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国体制”，当不慎乎？

                    “举国体制”，当不慎乎？

                             赵国君

    随着奥运会上的大获全胜，弹冠相庆的大块总结必然紧跟其后，“举国体制”作为一种成功的体育管理经验也占据了媒体的中心，成为焦点。先是老体育人魏纪中先生，后是体育界最高领导刘鹏部长都对这一体制都做了详尽地介绍，肯定之情溢于言表。

    “举国体制”说白了就是在竞技体育领域内的“国家制造”，举全国之力，集中有限的人力、财力、物力，把一群人从市民社会中剥离出来，变成职业运动员，目的是拿奖牌，名号是为国争光。按照刘局长的话说，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据说这个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不但在现阶段的我国是行之有效的，即便是西方发达国家对此也是高度关注并兴趣浓厚，准备积极借鉴云云。

    应该说，竞技体育在这次奥运会上的大获全胜，确实凝聚了一代代体育人的辛勤努力与认真探索，也圆了中华民族的百年梦想，其社会意义与政治意义自不待言。我们为历次体育健儿取得的成绩心怀感激，他们在世界舞台上的骄人风姿树立了民族国家的傲人形象，也同样激励了代代国人的爱国热情，主体意识的张显乃至民族精神的觉醒与日俱显。体育之于国家重建，功莫大焉。

   但是，体育的真精神是这些闪亮的奖牌吗？国家力量的彰显果能靠举国体制来催化吗？国家制造的强力确有“政治春药”的神功，但短暂的亢奋过后，维系国家凝聚力的真精神到底是什么？力量何在？

    大的方面说，现代竞技体育已经大大背离了希腊体育运动的初衷。希腊的体育精神是一种“人人皆可为健儿”的全民健身运动，是“上到九十九，下到刚会走”都练一下，秀一把的集体狂欢。希腊人要的是健美，喜欢的是竞争。没有职业运动员，没有兴奋剂，更不可能把一群人剥离出来，以举国之力，辅之以技术和机器，打造成可以拿奖牌的“运动机器”。希腊体育玩得好纯朴呢。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恢复了古希腊人对体育的热爱，也着力想发扬体育的真精神，其良苦用心与良好愿望当然值得称颂。但是自“举全世界体制”的玩法施行后，在形式上就和希腊体育渐行渐远了，那时是城邦里的单人秀，此刻却是全世界的联袂登台，“和平的战争”，个体的光荣变成了以国家为单位的虚荣，其走样走板之处实在不能说是现代人刻意背离，而是形势使然，不得不然。因为，民族国家早已不是城邦小国，运动员也越来越职业化，新的玩法与规则渐次形成，此次转机与蜕变焉能不说是希腊体育的大升华？

    但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在理念上并不想背弃希腊体育的真精神，无论多少新变化，其坚持体育的竞争精神，规则意识没有变，其凝聚人心，健全体魄，呼唤和平的决心没有变。尽管，它确实受着政治与商业的双重困扰，但无论如何，体育就是体育，请把体育的还给体育，政治的还给政治这个念头其实还是满顽强的。透明的奥运，公平的奥运是必须提倡的，“更快，更高，更强”的口号是必须坚持的。

    “举国体制”的做法确实培育了一批金牌制造的体育健儿，可这是体育的真精神吗？

    体育是个体美的光荣展示，还是国家形象的代言人？是体育竞争精神的展示，还是国家政治的角逐？尽管载体是民族，是国家，但体育是否有超越国家、民族之上精神追求？

    同样，获奖的运动员在为国家与个人带来荣耀的同时，他们的身体是“健康”的吗？我甚至有所怀疑机器制造后他们的身体，他们的生活究竟怎样。举国体制此刻“催肥”了他们的身体，壮大了他们的力量，可这身体与力量是可持续的吗？在此，我真的不太赞同这种集中力量打造个体运动员的做法，我对运动员个体命运担忧，也觉得这种的体育制造不太符合我理念中的体育精神，无论理想的古希腊，还是“势利”的现代奥林匹克，都不符合，太有点儿为奖牌而奖牌了的味道了。尽管刘局长也在提倡体育是一种精神，但是从他对国家荣誉的过度关切上，我还是有一种“体育失精神”的担忧。体育太像政治的吹鼓手和国家神话的稳定剂了。

    国家说：我们需要你，我们制造你，你们以体育的面貌出征吧……

    体育的政治功能肯定有，但政治色彩还是过浓了些。

    我对举国体制的第二个担心是：国家制造之外，市民社会的体育生活怎么办？

    应该说，再耀眼的奖牌也是少数人的杰作，体育之于国家更重要的意义是“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是这个国家的人民都运动起来，参与到健康运动中来，这个资源怎么配置？

