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之子回母校组织文革道歉会

                                      陈毅之子回母校组织文革道歉会向老师鞠躬
                                                      2013年10月15日 06:13
                                                           来源：中国青年报

                                                      陈小鲁在道歉会上发言

                                                            原标题：为心道歉

       陈小鲁已经67岁了，他想寻求一种能够让自己问心无愧的生活。所以，在这个国庆长假的最后一个休息日，他早早起床，将一封写好的“道歉”讲稿装进皮包，然后开着自己蓝色的大众POLO车向北京八中出发。几天前，他专门上网看了一晚上“五四宪法”，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他说，自己当年违反的是第8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法院决定或者人民检察院批准，不受逮捕。

        他要为之道歉的往事发生在47年前—— “文革”初期，北京市的各中学爆发了对校领导和部分老师的批斗。在这场浩劫中，北京八中党支部书记华锦自杀身亡，教师高家旺自杀身亡，党支部副书记韩玖芳被打致残。

        在那段疯狂的岁月里，陈小鲁的名字广为人知。他是北京八中的“造反”学生领袖、革委会主任，而他的另一个身份则是——陈毅元帅的儿子。

        “像曹操讲的，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有话不说，就太晚了”

        白色长桌的一边坐着8名曾经的中学教师，头发白了；另一边坐着15名曾经的学生，头发大多也已经白了。10月7日，北京市第八中学对面一间茶社的会议室里，空间局促，暗淡的灯光照在老人们的脸上。

       “在座的，张显传老师80岁了，大部分老师也都70多岁了。连我们这些学生年龄最小的也有60岁了，已经过了耳顺，而你们都是古来稀了。像曹操讲的，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有话不说，就太晚了。”穿着蓝格布衬衫的陈小鲁第一个发言。他的头发已经全白，皱纹也深陷在脸上。

        此前他曾经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实际上已经有点迟了，为什么这么晚才公开道歉，因为你过去不愿意面对这个历史。”那时候他的语气还显得很平静。

        但在这一天的道歉会现场，他的情绪则有点激动。陈小鲁放下手中备好的讲稿，大声地致开场词：“‘文革’之后，老师对我们的冒犯宽容大度，我想代表八中当年伤害过你们的校友，向你们真挚地道歉！”

        这已经不是陈小鲁第一次向老师表达歉意。过去在校庆活动时，他曾经专门走到几位当年遭受批斗的校领导面前亲口致歉：“老师对不起了，当年让你受苦了。”但他渐渐觉得，相比于私下致意，自己还欠老师一个“公开而正式的道歉”。

        今年5月，老同学计三猛专门给担任北京八中老三届同学会会长的陈小鲁打来电话。他说自己前几天回学校看望老师，当年的生物老师赵荣尊告诉他，“当年教过你们的老师，每年都有去世的，一个个地都凋零了。”

        老师的话让计三猛和陈小鲁感到，“再不道歉就来不及了”，组织一场聚会的想法也由此产生。后来陈小鲁曾把他们商议此事的邮件转发给记者，那时他就有送一封信给老师的想法，有感谢，有道歉，有祝福，“信不要长，情真意切就行”。

        陈小鲁没有想到，这件很私人化的事情会在不久后引起关注。

        2013年8月19日，一封落款人为陈小鲁的“道歉信”出现在“北京八中老三届同学会”用作内部交流的博客上。信中这样写道：“八中老三届同学会正在安排一次与老校领导和老师的聚会，我希望能代表曾经伤害过老校领导、老师和同学的老三届校友向他们郑重道歉，不知道校友们是否授权我做这样一个道歉？”

        后来，这篇博文在8月21日被媒体发现，并被拟上了“陈毅之子陈小鲁就文革中批斗学校领导发道歉信”的题目，随后在网络中广为流传。

        “很多记者给我打电话，家里人也说，你出了名了，全世界都知道了。”陈小鲁事后回忆。

        “过去有出戏是‘三娘教子’，现在是‘子教三娘’”

