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教授，你走的太远了

                                                 张教授，你走的太远了

        兰州大学生命科学院客座教授、兰州大学经学研究所所长助理张正春最近在“博客中国”上发表了两篇文章：《反思文革，重新认识毛泽东》和《正确认识文化大革命》。作为一位文革的过来人，读罢觉得有责任非说几句不可。
      

         张教授在《反思文革，重新认识毛泽东》一文中称：
        用“整体历史观”的方法审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重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贡献，可以肯定的是，对比“法国大革命”、英国的“光荣革命”以及苏联“解体”式的“历史调整”，“文革”的历史代价在过渡阶段的“政治暴乱”中是比较小的。在“文革”中打倒的一大批领导干部“上山下乡”、“深入群众”、“改过自新”，一旦“文革”结束，全部平反上岗，成为改革开放的“生力军”，他们富有活力、思想解放，他们精力充沛、具有“空闲”多年的积极性爆炸性地释放出来，成为毛泽东为中共保留的“战略预备队伍”，这又是多么英明的远见？
        在十年“文革”期间，领导干部被“整顿”和“清理”，积习难改、高高在上的“精英阶层”下台以后“深入基层”，无非是“劳动改造”、体恤下情，而“工农兵”上台、“草根阶层”翻身执政，陈永贵、吴桂贤等毫无靠山和“背景”的“劳动群众”成为国家副总理，这种角色转变给整个中国的思想观念造成了怎样的冲击？纵观历史变革，“工农兵”上台执政都是在“血雨腥风”中完成的，而“文革”却是如此“和平”过渡，这不正是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吗？
        “文革”适当地延缓了中国经济的“发热”过程，保全了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这不是国家之福吗？
        张教授在《正确认识文化大革命》中归纳了文革的三大历史贡献：文化大革命至少有三大历史贡献：
        1、空前彻底地解放思想
        2、培养和锻炼了一大批领导干部
        3、全面调整社会结构、促进人口流动和思想文化交流，保持社会的活力。
        张教授在“两文”中还称：
      “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是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他们以牺牲自己和‘中共领导集团’的利益为代价，保全了整个民族的利益，广大劳动人民并未受到‘文革’的‘伤害’，相反，‘统治阶级’被打倒，劳动群众‘扬眉吐气’，这有什么不好呢？”
       “文革是少数人（统治阶级或经营阶层）的悲剧，对于绝大多数（贫下中农）社会底层的劳动群众而言，毋宁说是一个‘狂欢节’”
       

        我原先以为张教授是“正话反说”：比如把文革“打倒一大批干部”说成是为他们在改革开放中释放“空闲”多年的积极性创造条件，是毛泽东为保留“战略预备队伍”的远见之策；把文革中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说成是“适当地延缓了中国经济的‘发热’过程，保全了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是“国家之福”。但是读了张教授的全文，我才发觉，张教授对“文革与毛”的观点是系统的、顽固的。
        张教授文中说“在我一岁的时候，因为父亲被打成‘右派’ 下乡劳动锻炼，母亲毅然决然带着我离开城市，到农村去陪伴父亲，成了真正的农民。十几年后，父亲平反任职，母亲回到城市工作。因为出身不好，爷爷是地主，父亲又是右派（反革命），我的童年备尝艰辛，少年时代遭遇同学的歧视，在‘地富反坏右’的阴影之中看到广大‘贫下中农’的孩子们扬眉吐气的样子，真是羡慕和向往”。我推算张教授为1956年生的人，1966年文革发生时10岁，而到文革结束时已16岁。人生10到16岁的经历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阶段如果受到过度的惊吓和恐吓，又缺乏适当的心理抚慰和正确的引导，很容易得“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张教授少年时期的经历和他现在对文革和毛的顽固观点，使我怀疑他得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而且病症不轻。

        1981年6月27日中共第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认定：
      “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决议》对毛与林彪、四人帮作了切割，但是《决议》将“文革”认定为是“给   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无疑是正确的。这应当是认识、评价文革的底线！
       否定文革暴行，这是对文革受难者的侮辱与亵渎；美化毛时代，这是在忽悠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年青人。我认为：“否定文革的暴行是没有良心，想回到毛的时代是没有头脑”！ 