    竞技体育的资源配置据说已近完备，国家主导，社会参与，还有市场化，可是国民的世俗体育生活呢，这些关乎每一个的资源配置应该是政府多拿出些钱来吧，以纳税人钱为纳税人谋利不但是现代政府之责，也应该是一国体育更加注意建设者。体育的金牌固然重要，但全民健康比那个更重要。我们是不是应该向着市民社会的体育生活做更多倾斜？

    竞技体育可以代表国家去表演，给我们提提神儿，可市民生活的体育就是我们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是菜之外的饭啊。

    全民体育健身的意义不仅是提高了公民的身体素质，而且在多样的体育活动中又凸显了生命意识、规则意识与游戏精神，现代公民的素质训练尽在其中矣。

    美国的社区体育运动很发达，活动经常，形式多样，并且最可感人的是在比赛之前，参与者高唱国歌，虔诚敬重之情到处可见。吊儿郎当、酷爱的自由的美国人其实爱国得很呢。这样的“爱国主义操练”比起集中在某个国际赛事上高唱国歌的意义来不知大了多少。所以，你要健全的爱国，必须从细微处着手，宏大场面的爱国固然感人，存在于市民社会深处的每一个细节可是感人至深了。

    所以，与其举国之力，金牌制造，“集中爱国”，莫若有所倾斜，培育民间体育运动的根基，让爱自由的精神，竞争精神与游戏规则充盈其间，让爱国的情感时时蔓延于普通的生活中，岂不更好？

    至于，举国体制下的“集中力量”，若缺乏监督，怎么保证没有腐败？怎么保证将纳税人的钱用到了实处？在一种宏大叙事的政治正确中我们往往失去精微细致的考量，联想到近年来体育总局审计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依法律人的小心，还真有些担心呢？

     体育为什么？

     体育有其精神，之于国家的意义如此重大，“举国体制”，当不慎乎？

                                        2008-9-7午后

   
                     附:体育总局局长刘鹏称坚持举国体制 
                     日期：2008-09-07 作者： 来源：东方早报
  

    举国体制是许多国家在一些重要工作、重大工程中普遍采取的一种行之有效、效率极高的办法

　　应从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角度，全面认识竞技体育的综合效应和价值

　　对于举国体制，我们的态度很明确，一要坚持，二要完善

　　北京奥运会，中国代表团取得历史性突破，首次登上金牌榜首位，奖牌数也达到新高。作为中国竞技体育重要成功经验之一的“举国体制”再次成为中外媒体热议的焦点。近日，本报记者就“举国体制”相关问题专访了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党组书记、中国奥委会主席刘鹏。

　　记者：您能否给“举国体制”一个简短的定义？

　　刘鹏：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运动员在各类国际体育比赛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一条重要的经验是国家的高度重视和有效组织，就是集中有限的人力、财力、物力，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有效配置全国的竞技体育资源。我们将此形象地概括为“举国体制”。

　　记者：中国竞技体育为什么要实行举国体制呢？

　　刘鹏：我国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条件下，与我国国情和竞技体育的发展目标、发展战略相适应而逐渐形成的。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体育社会化、产业化水平都比较低的情况下，要想使我国竞技体育具备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必须在集中有限资源、实施有效组织等方面下功夫。

　　在竞技体育领域之所以实行举国体制，在我看来，这涉及如何认识和看待竞技体育的价值与作用问题。发展竞技体育，创造优异的运动成绩，是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体育文化需求的重要方面。高水平体育竞赛不但可以满足群众的观赏和娱乐审美需要，而且在弘扬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精神，增强民族自信心、凝聚力等方面更有着特殊的、无法替代的作用。

　　记者：请您介绍一下举国体制的运行模式与组织形式。

　　刘鹏：建国以后，我国初步形成了业余体校、体育运动学校、优秀运动队为基础的三级训练网，完善了运动员、裁判员注册制度和国家队集训制度，形成了一个有中国特色的运动训练管理体系，形成了每四年举办一次全国运动会制度和全国城市运动会制度。各省(区、市)也根据全运会的周期，举办全省(区、市)运动会，发现和培养优秀的竞技体育人才，这就是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雏形。可以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是实施举国体制的基础，为国争光的目标和有力的政府调控是举国体制的动力和保证，以国家队为龙头的多级条块结合的训练体系是实施举国体制的主要措施和组织形式，各级各类体育竞赛是实施举国体制的重要标杆。

　　记者：中国的全运会已经开了十届，但听说有些国家的全运会有更长的历史。

　　刘鹏：全运会并非中国特有，举国体制也不是中国的专利。韩国每年秋天都要举办全国运动会，至今已经举办了87届。此外，世界上许多国家也有类似的体制，不仅在竞技体育方面，还涉及其他领域。美国实施阿波罗登月计划、航天飞机计划，欧盟实施阿丽亚娜火箭计划也采取了举国体制甚至是举盟体制。由此可见，举国体制并非我国所特有，而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在一些重要工作、重大工程中普遍采取的一种行之有效、效率极高的体制。