        和很多人想象的不同，这封所谓的“公开道歉信”其实只是陈小鲁回给同学会秘书长黄坚的一封私人邮件。

        “我收到了黄坚发给我的一组照片，全部是1966年校领导被当做黑帮批斗和劳改时的情景。”陈小鲁记得，黄坚在邮件的最后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中国历史上需要道歉的人很多，但是我们今天——一个历史上特殊的日子，可否从我做起，勇敢地向老师们说一声：对不起您了，我们真诚地道歉！”

        那天是8月18日。47年前的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和红卫兵。那一天，陈小鲁和上百万人齐声高喊着“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口号走向广场。

        陈小鲁看着已经泛黄的照片，记忆越来越接近1966年。

        一张照片里，几百名学生聚集在教学楼中间的大院里，两名戴眼镜的女教师正低着头站在水泥台上接受批斗。一旁的男教师举着一块小黑板，上面用粉笔写着“黑帮分子”四个字。身后的平房上，则挂着写有“永远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字样的条幅。

        陈小鲁依稀认出，其中的一位女老师正是党支部书记华锦。

        那一年陈小鲁刚满20岁，上高三。他所在的八中是北京市重点中学，学生中大约有三分之一都是干部子弟，因此也被称作“政治起家”的学校。

        回忆当年，陈小鲁笑称自己“左得很”，整天学的都是“阶级斗争”、“反修防修”这些东西。“文革”爆发前一年，干部子弟中流传说，毛主席讲，学校已经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了。

        “当时就想，谁统治啊？肯定不是学生啊，那只能是校领导吧！”那一年，陈小鲁在墙上贴了一张大字报，写的是“让阶级斗争的风暴来得更猛烈些吧”。

        1966年，“文革”爆发，学校停课。6月9日，一张大字报贴在八中里，揭发说学校的一个工友因生活艰难而卖血。“这在当时是很煽情的，我们觉得校领导太没有阶级感情了。”陈小鲁记得，当时全校群情激愤，学生们把校领导揪到水泥台上批斗，底下站满了人，有的初中生还戴着红领巾。

        校领导靠边站后，陈小鲁自然而然地成了造反学生里的领袖人物。他在全校教师大会上代表学生讲话：“过去有出戏是‘三娘教子’，现在是‘子教三娘’。”

        后来，各个学校大都模仿巴黎公社原则成立“校文革”并选举了革委会主任。在八中，陈小鲁得了1100多票，只差20票就满票通过。

        “那是一段不堪回首，但要终身面对的日子”

        “文革”爆发时，黄坚也在念高中。当时流行一句话是“好人斗坏人，活该；坏人斗坏人，狗咬狗；坏人斗好人，经受锻炼；好人斗好人，误会，不打不相识”。 黄坚亲眼看到校领导被学生抡着皮带追打，有人还振振有词： “这是考验我们革命不革命的时候”。这种恐惧延续至今，在中国青年报记者的一次电话采访中，他曾在回忆往事时一度哽咽得说不下去。

        2011年，北京八中为迎接90周年校庆有了筹建校史馆的打算，黄坚一下子收到了许多老校友提供的照片，其中就包括他后来发给陈小鲁那组。但当时黄坚清楚，“这组照片根本不可能被选上”，便拿相机把它翻拍下来。

        陈小鲁很快回复黄坚，邮件里写道：“我的正式道歉太迟了，但是为了灵魂的净化，为了社会的进步，为了民族的未来，必须做这样道歉，没有反思，谈何进步！”

        第二天，8月19日，黄坚将这封回信放到了同学会的博客上。

        “我确实没想到，他看到这个东西后会有这么明确的表态。”黄坚说，此前也曾接触过私下里向老师道歉的校友，有的人“甚至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向老师道歉”。但陈小鲁的反应仍然让他感到“很不简单”，“因为陈小鲁本人并没有打过人，他也公开反对打人”。

