，他和我谈起“孩子要不要读书”这个话题，他自言自语道：
　　‘读书，莫干、莫干（方言：无用的意思）！一个字认不识也使不得，孩子会识字、会记工分就行。”我实在找不出反对的理由。我自己就是书读得太多，而挣工分挣不过别人的实例！
　　生产队会计“洛索”，算是村里的识字先生。别看他又瘦又小，样样农活都是好把式。他的十几口人之家被他调理得殷实而井井有条。因全家人都到队里挣工分，家里又多养猪、多种菜，甚至还种上几棵果树，所以，他从不超支，算得上××村自给自足的典范！
　　我喜欢在田间边干活边和他聊天。有一次，我和他谈起外面世界的三种农业经营模式，并有意向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苏联的集体农庄、美国的大农场和日本富裕的小农经济，如果由你选择，你喜欢哪一种模式？”出乎我的意料，他选择了“苏联的集体农庄”。或许，只有苏联的模式和我们六、七十年代的农村经营模式还有一些相通的地方！
　　生产队长“阿×哥”也是一个小个子，但他的嗓门却很大，做起报告来条条在理。我不知道，他的这种演讲能力是与生俱有的呢，还是后天锻炼出来的？不过，他有一个老毛病，喜欢骂人（实际只是训人），村民们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骂人死”。几年之后，他的一村之长的地位终于让位给年青人，但这些年青人的能力却并不比他强。
　　Ｍ•Ｊ的姑丈也是一位村干部、老党员，但他的脾气和“阿×哥”却大不相同。上、下两头都能应付得好好的，从不得罪人，哪怕是村里最没用的人。他有中国农人的机警与狡诘。在田间地头，他常和我聊五八年、五九年、六〇年的往事：放卫星、小丘并大丘、水肿病、饿死人、工作队派民兵用枪逼着村民们打着火把，冒着严寒下田…┄。从他的追叙中明显地听得出一种不满与无奈！
　　上坪阿姨是我们的邻居，在艰难的生活中，她给我们很多的帮助，她和她丈夫可算作乡村草医，一般的小疾病，只要隔着门洞对她说一声，很快就有一包草药从门洞里递过来。我们的二女儿在仓促之中降生，我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只好求助于上坪阿姨。她二话没说，权当一回产婆，见到Ｍ•Ｊ母女平平安安，我从心里感激她。
　　可惜好人不长寿，她后来死于脑冲血！

　　对于我的农民兄弟，最快活的事要数“过生活”。每逢新历的节日或者收成之后，全村的男女老少高高兴兴地张罗起来：宰猪、杀鸭、舂糍粑，搬桌椅、借碗筷……，为的就是能集体饱餐一顿。
　　我的头脑中至今还清晰地储藏着这样的画面：
　　手挚火把的是现在已死去的××村的农民Ｍ•Ｘ，他在吃饱了、喝足了之后，牵着年幼的孩子，后边还跟着一群，火光照亮了他黝黑的脸，那上面流溢着满足的神情。他正踏着一级级的石阶而下，全然不顾脚下的泥泞，蹒跚着往家里走去。
　　在《新年寄语》中，我这样写道：

　　　　细雨飘飘，
　　　　新年就在这阴暗的早晨来到。
　　　　我的农人兄弟们
　　　　找不到别样的娱乐，
　　　　这该死的天气，
　　　　也没有什么活儿特别值得操劳。
　　　　大伙儿们，动手吧，
　　　　宰猪、杀鸭、舂糍粑，
　　　　用自家的酒把疲劳的心肺灌浇。
                然后点一把松明，
　　　　在肮脏的泥泞中蹒跚，
　　　　大家散到各自的农舍里，
　　　　美美地睡它一宵！
　　　　……
                                                            （1973年元旦）
　　
         Ｍ•Ｘ就是我此诗中手挚火把的模特儿。

