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金子总会发光

                                              是金子总会发光

                                              ——记我的老同学张镇强——

                                                         达慧中

        张镇强是个只会说真话的人，如今，年已进入耄耋却越加执着，居然写出了百万字的杂文，出版了《盛世真言》、《当代民意散论》两本杂文集。我在敬佩之余，不禁感慨良多。

        我们相识已有五十个年头。大约在我上大三时，听说我们班来了位插班生，是比我们高三届的调干生，1957年被划为右派，在农场劳动了三年，如今安排到我们班。他无声无息的跟着我们一起上课，不多言多语。他在班上显然是个大龄青年，我们几个年龄最小的同学，与他相差九岁，在他面前显得更像毛孩子，根本与他说不上话，何况我还是个女生。刚到班上，他心中也有芥蒂，深怕同学因他曾是右派，对他有所疏远。不久，他与我们混熟了，觉得他是个极其爽快随和的人。到了四、五年级，我们分了专业，我和他均选择了世界史专业，因而有了较多的接触机会。当时我俄语已学习了六年，从四年级起，又开设了第二外语英语课。这下可抓了瞎，我们几个从  A、B、C、D字母学起。尤其是我，满脑子装得都是俄语的语法，俄语属于斯拉夫语系，与英语截然不同，我怎么也适应不了英语的语法，更不要说英语词汇了。可是张镇强的英语当时已是相当纯熟，能够阅读英文资料了，就凭这一点就让我对他刮目相看。

        在与我们相处中，对知识的渴求和对当时政治，尤其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感兴趣，拉近了我们几个同学与他的距离，年龄的差距却越来越显得不重要，他虽然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在我们中间仍显得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有时大家聚在一起讨论期终考试的问题，有时讨论人民日报上，连续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九篇评论。我们总是你一言我一语的讨论个没完。张镇强经常是讨论的中心，他对“九评”看得认真，掌握的资料也多，总是用他的湖北话，长篇大论地发表他的高论。说到激动时，还连说带比划，有时他的湖北口音，逗得我们哈哈大笑。其实我经常感叹他知识面广，也佩服他对政治问题有独到的见解，而不是人云亦云，俨然像我们的学长。

        有时我们也单独在一起交换意见。可能我的单纯和直爽使他另眼相看，觉得我更值得交往，相信他就是有些“言多语失”，我也不会“出卖”他，所以有时也对我说些不可对外人言的“心里话”。我当时的想法是：他对政治问题关心和直言不讳，一方面是我们都是学习世界史的，关心国际共运的发展是必然的；另一方面是他耿直的性格所致。但是就他来说，有了1957年反右运动的教训，在这些敏感问题上，应该多收敛一些，免得再遭厄运。但是他是已有十几年党龄的共产党员，对党的忠诚是他终生不变的原则，他习惯于向组织汇报自己对当前政治的认识，却没有想到这影响了作为党组织对他的看法，也影响了毕业时对他的评语。他的毕业论文是“评美国宪法”，根据他的学习成绩和论文的水平，作为我们系美国史专家杨生茂教授的得意弟子，他完全有可能留校做助教，但是他的右派问题，或许还有他评语中对他不利的言词，影响了他的去留。而是分配他到湖北的一个地质勘探队去做一名图书管理员。

        如此的失落对他的打击是不言而喻的。一个当初不甘于已是家乡中学校长的他，居然辞去了这样的“官职”，在1956年毅然决然地考入了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作为入党多年的青年党员，又是调干生，他做了班长。然而在1957年的整风运动中，他根据家乡农村的情况，为农民说了几句公道话。他认为，自己是农民的儿子，又是党员，本应向党反映情况。怎么也没有想到，在紧接着的反右运动中，却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划作右派被送往天津郊区农场进行“劳动改造”。在艰苦的环境和劳动中，他得了支气管炎，感染了肺部，于是半个肺被切除。家乡的亲人为他鸣不平，劝他放弃学籍，回乡务农，保住性命要紧。但是他不改初衷，病后仍坚持劳动，只为了争取再回到课堂上，将来能为党做更大的贡献。

        一个打击接着一个打击，文革开始了，他这个摘帽右派连做个偏远山区地质队的图书管理员的资格都不配，只能下放到食堂去当炊事员。此时，真是“屋漏又逢连阴雨 ”，在那个动乱年代，他失去了研究历史的权利，更让他至今痛心不已的是自己所钟爱的妻子，跟随他到了地处荒山野岭的地质勘探队，在一次医疗事故中失去了生命，留给了他四个儿女。这样的打击对任何人都是沉重的，他失去了一切，只有几个尚未成年的孩子，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他失去了生活的勇气了吗?他是否还能再站起来，与不公的命运再作最后的一搏？