        他们的老师赵荣尊曾经提起，当年，几个初中学生把她堵在教室里，要给她戴高帽、剃阴阳头。凑巧路过的陈小鲁拦下了这些少年，“你们可以批，但不许揪斗，不许剃头”。后来，赵荣尊挨了一个多小时的批，陈小鲁也陪在她身边站了一个多小时。

       “经过了47年我算明白了，人有他的尊严，有他的权利，是受宪法保护的，但当时我不知道这些。”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陈小鲁坦率地说道，“我那时候只是有个朴素的认识，党的传统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里有一条，不能虐待俘虏！”

        但北京八中的局势还是一天天变坏下去。那时候，社会学家郑也夫正在八中念初中，选革委会主任的时候，他还投了陈小鲁一票。 “我敢说，打人的事情，当时在校的所有学生，没有人不曾目睹过。”郑也夫亲眼看到，一个常年患病、平时不来学校的“右派”老师，因领工资来校时，被在全校打人“名气最大”的一个高二年级的红卫兵截住，两人面对面时，“就像羊面对狼一样，老师眼里的那种恐惧，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最后这位老师遭到一顿暴打。

        死亡很快发生了。一天，八中党支部书记华锦上吊自杀。此前，一名学生曾经在校园里遇到过她。“我受不了了。”华锦对他说。陈小鲁至今都记得，自己赶到学校南侧的那个教室里时，华锦全身浮肿，一动不动地躺在窗下的水泥地上。

        “那是一段不堪回首，但要终身面对的日子。我作为当时八中学生领袖和校革委会主任，对校领导和一些老师、同学被批斗、被劳改负有直接责任。在运动初期我积极造反，组织批斗过校领导，后来作为校革委会主任，又没有勇气制止违反人道主义的迫害行为，因为害怕被人说成老保，说成反对‘文革’，那是个令人恐惧的年代。”

        47年后，陈小鲁在回复给黄坚的信中这样写道。

        “八中有1000多个学生，是每个人都造反了吗？是每个人都去积极批斗老师了吗？没有啊！”

        “当时老三届同学会内部反应也挺大的，支持的人很多，但也有人觉得小鲁有点矫情，还有人提出，要站出来道歉的应该是当年打过人的学生，而不应该是他。”计三猛回忆起此事被公开后的情形。

        8月24日，学者张鸣发表了一篇题为《对文革的深度反思需要忏悔和道歉》的文章。他写道：“不止‘红二代’，就是一般人，也往往在‘文革’中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他们或深或浅都是受害者，另一方面，也程度不同地参与过伤害别人……但是，不知怎么一来，所有人突然之间都变成了受害者，偌大的一个民族，几亿人都在受害，而加害者只有林彪集团和‘四人帮’……这样一来，一场持续十年、卷入几亿人的灾难，除了几个死掉和在监狱里的人之外，在现实生活中，就没有了加害者。”

        采访中，陈小鲁专门谈到这个问题，“我是没有打人，但我还是造反了，这一条我就错了。你可以推脱，说那是大环境的错，不是我的错。这也对。但是这件事情就发生在八中啊，八中有1000多个学生，是每个人都造反了吗？是每个人都去积极批斗老师了吗？没有啊。我也可以选择不挑头，但我还是参与了，而且是带头的呀！”

        “他就讲，正式道歉这个事情很重要，要尽快做。对那些身体不好走不动的老师，他想登门拜访，一个个去看。”黄坚记得，在这件事成为舆论焦点后的第三天，陈小鲁就和他们相约前往海淀区的阳台山老年公寓，那是当年的教育处主任李阿玲如今生活的地方。

        “是小鲁要来看我吧。”在电话里，李阿玲似乎已经知道他们的来意。那一天，86岁的她很早就站在公寓门口等待自己的学生们。

        “不要提道歉的事情，不怪你们。”满头银发的李阿玲给陈小鲁拉来一把椅子，让他坐在自己的对面。

        “老师对道歉看得很淡，也很宽容。”黄坚说，相比于“文革”时受过的苦，李阿玲似乎更愿意回忆那些人性中的温暖。有一次，李阿玲在校门口被一帮学生们围住，结果一个老师远远赶过来喊，“你这个黑帮分子，还不赶快给我滚蛋！”接着，这个老师还骑着自行车在后面追她，“后来我才知道，其实他不是追我，而是想赶快到前面去拦7路汽车，让我赶紧跑”。