　　一九七一年底， F、G、Z三大队合并。 或许是因为在这一千多口人中，数我的文化程度最高，他们推荐我当大队会计，并兼文书之职。我才从繁重的纯体力劳动中解脱。这个半脱产的职务，使我逐步地恢复了与外界的联系，并有了时间和机会，学习会计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或许是因为我有牢固的知识基础，再或许是因为会计学与我的思维脉胳特别吻合，我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了这方面的行家。公社举办的会计培训班给了我重操旧业的机会，这种短暂的复返，竟然使我情绪亢奋，想入非非。
　　我无法按照厦门大学经济系编写的《农村生产队会计》教材讲课，我认为那本书编得不得要领，初学者难以靠它自学入门。在Ｊ老师的鼓励下，我动手编写了一本长达１６８页的《农村实用会计》讲义，但这本小册子始终只停留在讲义的水平上，难以再前进一步。后来，随着农村经营模式的改变和我脱离会计的岗位，我在这方面的努力完全停止和淡忘了！不过讲义中关于“珠算新除法”的部分，我至今仍视为珍宝。
       

        一九七五年，大队知青房建成，我离开生活了五年的××村，迁往新居。我的左邻右舍全为清一色的知青，我这个拖妻带子的老知青成了他们的兄长和带头羊。
　　远看知青这个群体，好象他们并无多大的差异，但是，当你走近他们，和他们朝夕相处，你就会发现这原来也是性格各异、感情色彩很不相同的一群。当然，他们都有一个最迫切的共同愿望：上调回城！
　　Ｍ•Ｔ是一九六九年插队的老知青，始终给人听话和乖巧的印象。他常随带一个红色的小布包，里边装着的毛选四卷从未翻动过。一有风吹草动，比如，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儒法斗争，他都不失时机地向工作队和支部写材料、表决心。看来，这一招果然灵验。他就是以“路线觉悟高，敢于斗争”而战胜对手，被招工回城的。人们祝贺他所在的生产队队长：“你队今年又增产了1200斤！”（因为该队一下子上调了两名知青，而每人每年的口粮是600斤。）
        Ｘ•Ｒ和Ｗ•Ｑ本来是一对好朋友，下乡六年，眼见着伙伴们一个个走了, 难免心急起来， 敏感和烦燥日盛一日。 Ｘ•Ｒ已发烦到难以自控的地步，公开抱怨、发脾气、与干部争吵，而Ｗ•Ｑ则更善于隐藏自己焦急的心情 ，他卖力干活 ，与所有人搞好关系，不过他时刻都在留意有关上调的风声。终于有一天，大队干部要在他们俩人中选择一个上调，有人在会上提议让Ｘ•Ｒ先走，理由是怕他受不了刺激会精神失常，大多数人都倾向这个意见。Ｗ•Ｑ一下子就知道了内幕消息，他爆炸了，他采取了正面攻击和迂回包抄的办法，结果把自己的好朋友给挤了下来，取而代之。在这场决定人的命运的斗争中，人的脆弱的本性彻底地暴露出来！
        一九七四年插队的Ｈ•Ｈ是一位热爱文学的姑娘。她能背诵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她还读过《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青年近卫军》、《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她知道俄国作家列•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和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肖洛霍夫、高尔基……。对于这一切错过的东西，她都觉得十分羡慕和向往。共同的爱好使她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 我在田边见到她高高地卷起裤管，挑着一担秧 ， 我的心中跳动着一位在煤油灯下轻轻叹惜着的少女的形象。