　　记者：对于举国体制，社会上有很多不同的认识。那么在当今的社会发展状况与国际环境中，又该如何看待体育呢？

　　刘鹏：在人类历史发展中，体育扮演着重要角色。特别是进入现代社会，体育事业蓬勃发展，与经济政治文化的关联度越来越大，成为蔚为壮观的文明现象。体育是一种实力，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集中体现、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体育是一种文化，已经成为继音乐之后又一种世界通行的语言，人们通过体育来沟通和了解各地的文化，甚至把它作为考察一个国家和地区社会进步快慢、国民素质高低的重要指标；体育也是一种艺术，可以使人的力量得到体现、潜力得到发挥，使人有更高的希望和追求，使我们得到美的享受和生活乐趣；体育更是一种精神，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弘扬民族精神、凝聚人心、鼓舞士气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重视体育、发展体育，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记者：有人说应该让体育远离政治，回归游戏。您怎样看待体育与政治的关系？

　　刘鹏：体育的政治色彩淡，但政治功能强。从体育与民族意识、国家意识的密切关联来看，在不同国家、不同历史阶段，均有不同表现形式，在中国更有特殊意义。弱国无体育，对此国人更有切肤之痛。所以随着国家的发展进步，体育的振兴既是应有之义，更有超越体育之外的振奋民族精神、提高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凝聚力的重大作用和意义。

　　竞技体育的国际竞争，往往富有多重意味和丰富内涵。各个国家对于体育赛事，不但积极参与，而且竞相争办，其间的得失成败牵动着上至国家首脑、下至黎民百姓的神经。因此，我们应从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角度，全面认识竞技体育的综合效应和价值。

　　记者：有人说，举国体制就是计划体制甚至是集权体制，就是不计成本、劳民伤财。对此怎么看？

　　刘鹏：做任何工作都不能不考虑投入和产出、成本和效益。雅典奥运会后，有一篇文章说中国运动员获得一枚奥运会金牌，需要投入7亿元人民币。文章是这么写的：“2000年悉尼奥运会，体育总局事业费涨到每年50亿元。如此计算，雅典奥运会备战4年，中国就要花费200亿元。如果这次中国队获得30枚金牌，那么每枚金牌的成本差不多是7亿元，真可谓世界上最昂贵的金牌。”

　　这种说法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1988年，国家对国家体委的财政拨款为2.36亿元，到2004年增长到8.8亿元。对于国务院主管体育工作的一个部门来讲，这是个非常有限的数字。这笔钱并不仅仅是竞技体育投入，更不仅仅是金牌支出，它包括体育总局直属系统5000多人的工资、办公费、群众体育经费等。这个作者用其杜撰出来的数字，算出的每块金牌的成本，只需要稍加分析，便可以知道多么荒诞不经。

　　记者：举国体制真的就是国家包办一切吗？

　　刘鹏：举国体制的内容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与时俱进的。我国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虽然形成于计划经济时代，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举国体制也在不断改革和调整。目前，竞技体育经费的投入，已经初步形成了国家、社会、个人共同投资的新格局。有些项目通过市场运作，其市场资金来源已经超过国家的投入。很多体育比赛，已经由赛事经纪公司来运作。据粗略统计，国家体育总局各个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发展项目的经费中，市场开发已经占到了一半左右。地方体育部门的事业支出中，来自社会的资金也占到了一半左右。在部分地区，市场开发收入已经大大超过了国家财政拨款。还要看到，当今社会，体育不但能为国争光，还能为国增利。体育已经成为巨大的产业和高速成长的新的经济增长点，我国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的体育产业增加值已经占当地GDP的0.7%至1%左右；专家预测，北京奥运会对我国年度GDP的贡献率达到0.3%至0.5%。在这个过程中，竞技体育的有效组织和发展成就具有突出的引领作用。

　　记者：中国竞技体育要持续发展，是不是还要坚持举国体制？

　　刘鹏：我们将继续沿用举国体制这一名称，因为它既是我们优良传统、有效模式的一种概括，同时具有凝聚剂、动员令的作用。对于举国体制，我们的态度很明确，一要坚持，二要完善。

　　记者：听说现在很多国家都在学习和借鉴中国的举国体制？

　　刘鹏：是的。中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优势，已经引起西方国家的高度关注和强烈兴趣。一些国家积极借鉴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模式，主要是提高国家层面的关注和重视水平，加大政府的支持力度，加强不同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和资源调配。体制的改革必须是渐进的，前提是立足于国情，任何盲目照搬都不足取。1991年苏联解体后，老的体育体制受到很大冲击，建立西方市场模式的客观条件又不成熟，国家的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都大滑坡。目前，俄罗斯力图重振体育，采取了大刀阔斧的措施，其中就包括恢复过去的一些曾被遗弃的、有效的东西，比如试图恢复全国运动会，加大中央政府的调控力度，加强对资源的统一协调配置等，并收到了明显的成效。

    来源 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