        知道学生们要来看自己，八中的老校长温寒江也很高兴。他89岁了，但交谈起来仍然兴致勃勃。只有在偶尔提起那段旧时光时，他脸上的神采才整个儿黯淡下来，“音乐堂那次批判会之后，我被打了3个小时，很痛苦……”

        这是一段很多人不愿意再提及的往事了。批判会在中山公园的音乐堂里举行，参与者是来自“四、六、八中”的学生，站在台上接受批判的“黑线人物”包括北京市教育局书记张文松、局长李晨以及几个西城区重点中学的校领导。

        作为这场批判会的组织者，陈小鲁起初的想法很单纯，“那时候要‘找题目’，总要找个事情搞一搞运动”，他原以为，“开批判会嘛，大不了就是喊喊口号”。

        意外很快发生了。黄坚当时坐在音乐厅的最后一排，“突然一群学生就冲上了主席台，抡起皮带就抽，看得我们胆战心惊！”

        “没办法了，挡不住的”，主席台上的陈小鲁举起红卫兵的旗子，朝着那些冲上台的学生喊口号，“停下，把他们‘踏倒’在地！”

        “连制止打人都要用侮辱人格尊严的口号。”提起那段往事，陈小鲁唏嘘不已。也正是在经历这一幕之后，他的思想开始由“造反”转向“保守”。

        “那次批判会是我组织的，影响很坏，因此我想向您当面道歉。”陈小鲁接过老校长的话茬，说出了那句埋在心里很久的“对不起”。

        “这不能怪你们，当时你们还是文明的。”温寒江摆了摆手，平静地说，“‘文革’中的错误不能简单归咎于哪个人，更不能由你们这些学生负责。”

        黄坚举起相机，拍下了师生和解的这一幕。照片里的温寒江的确已经老了，他的腰背开始弯曲，连眉毛都掉得很厉害。坐在他身边的5个学生也不再年轻，他们中的三个人有了严重的谢顶，另外两个人则已满头白发。像很多这个年纪的老年人一样，他们开始耳背，有时会听不清对方的讲话。

        几天后，黄坚把当时的情形整理成文发在了老三届同学会的博客上。不久前，他刚被诊断出患有胸膜炎，每天要吃几十粒药，但他还是把大部分时间放在了张罗这些事上。

        “你看到了，再不道歉，我们就都太老了。”他说。

        “我们不说，对不起自己，对不起老师，对不起后人和历史”

         在10月7日的道歉会之前，陈小鲁接到一个《纽约时报》女记者打来的电话。

        “陈先生，我曾经采访过你的父亲，他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电话那头的声音已经不再年轻。

        几天后，这名70多岁的老记者如愿见到了陈毅的儿子、也已经年近70的陈小鲁。

        “那时我很幼稚。”她告诉陈小鲁，自己是澳大利亚人，当时是一名左派大学生，1967年她慕名来到中国，并在陈毅兼任外交部长期间，得到过他的亲自接见。在中国的时候，她也穿军大衣、戴红袖章，打着红旗到处参观。

        这种历史戏剧性同样存在于陈小鲁身上。一个曾与他在“文革”期间有过通信往来的学者认为，“陈小鲁的这种政治态度和立场代表了一批人，特别是代表了那批在‘文革’初期最早响应毛泽东号召起来‘造反’，又最早对发动‘文革’表示怀疑直至否定的人们。”

        1971年“9.13林彪坠机”事件是陈小鲁思想转变过程中的又一个节点。“林彪都副主席、接班人了，他为什么还要造反？他干嘛呀？吃饱了撑的？”陈小鲁有了一个解不开的“思想疙瘩”。