                晚风吹拂着她的发缕，
                发缕下流淌着少女的春泪；
                明月抚爱着她的胸脯，
                胸脯中微跳着碎裂的心肺。
                在田园僻野的静寂中，
                姑娘凝视着灯，她愁思着，
                想把旧日的生活追回：
                谁没有过青春的激动，
                当小伙子在你的窗下徘徊？
                谁没有过友谊的欢快，
                当女友为了倾吐秘密而感激地相会？
                谁没有过迷人的希望，
                当青年朋友们谈论着明天，
                心中涌起阵阵躁动？
                啊，许多年过去了，
                一切都随着学生时代
                在姑娘的心中僵冻！
                没有了友谊，没有了爱情，
                没有了理想，没有了青春，
                生命也沉没在田园的孤寂中！
                但是，我想对你说呀，好姑娘：
                快把过去了的一切遗忘！
                凭着你天庭般的容颜，
                凭着你深情的眼，
                更凭着你插秧的手和挑担的双肩，
                你应当永远是你生活的女王！
　　　　　　　
                                              （《致少女》　1974、8、22）
　　
        她后来招工进入纺织厂，恢复高考以后，通过大学教育，终于当上了中学语文教师。
　　一九七七年以后插队的知青，境况大不一样，大家都把上山下乡当作一种等待，不必为先走后走而剧烈竞争，原先学习基础较好的，专心温习功课，迎接高考。
　　Ｋ•Ｋ是一位十足的书生，和我可以算作谈友。我们谈文学、谈政治、谈现实、谈未来。我还让他读过一些我写于那个年代的诗。他始终谦虚地称我为老师。恢复高考的第一年，他考取厦大哲学系，毕业后在地委党校任教，后调组织部工作。对于他的弃教从政，我很不以为然。不过，现在一切都成了多余，一九九三年他死于肝癌，令人惋惜！
　　Ｇ•Ｐ是一位热爱文学的姑娘。她和我们一家人关系融洽，尤其喜欢我的当时才四岁的鹏儿，戏谑地要鹏儿和她以“老朋”互称。一九七八年考取省电子工业学校，和我们道别时，我赠一首诗给她：
                　　　　
                别了，幸运的姑娘，
                你用聪明的小手，
                勾画了自己的理想，
                 随着再把锦绣的前程开创。
                 如今，你生活的帆船，
　　　　   已经历过急流险滩，
　　　　  它没有搁浅，顺利地
　　　　   抵达这自由的港湾。
　　　　   前边，成群的海鸥在飞翔，
　　　　   大海闪跃着蔚蓝色的光。
　　　　   骄傲吧，陶醉吧，年青的姑娘，
　　　　   任你驰骋的是广阔的海洋。
　　　　   风啊，请把那
　　　　   幸福的帆篷鼓满，
　　　　   “波浪也不要猛然颠簸，
　　　　   以免疲惫她的心房”。※
　　　　　　
                                            （《给Ｇ•Ｐ》1978、8、18 ）

                ※此句出自普希金的《致海船》一诗。
　　
        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时，我已经三十岁，是三个孩子的父亲。我也曾有过跃跃欲试的念头，但是不与命运抗争的怯弱的天性阻住了我。在母亲的反对和妻小无人供养的冠冕堂皇的理由下，我放弃了偿试。回想起来，这是我人生道路上最重大的错误：我失去的或许不仅仅是一个补偿的机会，而且是从此失去一个新的起点！

　　一九七九年，“上山下乡”这个文革的衍生物终于成了历史，对着空荡荡的知青房，我也面临艰难而痛苦的选择。回城吧，离开城市已十余年，它已经不属于我，重操旧业吧，又苦于归队无门。
　　我终于做出了不是选择的选择：下山但不回城。我被招工进供销社当营业员，仍然留在我插队的Ｆ•Ｄ。就我个人而言，这种阴差阳错既是历史的误会，也是命运的无奈。我在过了而立之年后，重新回到我十八岁时的起点！有时我自己也感到迷惑：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我从来都是很情绪化的，为了追求精神的宁静，我舍弃平坦与安适。我所追求的原本就是世界上最平常、最普通的东西，然而，在很长的一个时期里，这种追求却可望而不可及！
        如今，你的追求实现了吗？我无法简单回答。
                                                                                                                   1996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