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y.z

      y.z走了，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人类在癌症的面前基本上是无能为力的：一年多的呵护、各种的医疗手段、巨额的医疗费用，都不能挽留住她的生命。白床单罩着的是一张腊黄的、削瘦的、变了样的脸，足见这一年多的病痛对她的折磨是巨大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死倒是一种解脱。
     人类是脆弱的，衰老和死亡不可阻挡。三十六年前，她还是一位充满青春气息的姑娘，而我却象《十日谈》中的那位喜欢“绿鹅”的少年，可如今……。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一个阴霾的日子，在将乐一中教室的走廊的尽头，我避开所有的同学，独自一人怀着激动不安的心情拆阅着y.z的来信：“亲爱的弟弟”——第一行的亲密的称谓，温暖了我的全身。我们以姐弟相称保持着通信联系。一年多以后，我转学回到南平一中，她念高二，我念高一，距离近了，信也写不成了，彼此羞于约会，见了面又不善言谈。有一天，她塞给我一封信，说是她外祖父写给我的。大意是说：读了我给y.z的信，觉得我是一位有为的青年，希望能和我见面，落款是“武堤沙”。y.z鼓励我与她的外祖父见面。我在水东附近的一间杂货店门前踟蹰徘徊，见到店内昏黄的灯光下坐着一位飘着白须的面目慈祥的老人，我缺少跨越门槛的勇气，面最终没有见成。现在已经很难知道老人为什么想见我？假若真的见面了，他会对我说些什么？y.z又为什么要我去见她的外祖父呢？
      我们先后毕业离开了南平一中，但却同时踏上乡村教师之路（她一中毕业后又到南师进修一年），她在西芹的××小学，我在××农中，彼此之间尚通信联系，但已经不经常了。
      有一次，她在信中谈及，家里给她介绍了一位对象，是工厂的工人，又是河南的老乡，问我有什么看法。当时，我因为厌恶外边的喧嚣而把自己封闭在井窠的“世外桃源”中。我正在读微拉•凯特琳斯卡雅的《勇敢》，书中的三十年代苏联共青城的建设者们的生活，深深地感动了我，他们对待友谊、对待爱情的鲜明的、富有朝气的态度影响着我的情感世界。我在1966年4月的复信中，写下了既是作答、又是自醒的两条：
      一、爱情必须摆脱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种种影响，如金钱、地位、绝对的外貌美等等；
      二、爱情不应被束缚在个人生活的圈子里，而应使它熔入整个社会生活的激流中。
      现在回想起来，这两条之中仍多有空泛和幼稚，但它却真实地记录下我青年时代的思想与情感的轨迹。
      文革的最疯狂的头三年，我几乎失去与外界的联系。套话、假话讲不来，而把真话、实话写在信纸上寄出去，又叫人不放心。在当时的现实生活中，人们是不享有通讯自由的，因为一封信而获罪，甚至于被送上断头台的事时有发生。又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极少见面，以至于她的结婚和我的“自我流放”，相互间都是在事后才知道的。
      1969年9月，她得知我和m.j相恋的事后，写来一封信，信里说：“生活决不会永远折磨一个好人。”“你总算闯了过来，得到了幸福。”我猜想人们（包括了y.z），对于我的“主动插队”是无法完全了解其个中缘由的，但我又不能直说。我立即给她写了一封长信，诉说我这三年来的生活与心境。我只是想让她知道，我既不是在赶时髦，也不是在受苦受难，我的生活道路是由我的思想感情决定的。随信还附去了我刚刚写好的诗——《母亲》，其实这首诗非常苍白、稚嫩，后来我在整理《抒情诗三十首》时，根本上就把它排除在外。我在那封长信中还表达了这样一种想法：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不要太拘泥于形式，姐弟的称谓或许太俗一些。我不知道y.z会怎样理解我的这种想法，因为从那以后，一直到1983年我们都不通音讯，而且极少见面。农夫的生活使我本来就十分狭窄的交际圈变得更窄了。
      1983年鹏儿在实验小学读五年级，当y.z认识了鹏儿之后，托他捎来一个问候，这个问候打破了十几年的隔绝。我在给她的信中写道：“我完全融化在乡村的生活中，这就好象在生物的进化过程中，海豚已下到水里，它就再也回不到陆上。我打这个比方丝毫没有反悔和叹息之意。恰恰相反，我自认为我的生活是和谐的：在忙碌中求快活，于平静里得安宁。我的家庭生活也是和谐的：妻子与孩子们爱我，我也深爱他们。”
      她复了一封颇带伤感的信，信中谈到了她的丈夫、孩子，还谈到她的外祖父，并用那个没有下文的“可是”结尾。
      1986年7月，在南平的大街上偶遇y.z，并受她之邀第一次拜访她的家庭，见到她的先生和两个孩子。关于这次拜访，我在1986年7月12日的日记中有过记载：
      “老L给我的初步印象还是可以的。对妻子体贴，甚至有些顺从。谈吐方面也颇为得体。但我却从y.z的一、两句慨叹中强烈地感觉到她的不满意，甚至于有些瞧不起。我暗地里想：顺从与缺乏某种气魄，或许是男人重大的弱点。在男人们看来，脾气好的丈夫不可多得，而女人们却不看重这些。我在祈祷着，希望她与她的老L之间的差异仅此而已，希望这个家庭能平静、安宁与和睦。”
      以后的九年间，我们既未通讯，也未见面。1995年春节期间，我值夜班时随手翻阅电话号码簿：K.y.z——839469跳入眼帘。我按这个号码轻轻一拨，电话那头立即传来了熟悉的声音。几天以后，她第一次拜访我的家庭，第一次见到m.j。我在1995年2月9日的日记中写到：
      “岁月不铙人，九年不见，y.z见老了许多，毕仅是年过五十的老大姐了（我自己又何偿不是这样），但是青少年时代的年青、美丽的印象却永远也抹不掉。我提议从今以后要常来常往，这也是我的心里话，在经历过二、三十年的世事沧桑，对于生活，我变得更加自信。但是，当她以极大的不满意谈及她的先生时，我实在无言以对，我只能按照中国人的方式劝慰与开导，找出的理由连自己都难以说服。愿y.z能多一点快乐！”
      从那以后，我们保持住起码的交往与联系：出席她女儿的婚宴、不时地通电话、难得地和她一起把南平的大街逛了一圈，我们边走边聊，我还毫无保留地向她讲述《回首往事》和《抒情诗三十首》的写作与整理的内情。
      接下去就是她的发病，辗转治疗。去年五月份，我趁出差之便曾到省肿瘤医院探望她。没有想到那一回见面就是永诀！
      我慨叹岁月无情：从青春年少到恋爱婚嫁、到生儿育女、到儿女成人、到嫁女娶媳、到衰老死亡，回过头来看，只是瞬间的事情。生命规律不可阻挡！

                                                                                          1997年5月6日―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