        1975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兴起，作为沈阳军区最年轻的团政治部主任，陈小鲁被分配到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批邓”。出乎很多人意料，他给岳父粟裕写了一封信申请调动。“道不同不相与谋”，他在信里写道。

        “之前我不知道自己错，但那时候不是了，搞这一套我自己心里头接受不了。”陈小鲁说，从那时开始他已经“不想再说违心的话了”。某种意义上，这种性格部分塑造了他此后的人生轨迹乃至精神世界。1991年，他与体制告别，下海经商，自称“无上级个人”。及至今天，这种民间身份则间接帮助他可以选择公开向历史低头致歉。

        “已经47年了，将近半个世纪，经历了风风雨雨，开始一步步反思，当时觉得‘文革’是政治错误，后来发现它的根本问题在于违宪。”10月7日，坐在茶社会议室的红色沙发上聊起这些时，陈小鲁显得忧心忡忡。他开始主动谈论当下，反复提及“反日游行里那些砸车打同胞的年轻人”，“‘文革’的基因是不是已经消除了？类似的东西会不会再发生？很难说。”

        “就像帕金森病一样。”陈小鲁拿起摆在面前的杯子，“如果今天拿个杯子打碎了，你可以说是失误是走神，但如果你每次都打碎，那一定是你存在问题，不正视，怎么解决？”

        陈小鲁看重反思，却反感舆论“将道歉者崇高化”，“每个人都是在书写自己的历史，这只是我的个人选择而已。道歉就高尚，不道歉就不高尚？我不认为是这样。真正的反思不见得非要道歉。我相信，那段经历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刻骨铭心的。”

        在众多接受采访的当事人里，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秘书长郝新平对那段狂热的岁月印象深刻。1966年8月18日，作为北京师大女附中（现北京实验中学）的红卫兵代表之一，她曾在天安门城楼上获得了毛泽东的接见。而就在那次接见的13天之前，这个北京市最著名女校的校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卞仲耘被自己的一群女学生打死，成为北京市‘文革’中第一个遇难的校领导。那一天，郝新平亲眼看见奄奄一息的卞仲耘“就躺在推垃圾的车上”。

        2011年，500多名校友自发捐款为卞仲耘立了一尊铜像。“也有同学私下里向还在世的校领导道过歉，但打人者都背着很重的包袱，到现在也没有人敢于站出来为此公开道歉，所以我看到小鲁的事后很受触动，我们这一代人，应该给社会历史一个交代。”郝新平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自己曾经发短信询问陈小鲁关于公开道歉的事。

        很快她就收到陈的回复：“遗忘是人类的天性，九零后有几人了解这段历史？我们不说，对不起自己，对不起老师，对不起后人和历史。”

        “我挺希望他们能了解那段历史，哪怕知道我们八中曾有过这么一段黑暗的时期也行”

        像很多六七十岁年纪的人一样，当这些老人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谈论着身体近况、老年公寓以及北京的雾霾天气。只是在一些特别的时候，他们的对话里才会透露出这场聚会的不同之处。比如，当他们分成两排落座时，忽然有一个老人问起另一个老人：“咦，我是不是教过你？”

        47年后，老师不再像是老师，学生也不再像是学生。他们的年龄之和已经超过150岁，而相互之间的年龄界限却不再那么分明，白发、老年斑以及日渐松动的牙齿同时在他们的身上显示着岁月的力量。

        但在10月7日上午的这场聚会上，他们又部分恢复了往日的神采。年轻的、年老的、黑白的、彩色的他们出现在一张张的照片里，在会议室内的投影屏幕上反复播放。所有人都出神地看着，有的老人被旁边的挡住了视线，就用手拄住桌，探着头看，另一些人索性站了起来。黑白和彩色照片里都是一些值得追忆的好时光。许多人找到了他们第一天走进校园时的样子，另一些人则回想起这个曾经的男中头一回迎来女生时的热闹。