        在炼狱中煎熬过的张镇强，终于凭借着自己坚强的意志，继续积蓄力量，等待着出头的那一天！后来四人帮垮台后，他给我写了一封长信，诉说这些年他的遭遇，他说，无论我遇到了怎样的困难，我每天都坚持一是跑步锻炼，二是读外语，我相信有一天我总会实现我的夙愿。

        这就是我认识的老同学张镇强。

        终于等来了四人帮打倒的那一天。蓄势待发，张镇强以自己扎实的历史学功底和掌握英、俄、法三门外语的实力，被武汉师范学院（后改为湖北大学）看中，他们非常珍惜他这样的人才，经过多方周折，想方设法解决他及四个子女的户口问题。在我国，户口是最难解决的难题，五个人的户口要一起进入大城市武汉是绝对不可能的。有关部门惊奇地问：“这个人有什么本事？一个人要带进四个人的户口，办不到！”学校说就等着他开世界现代史这门课呢，并拿出他在地质队时，翻译的两部美国史给他们看。在四人帮倒台后，这样的人才十分稀缺，有关部门也只好破例，同意解决户口，把他调入该校的历史系。

        在1980年他终于登上了大学讲坛，这时他已年近五十岁。蹉跎岁月，青春已逝，还能适应大学的讲堂吗？不少人用怀疑的眼光看着他。经历了十六年的磨难、十六年的隐忍、十六年的坚持，他梦寐以求的夙愿就要实现了。他像支蓄势勃发的航船，扬起了风帆、攒足了马力，开始远航。

       他做学问的一贯原则是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他在课堂上向学生们展示的是全新的面貌，他不是照本宣科，而是以丰富的史料、全新的视角，打开学生们的视野。在学术论著中，不是从多年已约定成俗的老旧观点出发，用贴标签式的方法去研究历史，而是一切研究从史料出发、从现实的具体事例出发，得出的是扎扎实实的结论。他善于思考，也敢于提出全新的观点，甚至敢与马列主义的导师叫板。这需要扎实的学术功底，更需要有十二万分的勇气和魄力，即所谓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勇敢的探索精神，对大量历史资料的深入研究，都是不可或缺的条件。难道他忘记了二十多年前的反右运动和刚刚过去的文革运动了吗？不会的，那些刻骨铭心记忆，是他终身的心灵之痛，然而，在他心灵深处，有着“吾爱自由，更爱真理”的信念。就是到了耄耋之年，他仍不改初衷。也许他在十几岁参加革命、参加共产党时，就树立了要为真理奋斗一生，一辈子都不说假话，只说真话的做人原则。

        想当初，我们在学校时，大家热烈讨论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这几十年他仍然还在穷追不舍地搜集资料，锲而不舍地研究。例如：斯大林的问题，他根据若干史料得出：斯大林不是列宁的接班人，而是他篡改了列宁的遗嘱，采用卑劣的手段，用一派打一派，大批的屠杀老布尔什维克，而窃取了苏维埃政权。长期以来，他十分关注国际风云的变幻，各种国际政治力量对比的改变，研究前两次世界大战与当今世界的形势走向，认为新的世界大战总的趋势可以逆转。此言一出，遭到了四面围攻，许多人认为，列宁关于“只要帝国主义存在，世界大战就不可避免。”的论断还没有过时，这种言论纯粹是仍站在右派的立场上的一派胡言。令他幸运的是，在一年多后，邓小平同志的这一理论公开发表，那些反对者只好偃旗息鼓。

        他把这些新观点引入课堂，同时组织主编了《全球风云九十年》一书，在湖北大学主持召开了全国首届帝国主义问题研讨会，参加了《中国大百科全书》拉丁美洲史部分词条的编写工作。出任了一届该校历史系系主任的工作。

        退休后，他结束了课堂教学，摆脱了教学大纲的束缚和繁忙的事务工作，在他面前展开了另一片广阔的天地。他在上大学时，选择的毕业论文“评美国宪法”，成为他一生所热衷研究的目标，并从研究美国宪法延伸到研究国内外诸多的民主及民生问题。他的视野从狭小的地面上升到了广阔空间，犹如一只雄鹰在广袤无垠的蓝天之上，俯瞰大地，下面的星星点点都尽收眼底。

        他平时的阅读可以说有范围，也可以说是没有范围，只要关乎民主和民生的诸多问题，大到世界风云变幻、各国政权纷争、国内人大、政协及各个政治权力机抅的问题，小到农村的村民选举、农民工讨债，甚至教育问题、环保问题等等，无不是他所关心的。