        张教授，你走的太远了！

                                                                                                                2009年10月30日

附关于文革的旧文两篇：

                                                         不要忘记1966年5月16日

       史学界有一种说法，把1966年5月16日作为文化大革命的起始日。我们姑且不去探究这是否合适，从那一天算起至今已整整三十年，然而对于文革历史的研讨与反思，远没有进入实质性的阶段，甚至于还人为地设了几个禁区，误导中国的老百姓。
        谬论之一：不要纠缠历史的老账，一切向前看。
        文革是一场空前的浩劫，它给我们国家、民族、人民所带来的灾难是深重的，文革的暴行罄竹难书。剖析文革发生的根本原因、性质、危害、罪责、历史教训，对于中国的发展有着极其深刻的意义。糊里糊涂地把这一页翻过去，主要是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得利的只能是专制主义，受到损害的是中国民主化、法制化的进程。
        谬论之二：把毛泽东与林彪、四人帮两个犯罪集团区分开来，把文革的罪责只归咎于林、江集团。
        毛泽东从来都称自己为文革的始作俑者，并把文革炫耀为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
没有毛泽东的个人独裁、个人迷信就不可能发生文革，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文革的一切暴行，毛泽东必须负首责。为毛开脱不是出于对毛的崇敬、感情，说穿了还是一种政治需要：害怕引起多米诺骨效应。
        谬论之三：说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本意是好的，为了反修防修；说毛在文革中是伟人犯了错误；说对于毛应当“三七开”：三分错误、七分功劳。
        我想，毛的功罪只有在中国真正结束专制主义，走上民主与法制的道路时才能够实事求是地评说。打天下对于共产党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功劳，但共产党的天下也不是毛一个人打的，包括在文革中受到毛打击、排挤的共产党的元老们，如朱德、刘少奇、彭德怀、邓小平，甚至连林彪在这方面都功劳不小。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上看，改朝换代是否是一种历史的进步，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的封建王朝，这肯定是一种进步，但蒋介石又建立起独裁统治，这就很难说是这种进步的延续。一九四九年的革命推翻了蒋家王朝，可能是一种进步，但经过短暂的七、八年，中国实际上复辟了封建独裁统治，而且其暴虐的程度比历史上的任何暴政，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史实仅用“三七开”恰当吗？我相信，毛最终要作为中国现代历史上的最大的暴君而被钉在耻辱柱上。
        谬论之四：文革的发生不是因为制度上的原因，而是因为在制度实行的过程中出现了偏差。
        其实，文革的祸根早在五十年代中期就已经埋下。最近，我读叶永烈的《沉重的1957――不应忘记的过去》，章伯钧、罗隆基、王造时、彭文应……，这些著名的反蒋亲共的民主人士，在反右运动及其后的悲惨命运是很能够说明一些问题的。
        一党专制最终都要演变成个人独裁，现代中国和苏联的历史、毛泽东和斯大林的政治脚印都在揭示着这种必然。
        我们应该从制度方面去寻找病因，不要天真地以为，建国前十七年基本是正确的，文革只是一个例外。也不要天真地认为文革的历史不可能重演，个人独裁与个人迷信也不可能死灰复燃。在目前的气候下，或许三十年前的那一幕不会马上就发生，但是，只要我们没有摒弃专制主义的土壤，形势就会逐渐地发生变化，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出现某种形式的极端――当然它不可能蠢到就叫“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我想，中国人总有一天要彻底清算文革。那一天的到来，标志着中国将告别专制主义，走民主与法制建国的现代之路。
       从文革的历史中，我们能够挖掘出宝贵的经验与教训！                             

                                                                                                                1996年5月16日

                                                              文革探因

        文革对于我是一个永远也谈不够、永远也谈不完的话题。我们在思考发生文革的原因时，不妨提两个耐人寻味的问题：
        一、假若毛泽东是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他有可能在美国的土地上发动文革吗？
        二、假若赵紫阳处在毛的历史位置上，中国会发生文革吗？
        对于这两个问题，相信大多数人都觉得容易回答。我们能否透过答案去思考一下发生文革的本质原因呢？
        我认为是政治制度、历史传统、文化背景、民族性和领袖个人的品质酿成了文革的悲剧。
        不管统治者给这个制度贴上什么样的标签：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民主的，但是从本质上说，与封建专制毫无二致，文革又把这种专制推向极端。
        中国的根深蒂固的封建传统、厚重的封建文化的沉淀造成了我们民族性的严重的缺撼：认命、逆来顺受、对于权力的恐惧与臣服。中国的老百姓是最好统治的老百姓，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最好驾驭的知识分子，这是中国统治者的幸事，但却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悲哀！
       毛泽东是绝对暴虐的。自命不凡（他自己也认为，他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和对武力、斗争、恐怖的崇尚，使他在成为最高统治者后，实行的是一整套的暴政，一九五七年的反右和一九六六年的文革是两大标志，毛泽东也因此而登上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暴君的宝座！
        历史往往有它的必然性，也有它的偶然性：专制是产生暴政的温床——这就是必然性；统治者个人的品质又决定了暴政何时发生？在什么程度上发生？——这就是偶然性。
        我们太需要对于历史的反思，尤其是对于文革历史的反思。我不相信，象文革这样一段悲惨史会稀里糊涂地翻过去；我也不相信，毛泽东能永远心安理得地躺在水晶棺里，接受着顶礼膜拜而不受历史的审判！
       中国的事情难就难在何时迈出第一步上，但这一步终究是要迈出去的，而且这一步必定是石破天惊的！

                                                                                                                 1996年6月8日