        循环播放的照片里并没有1966年的那段日子，这是播放者黄坚刻意的安排。但那些残酷的回忆还是会在不经意间就冒出头来。老团委书记张庆丰提起，自己曾在深夜时被学生叫到音乐教室接受审查，他被要求“从窗户里爬进去爬出来再爬进去”，回家后这个大男人哭了两个小时。当年的物理老师张连元刚一张嘴，就忍不住哽咽起来。“文革”中他曾因家庭出身问题挨斗，他的妻子——另一所中学的人民教师，于1968年坠楼身亡并被学校视为“畏罪自杀”。

        在将近3个小时的道歉会上，仅有这两次，老师们流露出了内心的痛苦。在大部分时间里，他们并不愿自己的学生执着于道歉这件事。

        “没有必要站出来道歉，你们也是受害者，当年是阶级斗争为纲，谁能不拥护？”年纪最大的老师张显传第一个发言。坐在他旁边的老党总支书记卢进则说，“老师对待学生，就像父母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学生犯再大的错误，我们也能理解。”

        “没有必要追究你们的责任。”张连元努力用手按住自己的眼角，好像在避免再次流泪。他抬起头，像是叮嘱般地说道：“但是要总结这一段历史，把法治建设提到重点，今后不再出现类似的问题。各位，我们希望你们能在这方面进一步作出应有的成绩。”

        面对老师的谅解，陈小鲁和其他几个校友没有再多说什么。在聚会结束的时候，计三猛忽然大声说了一句：“感谢老师的教育！感谢老师的宽容！”

        所有到场的老学生，不约而同地站起来，向坐在对面的老师们深鞠一躬。

        道歉会结束后，陈小鲁领着中国青年报记者回到了他的母校，北京八中。

        很多东西已经改变了。曾经的胡同平房已经变成金融街的高楼大厦，水泥地操场也被一座奥运会级别的现代化体育馆所取代。但陈小鲁可以毫不费力地找回当年的记忆。

        1966年8月的一天，学生领袖陈小鲁和浩浩荡荡的学生队伍一起，走出校门，穿过胡同，前往中山公园音乐堂。为了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陈小鲁组织了这场“四、六、八中”全部参加的批判会。他并没有想到，几个小时后，那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会被一群突然冲上台来的中学生打得头破血流。

       讲起这段往事时，陈小鲁朝校园里看了一眼。国庆长假还没有结束，除了几个保安之外，学校里空空荡荡的。

        “现在的孩子们可能对‘文革’没有什么概念了。我挺希望他们能了解那段历史，哪怕知道我们八中曾有过这么一段黑暗的时期也行，不要再去重演这段历史，不要斗争老师，不要斗争任何人。”陈小鲁叹了口气，从刻着“北京八中”四个大字的校门前走过。

                                                  文革与北京八中书记华锦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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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媒体广泛报道陈小鲁回母校开文革致歉会。陈毕业于北京八中，是该校革委会主任。一本名叫《文革受难者》的书中，记载了八中支部书记华锦的遇害过程，其中可间接窥见陈小鲁歉意的由来——

        华锦，女，1914 年生，北京第八中学中共支部书记。1966 年8 月多次遭八中红卫兵毒打并且被关押在学校中。1966 年8 月22 日早晨被发现吊死在关她的房间的窗栓上。红卫兵宣称她是自杀的。她的家人和学校的很多老师坚持认为她是被打死的。华锦死时52 岁。

       在北京，红卫兵学生打死人是从1966 年8 月初开始的，最早的杀戮对象是教育工作者。8 月5 日，在与华锦的学校距离不远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卞仲耘被活活打死。红卫兵暴力在文革领导人的鼓励下急速升级发展，在8 月下旬达到高潮，每日有数百人被红卫兵打死，还有大量的人在被毒打后自杀。华锦就死在红卫兵杀戮的高峰期间。