        这两本杂文集是选其精华集结而成，达九十万字。我们从这两部杂文集可以看出：张镇强不是一个只会坐在书斋里，撰写与世事无争的学术论文的学者，而是一位政论家。他目光锐利，思维敏捷，对当前的问题或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反映之快，反击之犀利，让读者、甚至编辑先生不敢相信这竟是出自一位年已进入古稀的老者。2004年10月8日肯尼亚环保部女副部长获诺贝尔和平奖后，张镇强立即撰写了以“保护环境是人类永久的‘和平’”为题的文章，《新京报》于10月13日将此文作为社论发表，其他报刊争相转载。他在文中指出：“安南说，在当今世界，和平的概念已经被扩大了。冲突并不总是政治的，贫困、疾病和环境恶化等问题也可能成为影响世界和平的因素。”“……现在把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一位环保官员，意味着，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不仅要求人与人之间和平协调的共同努力，更要依靠整个人类与客观自然界的和平协调的发展。”

        他对此事反映速度之快，仅次于美国《华盛顿邮报》。在此之前，他已发表过多篇有关环保问题的文章，说明他对当今世界问题的认识十分清晰、敏锐。

        张镇强的杂文可贵之处，还在于有独到见解，敢于与报刊上一些文章的观点提出针锋相对的见解，提出的一些立论时常具有前瞻性，甚至有些见解极具政治风险。如前文所说的关于斯大林问题、关于列宁对帝国主义与战争问题的论述。在其后撰写的杂文中，在民主化进程问题上，也有许多独到之处。他尤其关心农民的民主权利，因为中国农业人口占大多数，且是社会的底层，是通向中国民主道路的关键问题之一。但是有的著名政治学者却认为中国农民多，文化低，不能搞民主，若在中国搞普选，就可能选出一个无力领导现代化的农民政府，因此农民在人大代表中只能占极少的比例。2004年华东政法学院一位教授在《法制日报》上发表文章，提出只有到2050年才可望在总体上改变人大代表城乡比例。张镇强在《人大研究》（04年第12期）上发表文章予以驳斥，他说“这是农民不能接收的，也是笔者不能同意的。”三年后的2007年，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建议逐步实行城乡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在西藏新疆这些地方已实施了这一建议。

       在一篇“中国民主化还要等30年吗？”的文章中，他驳斥了“民主渐进论”。中共中央党校某研究室主编的《攻坚：十七大后中国政治体制研究改革报告》一书，提出的中国要用30年的时间（从2008年算起）才能完成政治改革，成为一个“中等发达的成熟的民主和法治的现代化国家。”张镇强对目前我国民主状况的严峻性进行了分析，他说：“目前权力、资本和部分知识精英已结成强大的统治联盟，他们不愿失去特权，有意阻挠至少是拖延政治民主化进程。‘联盟’的最新集中表现是国家和地方权力机关——各级人大特别是全国人大代表，90%以上为官员、企业主和知识精英所占据，80%以上的中下层人群没有自己的代表，发不出自己的声音。”“《攻坚》的时间表也没有反映中国在国内和国际领域需要尽快实现民主化的紧迫感，甚至根本无视这种现实需要。”“要想成为一个真正受人敬畏的世界大国和强国，光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迷人的市场是不行的，首先必须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

       他的杂文题目十分吸引人们的眼球，即使是十分枯燥政论，在他笔下都会变得鲜活起来，他的论述鞭辟入里，常在历史与现实中自由的遨游，从历史伸展到现代，从国外延伸到国内。说得头头是道，没有空洞的说教，而是用丰富的材料、生动的事例，把这些与每个民众息息相关问题，表述得亲切而又生动。一些生动的事例好似不经意间顺手拈来，其实这都是经过他日常的积累、烂熟于心的结果。

        真金不怕火炼，是金子总会发光。张镇强经历了多少跌宕起伏和磨难，在他的后半生，终于发出了熠熠的光彩，红叶胜于二月花，如今进入耄耋之年的他，给我的感觉却是正处在“盛花期”的壮年，精力充沛，思想活跃，仍有颗年轻火热的心，是位一息尚存，仍要战斗的斗士。著名的“军旅才子”兼国防战略家、国防大学政委、上将刘亚洲在阅读他的《盛世真言》之后，写给他的信中说：您充满“对国家、民族、社会、家庭的责任和感情”，“民主是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是人类文明的标志，中国的发展需要民主，这是硬道理。”“您用笔呐喊，为促进国家民主进程努力，民主的发展需要您。”

        曾有古诗云：“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张镇强正是一位常怀忧国忧民之心的人，他一生的所作所为和所说的真话都是出于此，这正是我对他的敬佩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