        1966 年8 月18 日，毛泽东站在天安门上接见了一百万红卫兵。这一接见的第二天，8 月19 日，北京第四、第六、第八三个中学的红卫兵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召开大会，“斗争”这三个学校的负责人和北京市教育局的领导人。这三个中学都位于北京西城区。在1966 年8 月，西城区是北京各区中打死人最多的区，也就是说，是暴力行为最为严重的地方。

        中山公园紧靠天安门城楼西侧，距离第八中学大约两三公里。现在我们不知道那一天华锦是怎么去那里的。当年八中的人印象深刻的是：副校长温寒江脖子上套着一根绳子，绳子的另一端在一个红卫兵学生手里。那个学生骑在自行车上，用手牵着绳子，拖着温寒江跑。温寒江跟在自行车后从八中校园跑到了中山公园。他身后还有学生用鞭子抽他。

        文革发展到那个时候，“斗争会”也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在群众大会上对“斗争”对象不但责骂诅咒，而且凶猛殴打甚至打死。8 月19 日那天，在音乐堂的舞台上，在上千观众面前，被斗者跪成一长排，被拳打脚踢，被用铜头军用皮带抽打。

        红卫兵打一阵，发言“批判”一阵，高呼口号一阵，又打一阵。如此下来，北京教育局局长孙国梁被打断了三根肋骨。温寒江浑身是血昏死在舞台上。其他人也被严重打伤。目击者说，被“斗争”者都被打得“不象人样”了，因为个个头肿如斗，满脸是青紫和血渍。

        在8 月19 日的会后，华锦等人在第八中学里继续被关押殴打。8 月22日，第八中学的红卫兵宣称华锦自杀了。他们说，华锦夜里吊死在关押她的房间的窗栓上。窗栓很低。他们说，华锦采取俯卧撑的姿势，趴在地上把自己吊死。

        在当时，“自杀”被称作“畏罪自杀”“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死有余辜”，自杀本身就是“对抗革命”的一项大罪。

        华锦的家属和第八中学的一些老师都坚持认为她是被打死的。但他们无法提供目击证据，因为华锦是被单独关押的，最后见到活着的华锦的人是红卫兵而不是他们，不过他们有如下理由认定其系被打死而非自杀：

        1、在8 月21 日夜，第八中学的一个工作人员，住在附近，听到有人在楼道里打华锦，打到很晚，打了很长时间，直到深夜，才安静下来。他没有看到，但是听到了声音。

        2、华锦已死，已经不能说出她到底受到怎样的折磨和摧残，但是从被打的别的人的经历可以了解八中红卫兵打人的严重程度。

        比如韩九芳是第八中学的副校长和化学老师，韩九芳的背上被铜头军用皮带打出两个大洞，她被打成这样的时候，是43 岁。她比华锦年轻9 岁。

        3、这个学校的红卫兵在同一时期还打死了学校外边的“牛鬼蛇神”8个人。

        4、华锦生前无任何自杀征象。作为资深干部，她经历过多次“政治运动”，不是没有经验的人。当她被打后，她没有说悲观的话，还曾经鼓励别的跟她一起被“斗争”和毒打的老师坚持下去，不要绝望。

         5、制造假自杀的事情在别处发生。在北京第六中学，红卫兵打死了校工徐霈田之后，把徐的尸体用绳子吊起来，在尸体下面放了一个倒下的凳子。他们把尸体吊得太高，根本不可能踢倒那个凳子。

        在华锦死去的同日，北京第三女子中学的校长沙坪也被打死。在他们之后，北京还有一批教育工作者被打死。在文革后的教育系统写的一份材料提到，1966 年8 月的两个星期中，西城区有近百名教育工作者被迫害致死，被打伤致残的不可计数。

                                                南都社论：迟到的公民忏悔在为民族清“毒素”
                                                                  2013年08月15日 09:23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南都社论

      “垂老之年沉痛反思，虽有‘文革’大环境裹挟之因，个人作恶之责，亦不可泯”，年届六十的山东老人刘伯勤的一纸道歉，开启了这个夏天“将道歉公之于众”的一场接力。《中国青年报》报道，刘伯勤在杂志登道歉函之后，河北邯郸退休宣传干部宋继超、湖南的温庆福、山东的卢嘉善、福建的雷英郎分别登报向“文革”中伤害过的人道歉。

        时过境迁，还提那些陈年旧事做什么？对此话题的讨论，不仅涉及道歉的内容本身，还攸关对此时忏悔的必要性审视。没错，历史已经翻过了那沉重的一页，国家与时代都在发展，发展到甚至后来者已经对那段过往的记忆足够模糊的地步。于浩劫的亲历者而言，记忆渐渐成了煎熬，成了挥之不去的梦魇，那些印有时间刻度的画面，尽管变得斑驳，但画面中所显现出的对文明的破坏、对人性的扭曲以及全民道德的失守，只因为从未真正直面并表达忏悔，时间越久，负累会越大。

        翻看垂暮老者写下的忏悔与反省，以及由此得以重新审视的个中片段，牵出的是对人伦、人性的惊诧与慨叹。安徽的张红兵在“文革”中，和父亲一起向军代表检举母亲的“反动言论”，导致母亲被枪毙；山东的刘伯勤等多位老人，向曾经批斗的师长道歉。很难想象，个人被时代裹挟、蛊惑所铸就的罪错，会有如此大的杀伤力，这些由行为及至记忆的元素，所留给当事双方的痛楚，永难愈合。

        人面对历史的态度，可能会有很多种，直面或许是最难的选择。面对曾经的“文革”灾难，具体个案的施虐者，痛切的受害者，甚至默默的围观者，往往同样缺乏回首的勇气，原因则可能会很多元。于施虐者而言，比如浩劫初结束时所担心的追责，比如无法面对亲人、师友的愧疚，当然，也可能至今不认为个人有罪错；于受害者来说，却可能是不愿、也不忍再想起自己曾遭遇的凌辱；至于围观者，或许在于对那些苦难、惨剧的无能为力，以及最终“选择闭上眼”的不堪。

        更何况，表面看来，那些历史的伤口，可能早已结痂，重提还有什么确切的意义？但是，一开始就曾试图模糊以待，或推给时代的说辞，虽然曾竭尽全力去抵抗，在历史面前，终究会被证明靠不住。揭开伤疤不是为了撒盐，而是在于试图实现民族心理的最终愈合。正如巴金老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倡议建立“文革博物馆”时所言，“脱下面具，掏出良心……只有牢牢记住‘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

        人是善于记忆的动物，学者徐友渔认为，人与其他动物对记忆的区别，不仅在于记忆的强度和持久性，而且在于记忆的集体性、社会性、民族性，对有些事件的记忆，属于全人类。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在接受采访时曾坦承“参加过对自己老师的批斗”，@新华社中国网事为此刊发评论认为，在历史的动荡和巨变中，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或施害者。现代化过程中，认识人性局限、清除自身“毒素”、忏悔甚至承认“罪责”，对重塑社会伦理、避免道德失范至关重要。必须要说，选择在垂暮之年勇敢地站出来直面曾经的罪错，那些老人是在为整个社会、国家与民族清除毒素，值得致敬，应该得到更多的响应。因为这不仅是个体心灵应有的救赎，更是集体记忆所必须的疗伤与反省，这一阶段，掐不断，跳不过。

        前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其作为国家总理的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意味深长地说，“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这就不仅需要亲历者勇敢地站出来发出警示与反省的声音，更需要后来者对历史的铭记，抑或争论、辩驳，进而构筑起对权力、暴虐的制度性防御。“对历史过错的道歉，目的不是追溯施害者的罪行责任，而是以全社会的名义承诺，永远不再犯以前的过错”，对这个国家曾经经历的纷扰、苦痛与不堪，需要足够的勇气去直面，进而才会产生足够深刻、清醒的认知，才真正谈得上“永不再犯”。以真相换和解，为这种深入的讨论与反省尽可能地创造更宽松的社会氛围，是国家与国民共担的责任，义不容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